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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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
“先私情而后公事”；所谓“私情”，一是指他和曾国藩的师生之情，一则谓“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隐喻黄翼升已经改换门庭、换了大哥之意。所谓“公事”，也有两层意思：既云“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言外之意则是协剿苗逆至缓且小了。上一封信，他就很不客气地提醒曾国藩：“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 ；“私情”当厚于门生，“公事”莫急于苏州，可说是占尽情理，“而吾师必欲苦逼”，显见得在埋怨曾国藩漠然无情、蛮不讲理。埋怨归埋怨，耍赖也得有说辞，他的缓兵之计则是等李军“将各防接替”后再调黄军，否则，“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从五月“调”到十月，从夏天“接”到冬天，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办事的话，早就可以参得他体无完肤了，这会还忝着脸说“死亦甘心”，李二先生真是赖皮到家了。接下来，则是指桑骂槐的“大不敬”，也是此份文本最可玩味的部分。表面上说彭玉麟、杨岳斌、唐训方不下基层，瞎指挥，而紧接着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则非质询“诸公”，而是在直斥曾文正公了。这十三个字的画外音好似在说：“只有你们湘军的事才算是事，只有你家老九的南京才算攻城。苏州就不是攻城？淮军就不配建功？李鸿章就不配做事？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我，不信那一套了。我要告诉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知道这句话么？你听得懂这句话么？且！”饱含着屈辱的泪水，李鸿章发出告别青涩岁月、进入成人世界的愤怒吼声，这不仅标示他作为个体的独立，也在宣告淮军业已脱离湘军，成为一支独立军队。
瓜熟蒂落，成长总是意谓着决裂。当然，此处所谓决裂，乃是精神世界的一空依傍，独立寒秋，而非现实世界的谢本师，逐逆臣。因为，冥冥中似有天意，并不愿意破坏这对师生的半生缘。南北事态的顺利发展，消弭了此次忠诚与背叛的危机：写就此信后的第三天，李鸿章就克复了苏州，无庸“暂留”黄翼升；而与此同时，苗沛霖军被陈国瑞攻溃，淮河也无庸黄翼升“协守”。尤为奇妙的是，搭载此信的安迪禄船在途中焚毁，曾国藩并未见到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决裂宣言 ，心中不必凭添无谓的“纤芥”。曾、李二人注定要走上各自的道路，惯于弄人的天意却不著痕迹的消泯了可能的现实决裂，让二人的离合在时间中显现为渐行渐远的温柔轨迹，而不是空间中斩然可辨的北辙南辕。
9。苏州杀降
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 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辞）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
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 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 ，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 。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旋即苏州告急，谭绍光“日日飞文前来”，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坚决不允。好说歹说，要他“助饷十万”，方准东去。不得已，李秀成变卖家产、首饰，凑齐十万“保证金”。同时，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内必须“回头”，否则，“依国法而行”。太平天国除了天父天兄之类的宗教米汤是否还有别的干货，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详，但类似这种以私济公的操作手法倒是屡见不鲜。到苏州后，草草几仗，太平军节节败退，防线越退越后，眼见得大势已去。除了谭绍光，其他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隐约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与他们交心：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众人大表忠心：
“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 ；
古今叛徒措辞，如出一口。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中。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既然说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识趣而退，成全这桩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李秀成黯然作别苏州。
于是，郜云官等人搭上淮军魁字营营官郑国魁这条线，“递禀乞降”。郜、汪先后密约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边“单骑相见”，湖光秋色中，吃大闸蟹，喝花雕酒，谈笑间定下大计（伯牛按：此分食单系鄙人揣测之辞，暂无可靠史料证明）。双方都相信洋人最讲信用，遂由戈登居间做保。谈判有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慕逆”就是慕王谭绍光，他是死硬分子，“坚忍凶狡，百倍寻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债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头来见，否则无以表示诚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机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旧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语神态间暗示他避身远祸。