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春秋 作者:古彧-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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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枪的靶子，于是争相引进各种新式武器，镖师的火器时代来临了。
洋枪洋炮传入中国，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开始主政清廷。镖局因为常常为一些大官僚、大军阀看家护院，也算交情不浅，请他们代购一些火器，一则是为了自身安全，二则也是为了给这些雇主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这些人当然乐而助之。并且常常借职务之便，慷慨地赏赐给镖师们几支好枪。
对于镖师来说，虽然很看重自己的传统武艺，但毕竟火器要比冷兵器的杀伤力强百倍，因此，接受这种新生事物，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在不几年的时间内，毛瑟枪、左轮手枪、六响炮等新式武器，就成了镖师们手中的利器了。
据史考，清末时期的高记铁铺就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只是该铺生产的“金眼毛瑟”（土造步枪）和“六响炮”是土造方法，枪管均无膛线，发火后子弹乱飞，打不了几枪，枪管即灼热膨胀，不能再打，而且做工粗糙低劣。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中国很先进的火器了。当时涿州高家镖局通过洋行的朋友购得了二十支美国海军淘汰下来的大号左轮，这种枪又名海盗式手枪，枪管长，笨重，美国海军淘汰了这种武器，陆军更不会使用，所以洋行就把这种本应回炉的笨家伙运到了中国，高家购得了这些枪支之后，哥五个被镖局的同行们称做“五虎生翼”，因为这些左轮和手冲子（土火铳）比起来，不但准、远、快，而且还能连发七响，五虎成为双枪将后，着实让黑道上的朋友闻风丧胆。
镖师们虽然使惯了传统的武器，对传统的技艺掌握运用得比较娴熟，可是当新式武器来临的时候，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并很快掌握了。
镖局火器也坎坷
凡是科学新技术诞生或被引进的时候，总是要遭到人们的排斥和质疑，甚至是拒绝，作为镖局的新式武器——洋枪，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这种反抗力量首先始于清廷的守旧派，端王爷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为端府护院的镖师建议选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却遭到了这位王爷的拒绝，说什么：“张之洞虽是两榜进士出身，但空读了圣贤书，身为天朝封疆大吏，却购洋人机器，聘洋匠造枪，纯属耗中国之财力习舶来之淫巧，使不得，使不得！”
再加上义和团在山东、河北兴起之后，也打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视一切带有洋字的物品为异端，凡是带有洋字的一切物品无不代天毁灭。就连与洋兵打仗时缴获的洋枪、洋炮也毁而不用。走南路镖的车队和义和团相遇时，团民们照例要检查镖车上有无洋货，一经发现，一律没收，镖师身上如有“六响炮”，例行收缴，并嘲笑镖师无真功夫，有的镖师携带的六响炮是高记铁铺的产品，经解释后竟免于被收缴，于是高记左轮手枪一下子成了镖界的抢手货，但却给高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一些团民认为高记铁铺既然会造洋枪，则一定是私通洋鬼子的二毛子，留下来一定是祸害，于是将掌柜高文祥杀害，其弟高星桥只好弃店另谋生路。
镖局的辅助武器
镖局在使用冷武器和火武器的同时，还使用着一种特殊的辅助武器——活武器。所谓活武器，主要指的是以驯养的动物为防守、进攻、联络的武器，这些活武器主要有镖鸽、镖犬和镖鹰三种动物。关于镖鸽在信镖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这里主要说说镖犬和镖鹰。
镖师常年在外走镖，虽然有车马代步，但终要受车马劳顿之苦，风尘仆仆奔波了一天，投宿之后须要好好休息，可是住店后店主并不负责保安，少数值班的镖师看守众多的镖车的确是个问题，稍一走神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镖师在走镖时常常带上训练有素的镖犬，镖犬白天在镖车的笼子里睡觉，晚上放出来守护镖车。
由于镖犬这种活武器在走镖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镖局都很注意对镖犬的训练。要想培养出优秀的镖犬，首先要选好种类，甘南地区的藏獒，体重凶猛，一只可敌三狼，十分性烈，但是对主人却十分温顺忠诚，是不可多得的好武器。其次就是狼狗，镖局的狼狗都是精心培育出来的，是狗和狼的杂交，然后用第一代狼狗和藏獒再次杂交，培育出优秀的镖犬。所以镖局有一种说法，“趟子（走镖）三件宝，走马、毛瑟（九子手枪）、二代獒”。倘若身边有条好的镖犬，不但可以睡上安稳觉，出事的时候还能助上一臂之力。
镖师们宠爱镖犬和世人宠爱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哈巴狗、狮子狗是太太小姐们怀中的玩物，镖犬是镖师们的“助手”，非常之时，关系到镖师的生死，同时也可以给镖师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清朝贵族以弓马取天下，太平之后行围打猎的活动代代相传，于是狩猎成了一项传统。狩猎就离不开放鹰纵狗，要鹰犬配合才能稳操胜券。同样的道理，保镖的辅助武器既然有镖犬的存在，自然也少不了镖鹰这个凌厉、凶猛的活武器。一只训练有素的镖鹰胜得过多少袖箭和飞蝗石的暗器，而且非常灵活，配上鹰犬可谓“陆军、空军大联合”，让盗贼望而生畏。
第十三章镖局武德
我们知道，镖局是以赢利为第一目的而组建的企业，那么，在当时各种企业监管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中，镖局的镖师会不会见利忘义呢？
