书屋2004-0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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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13〕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4〕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注释：
〔1〕〔6〕〔9〕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3〕刘峰：《1958年军委反教条主义》，《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4〕王鹤亭：《关于李德在苏区的一些点滴回忆》，《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5〕江拥军：《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开国初期两位老帅的一段公案》，参见《读书文摘》。
〔8〕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10〕刘培一主编：《元帅的晚年岁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43～144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281～283页。
〔12〕〔14〕董保存：《风起钓鱼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23～24页。
〔13〕权延赤：《庐山会议新说》（《大时代》杂志增刊），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
——破解邱岳峰之谜
？ 张远山
弁言：邱岳峰神话中的邱岳峰之谜
最近读到两篇怀念已故配音大师邱岳峰（1922～1980）的佳作。一是画家陈丹青的《邱岳峰》〔1〕，二是作家严锋的《好音》〔2〕。陈丹青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只写邱岳峰，对李梓、刘广宁、童自荣、毕克、尚华等人却一笔带过。严锋的文章虽然只给了邱岳峰一半篇幅，而把另一半篇幅留给了孙道临、毕克、李梓、刘广宁、丁建华、向隽殊等人，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配音界一代豪杰如青藏高原般的世界屋脊性质，是为了烘托邱岳峰这座珠穆朗玛峰的至高无上。
陈丹青一心一意倾全力于个人抒情：邱岳峰是“伟大的例外，嗓音的诗人，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严锋则顺便引全国人民为同道：“我个人惟一的偶像是邱岳峰，我周围的同学也同我差不多，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
作为“当时的全国人民”之一，严锋的话真是令我怎么听怎么别扭：“当时的全国人民”的惟一偶像只能是毛泽东，怎么会是邱岳峰呢？我的中国心告诉我，严锋的话越是听着别扭，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诚如严锋所言，中国确有亿万邱迷，网上甚至有新一代邱迷开设的“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3〕，这是其他配音大师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他们只能在“中国配音网”上孵澡堂般挤挤一堂。尚未成为“邱岳峰神话”之信徒的新一代如果问其父兄为何对邱岳峰如此癫狂，父兄们的回答一定不留余地：因为邱岳峰是全体配音大师中最伟大的大师，而且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但这一类似于“顶峰的顶峰”（林彪语）的笼统颂扬并未揭示出实质，因而新一代或许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邱岳峰是惟一的大师中的大师？父兄们答曰：
“邱岳峰表现反派和‘另类’角色简直天纵其才。”（陈丹青）
“我们是多么喜欢他配的这些坏蛋啊。”（严锋）
至此新一代不再追问，而是立刻去看老译制片。结果不看则已，一看便着了道儿，因为不论少长，中国人都在感情上喜欢那些外国坏蛋。于是超级坏蛋邱岳峰成了万人迷，其信徒正在滚雪球般不断壮大。但邱迷们决不会同意我把邱岳峰的颠倒众生称为“邱岳峰神话”，更不会质疑这一神话难以自圆其说的种种破绽。正因为不是邱迷，我才认为“邱岳峰是惟一的大师中的大师”是一个神话。
我承认邱岳峰为外国坏蛋配音是天纵其才，我也承认邱岳峰的外国坏蛋魅力无穷，然而如果必须在配音演员中选一位大师中的大师，我认为只有毕克才当之无愧。因为邱岳峰专配坏蛋，毕克专配英雄，而我喜欢英雄，不喜欢坏蛋。
仅仅把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原因归功于邱岳峰的超凡声音魅力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就音色而言，邱岳峰没有任何优势。邱岳峰的出色同行苏秀认为：“邱岳峰音色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不大好听。”〔4〕陈丹青承认，邱岳峰的声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严锋形容邱岳峰的声音是“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这种不大好听的、瓮声瓮气的、沙哑阴郁的声音，陈丹青却说“性感透顶”，并且独具慧心地在音色之外概括出一种“邱岳峰语调”，严锋则认为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响起来，浑身便会如中魔法，一片酥麻”。其实“一片酥麻”与“性感透顶”是一回事——邱岳峰的声音或“语调”确实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欲仙欲死的审美高潮。然而究竟是什么“魔法”，导致毕克的外国英雄虽道高一尺，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却魔高一丈？
我并不想以颂扬毕克的方式加入神话创作的擂台赛，我对创作神话的新版本毫无兴趣，只对神话的祛魅和解构有兴趣。新神话只能替代旧神话，却无助于解构旧神话。所以我只想问一些略显小儿科的简单问题：为什么从普通观众到画家作家，几代中国人都对外国坏蛋如此着迷？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坏蛋的痴迷又十分怪异地移情到配音演员邱岳峰身上？爱屋及乌固为人之常情，但爱屋及乌之后却爱乌更甚于爱屋，是否过于反常？这就是本文试图破解的内在于“邱岳峰神话”的“邱岳峰之谜”〔5〕。