而他不便将此情况透露给谭绍光，否则会立即发生内部火拼，白白送了众士兵的性命，而无补于大势。李走谭留，实在是形势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义，只能怪谭绍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军水陆齐攻，为投降造势。谭绍光“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训话，郜永宽使个眼色，“伪天将”汪有为挥刀即砍，谭绍光当场毙命。随即又将“慕逆死党杀毙千馀”，开门迎降，郑国魁、郑国榜率领一千多人进城“弹压”。次日清晨，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来到淮军大营，“验视无讹”，程学启、李朝斌、黄翼升督率大队入城，又捕杀“慕逆”馀党（主要是两广人）一千多 。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性疲骸俦拼寺疑保滴旃街妗２蝗唬蛏虾Ｒ淮胤剑揖阅丫米ぁ＝褚蚋么σ灞ㄔⅲ杭锤迷舴耍┎恍徘骞伲聪倒晕纯贤冻希的松虾ｅ莆髦寰簧⒅省薄。�
滥杀降众，适足坚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统战事业。威妥玛采访清军劣迹，传达洪仁囊饧褪侨扒逋⒔烁Ъ媸招Ц臁Ｇ逋⒋由迫缌鳎戮湃辗⒉济髭停翱烫芑疲樾邢鳌本屑啊霸羟保�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
明令不准杀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随同剿贼”，或“递送回籍”，或就地安置。而且分级负责，落实到人，兵勇杀降，“按军法从事”，其主管则“从严参办”。这条法令发布于元年末，苏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然则，杀降已经不仅是军事处置失措的问题，而是违法行为。
谕旨是硬性规定，“杀降不祥”的历史教训和阴骘迷信则是软性约束。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何晏有个评论，说得很深刻、很精彩：
“（杀降）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
从战略、政治的角度看，杀降不仅仅是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而且直接增强了此后军事行动的难度。商场如战场：投降与受降，就是一种契约；杀降，则是单方面违约；违约，则再无信用可言。商业上失去信用，最坏的结果无非不做生意；军事上失去信用，则此后不论强弱悬殊到何种程度，敌军都不会投降，而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己决战。语云：“哀兵必胜”；而养成哀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杀降则恰好成全对手，使之成为一支哀兵。敌军成了理论上“必胜”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兵法云：战者、气也；能量守恒，气也守恒，故敌我双方的士气，总是此消彼长，没有双赢一说。战争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局部战役来激励己方士气、削弱敌军士气的长期过程。所谓关键战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歼强敌，最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增强己方士气、削弱对方士气。如果打赢一个局部战争，却鼓舞了对方的士气，那不就是得不偿失，“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么？再战，则“何众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这是杀降不利于全局战略的经验之谈，还有一个杀降不利于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谈：
“（李）广与望气王朔语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犹‘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难封”，是个成语，看了这段对话，我们总算知道“难封”的真实原因，乃是杀降惹的祸。抱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可以不信王朔的话，身处万恶旧社会、满脑子迷信思想的李鸿章、程学启可不会无所顾忌。由此可见，杀降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短视行为，更是有伤阴骘的缺德行为。李鸿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则，郜永宽等人敢于投降，无疑也将上述原则当作一种保障。而且，戈登居间作保，他们可以“挟洋自重”，无疑更让他们确信自身安全及降后待遇俱有保障。
那为什么郜永宽等人还是被杀了？据李鸿章的说法，主要是条件没谈妥：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馀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永宽）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薙发。维时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 ；
如果真实情况如上所述，毫无疑问，郜永宽等人是在逼着李、程杀降。虽说杀降不祥，但是，受降如受敌，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无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郜永宽等人献城而不缴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战准备，明显欠缺诚意。郜云官不曾“薙发”，继续保留“长毛”的造型，似乎为再度回归太平军留了条后路，也算是诚意不够的表现。尤为过分的是“ 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这两条。二十营，根据淮军军制，当有一万多人；上引明谕规定如何处理降众，说的是由“该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该降人决定留用多少、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