当然不会。中华民族素来有尚武的传统，而行武之中大多是重德守、讲道义之士，镖师个个又都是武林中顶呱呱的“尖挂子”，更是恪守武德。
仁义礼智信为本的武德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是文人墨客、上层统治者向来尊崇和提倡的道德规范，这道德标准在性情豪放不羁的习武之人能起到作用吗？
“穷习文、阔练武”，虽是民间的口头禅，但也反映出了习武练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与现在的“富学艺”现象差不多，学习音乐、美术这样的专业，要买钢琴、纸张、颜料，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行的，家里负担不起的，有这个爱好也只好学其他的专业。所以作为镖师，一般祖辈都是练习武术的世家，起码也是衣食不愁的人家，家里平安的时候这些都没什么，可是一旦败落，就像现在的学生一样，要么务农，要么打工，打工也就是到镖局上班。这些人自幼的理想可不是当镖师，而是搞个武进士、武状元什么的，但是考武秀才、武举人光会练家什是不行的，也要略通文墨，考武进士非得通晓兵书策论不可，而一般的私塾先生大都是教些诗经论语、唐宋诗词之类的东西，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请到专业的高人。比如弓、马、骑、射都是武科举的必考的科目，你骑着一匹耕田犁地的马，怎么进考场呢。只有训马师训练出来的战马，跑起来不会乱蹦、乱蹿，让骑马的人在马背上如在平地，便于骑射，只有马疾箭准才有成为武进士的希望。
所以，习武之家一旦家道中落，他们对于武进士的前程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小康农户家的子弟，习武练功的目的是为了强身自卫，不受人欺，有人找上门来时，家中好有个“顶门杠”。可是家境走下坡路后，饥寒交迫，要为生存而奔忙，子弟练得一身好功夫后，又不甘心当一个贫穷的庄稼汉，于是，有不少人就走上了当镖师的这条路。
在封建社会的尚武时代，习武世家常常被称之为“国家干城”，是正途军官成长的摇篮，正统观念很强。哪怕家景中途败落下来，其思想意识也不会骤然间发生更变。特别是中华几千年来的文化教育，使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原则和忠君为上观念早已化为了他们的自身血肉和自觉行动。非礼勿为、情发有止、尊师重道、恪守武德更是他们自察自省的自律标准。故此，作为镖局中的镖师，通常来讲在武德上不会有太大疵点。
从镖局的组成人员上讲，镖师之间不是同出于一个师门的师兄弟，就是以习武世家结成的家族集团，即便是由退役军人组合而成的镖局，大家也都是十分熟悉的。这种亲密关系，不仅能够使他们在镖路上同生共死，而且在生活中也能够相互监督和制约。所以，镖师的武德通常在江湖上都享有良好的口碑。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淳朴的道德品质、伦理观念、礼义行为反映到镖师身上时，是和封建正统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所以镖师既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不会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而镖师成长道路上的外部条件，更促进了镖师特定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发展。镖局的组成、经营管理的方式、劳动人事的制度，给镖师特有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他们有着良好武德的一种客观保证。
处污泥而不染的品德
镖师的意识形态和武德能够得到保持和完善，镖局的内部环境固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但镖师职业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和镖师打交道的不外是商、官、匪三方面的人物，这三方面也是保镖行业能够存在的相关阶层，那么，镖师会向这三个相关的阶层转化吗？
与商同行不为伍
商人是镖局的雇主，镖局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着商业的发展和兴隆。商人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但是是富有阶层，镖师和商人的雇佣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你出钱我出力的平等交易，你有雇佣不雇佣的权利，我也有受雇不受雇的自由，达成交易后签订一纸文契，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协议执行完毕后，一切关系即终止。如双方有缘分，就成为老主顾，建立比较稳定的契约关系；如无缘分，从此以后也就如同路人了。镖师中虽然有人改行从商，那只是偶然的，不带有普遍的意义。镖师和商人尽管是封建社会里荣辱与共的相关阶层，是业务上的老伙计、老搭挡，可是在思想上却几乎是黑白不染。商人惟利是图，镖师是疏财重义，有穷大方之称。商人之间是互相倾轧，镖师之间却是铁血同当，风雨同舟。尽管偶然有镖师商化的，可是绝对不会发生商人镖化了的事例。从中也可看出，镖师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实有特殊的独立地位。
与官共处不共事
官僚是镖师的第二个雇主，官僚是为皇权服务的阶层，可是官僚对于皇权来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旧王朝覆灭时，大部分官僚是不会成为殉葬品的，新王朝不但可以接纳他们，同时也需要他们为自己服务，不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内部斗争中是这样，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政权也不例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就明令明王朝的中下级官员留任。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爱新觉罗氏定鼎入关后，不但接收了大批的贰臣，而且对于不肯与清王朝合作的明王朝遗老旧臣，只要不仕南明者，一律保留官僚身份和免役特权。五代时的冯道写了一部《长乐经》，记叙了自己历任多朝、臣事多主、长享荣乐的历史，此公可谓官僚的典型，他的指导思想是不管谁当皇上，他都叩头称臣，都甘心当奴才。可是官僚之中王莽者流也是不乏其人的，为人臣之时，暗定取旧主而代之的反志。鉴于这两个原因，皇上对官僚又不得不防。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建立自己的亲军，所以对文武封疆大吏经常调动，不能长时期专任一方。