拙文《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6〕曾经探究了中国观众看当代中国电影时的反常价值取向，本文则希望进一步探究一下，这种反常价值取向为何一成不变地殃及外国电影。因此本文可视为上述拙文的续篇，一如电影的续集。
中国观众看中国电影时喜欢坏蛋，看外国电影时同样喜欢坏蛋，表面看来顺理成章，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因为在不正常的年代里，英雄与坏蛋在中国电影中很多是被颠倒的，所以在观看英雄与坏蛋并未颠倒的外国电影时，真正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喜欢英雄，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坏蛋。
在中国电影中，被拔高的英雄很乏味，被丑化的坏蛋还相对有趣些；但在市场意志自由舞蹈的外国电影中，英雄不仅不乏味，而且比坏蛋有趣得多。福尔摩斯、霍克尔·波洛、詹姆斯·邦德无条件地比他们的一切对手、一切罪犯有趣，以演正面人物为主的头号喜剧大师查里·卓别林无条件地比以演反派人物为主的第二号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7〕有趣。因此虽然在看中国电影时，我像大多数中国观众一样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但在看外国电影时，我却无条件喜欢毕克的英雄，而不喜欢邱岳峰的坏蛋。看日本电影《追捕》时，我喜欢的只能是毕克的杜丘而不可能是邱岳峰的堂塔。在无与伦比的配音盛宴、被严锋称为“译制片配音的顶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毕克的赫克尔·波洛不仅比乔榛的赛蒙·道尔、刘广宁的杰基这两个罪犯有趣，也比李梓的林内特、丁建华的女仆、赵慎之的富孀、苏秀的黄色小说家、童自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所有配角有趣，更比邱岳峰的雷斯上校有趣。虽然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但与毕克的外国英雄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当然真正无条件的喜欢外国英雄，应该不受配音影响，事实正是如此。看法、意合拍片《佐罗》时，我无条件喜欢英雄佐罗（童自荣配音），也无条件讨厌坏蛋维尔塔上校（邱岳峰配音）。可见我对外国英雄的痴迷与谁为外国英雄配音无关，与为外国英雄配音的毕克或童自荣的声音魅力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外国英雄具有外国坏蛋完全缺乏的魅力。
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因此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很正常，然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毕竟比毕克的外国英雄略逊一筹，因而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而毕克却被冷落又很反常。如果中国观众喜欢中国坏蛋的理由是坏蛋比英雄有趣，那么喜欢外国坏蛋的理由就不可能是坏蛋比英雄有趣，而一定别有理由。
一、心理学的消极理由：逆反心理的条件反射
中国观众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认同坏蛋不认同英雄的逆反心理，确实是在观看中国电影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产生角色认同，起初很少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最后却成为一种必然。
表面看来，中国坏蛋的主要罪恶是反抗，然而那时中国电影所宣扬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使中国观众恍然大悟：这些中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反抗，而大多是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要命的是，观众恍然大悟之后继之以大惊失色：坏蛋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中国电影高亢激昂的道德说教锋芒所指，就这样把每一个中国人都逼入了“有罪推定”的道德陷阱。因此“觉悟很高”的亿万革命观众，即使原本不认同坏蛋，更谈不上与坏蛋有什么精神共鸣，也只能被迫与电影里的坏蛋产生角色认同，个个心怀鬼胎，惶惶不可终日，以待罪之身，怀侥幸之心。中国观众看一场中国电影，等于是参加一场以自己为批斗对象的批斗会——这正是中国电影令人厌恶且必然催生集体性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
中国观众与中国坏蛋的惟一区别是：坏蛋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正常欲望，而观众有同样正常的欲望且渴望满足却不敢像坏蛋那样付诸行动。所以观众在被迫承认自己与坏蛋一样有欲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起码灵魂有罪。观众当然希望为自己具有欲望且渴望满足加以辩护，但电影中的中国坏蛋虽然敢于把满足欲望的冲动付诸行动，却不仅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认同坏蛋的观众辩护，而是无一例外地像观众一样承认自己有罪，一边自打嘴巴，一边大叫“我该死”，在没有欲望的英雄面前乖乖地低头认罪了。何况中国坏蛋在满足欲望的行动中，都心虚胆怯且技艺拙劣，根本无法与没有欲望的中国英雄对垒，完全不堪一击。中国电影千篇一律的坏蛋必败且惨败结局，对全体中国观众的“教育意义”真是非同小可。为了逃避真实人生的必败和惨败，中国观众虽然不得不认同坏蛋，却不敢像坏蛋那样反抗。因此与中国坏蛋的角色认同，使不幸的中国观众更加痛苦——自觉认同近乎自虐，被迫认同则近乎不加抵抗，不得不处于欲望与行动、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人格分裂中：感性好恶上，认同甚至喜欢略有真性情的中国坏蛋；但在理性选择上，却不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受侮辱受损害的角色；感性好恶上，不认同更不喜欢毫无真性情的中国英雄，但在理性选择上，却非常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既风光又有特权的中国英雄。既然在实际生活中做英雄没机会，做坏蛋没胆量，他们的惟一选择是伪装成没有正常欲望，伪装成完全失去了人性。
认同坏蛋而不认同英雄，就这样成了中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时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逆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