曾国藩是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功臣，他统率亲手缔造的湘军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后，带领为数不多的卫队北上进京，受封领赏，没想到慈禧太后和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带了多少兵来？”曾国藩回到私邸之后，绕室彷徨，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而李鸿章接受了曾国藩的教训，进京面圣时轻装简从，一兵不带，在北京的寓所中也不驻一兵一卒。故能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不断委以重任。
从根本上来说，镖师为官僚服务既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也不是家丁、家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契约关系，协议的条文基本上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是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不可能是封建礼仪上的平等。双方合作，只不过是双方都站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各取所需而已。至于那些在军队中退役后而加入镖局的镖师，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们早已对官场心灰意冷，况且军界素有“兵不再役，好马不吃回头草”之说。因此，这样的镖师更不可能向官僚转化，卑躬屈膝向他们效忠。
与贼同路不同道
镖师和贼匪不能互相转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意识形态中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皇权、对社会、对祖宗、对鬼神的态度上。镖师和贼匪都承认皇权，不同的是，镖师尊重皇权，盼着有个好皇上，自己也好沐浴恩德，当个尧舜之民。贼匪虽然承认皇权，但对“皇帝老儿”已经绝了望，因此常常与皇帝老儿叫板，有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镖师和贼匪虽然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可是对社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镖师虽然生活困窘，但能够接受这现实。而贼匪对于现实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待遇是不能接受的，落草为匪、结伙做贼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抗议和反叛。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镖师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可以说是儒家在武林中的传人，镖师信天命，对神佛虽然敬仰，可是并不崇拜和畏惧，也不畏鬼，认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贼匪不信天命，可是怕鬼畏神，对鬼神的态度和对人间官吏的态度一样，是惧之、畏之，并不尊之、敬之。贼匪的鬼神观念极强，怕神降罪、怕鬼敲门，所以叩头烧香，遇庙则拜，可是又没有宗教信仰，宣称“神鬼怕恶人”。镖师虽然今生血斗，可是对来生和彼岸也很关心，所以镖师遁迹空门、为僧为道者不乏其人。贼匪只顾今天，不管明天，所以很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镖师处污泥而不染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决定了镖师就是镖师，不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个体，它都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又进一步促成了镖师意识形态的稳定，意识形态不但决定政治态度也决定了镖师的生活方式，更是决定了镖师作为一个习武之人的武德——职业道德。
洁身自爱的品行
镖师在个人生活上大多能洁身自爱，贼匪们常说“吃喝嫖赌我不抽（抽大烟）”，因为当贼为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嫖、赌，如抽上鸦片烟，五尺之躯也就要困卧在床，也就难以当贼为匪，也就不能吃喝嫖赌了。嘎杂子们是以“坑、蒙、拐、骗，我不偷”为信条，因为坑、蒙、拐、骗几乎无人过问，偷则触犯王法。镖师常年和贼匪、嘎杂子打交道，不但与坑、蒙、拐、骗、偷绝缘，而且也不沾嫖、赌、抽的边儿，在生活上追求的也就是吃大碗肉、喝三盅酒而已。
镖师的业余时间不多，即便在休息的日子里，也仍然要早起遛马、练功、习武，这三件事完毕后方能休息，到茶馆品品茶，逛逛天桥、庙会。
老北京的茶馆中有不少书茶馆，茶客们一边品茗，一边听评书。茶馆中流行的书目大多是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其内容充满了封建正统思想，贯穿着忠君、敬上、守义、孝亲，而且是片面的愚忠，单方面的守义。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