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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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冲突的事情发生。中国人那时议论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应该如何遵守〃中国人的规矩〃。所谓〃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关乎法律的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和礼仪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外国人见到中国官员甚至中国皇帝的时候，是否应该跪下磕头；外国人对中国有些事物的议论，包括妇女的小脚、科举、一夫多妻、鸦片等等，中国人是否应该给予回击；最激烈的，是讨论是否应该把这些洋人们请出去，因为他们的举止和长相实在令中国人看着难受：〃他们信上帝，干吗不在自己的家里信？〃
外国传教士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景仰的中国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疟疾，发高烧，御医们束手无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疟疾的病人都可以进入皇宫治疗。皇帝此举的目的是广泛实验各种中药的药效以寻找治疗疟疾的办法。皇宫里的实验开始了，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场观看，其中一个传教士记述了他看见的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宫的空地上朝天地各个方向念念有词，〃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然后让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后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和尚被皇帝赶出了皇宫。于是，在广东传教的两个外国传教士接到谕旨：立即进京。传教士赶到北京后才发现，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皇帝决定要吃西药。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在太监们和大臣们惊慌失措的眼神下，康熙皇帝喝下了传教士送进来的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药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好从法国带来了整整一斤。中国皇帝喝下西药的时候，就有太监和大臣大哭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国人毒害了虽然皇帝是在四位甘愿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无恙之后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对国家的富裕、安定和强盛充满自信的皇帝才敢于这样做：这样的皇帝，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国皇帝的高烧居然很快就退了，惊人的疗效让中国皇帝觉得传教士们个个是神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金鸡纳霜已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药。
于是，在那段帝国少有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美妙时光里，中国皇帝的身边开始每天都有外国传教士走来走去。这些传教士中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是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人。院士们受到法国皇帝的资助来到中国，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国地理，为绘制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做准备，因为没有中国的世界地图就称不上是世界地图。至于绘制地图有没有军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传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们想趁机〃劝说中国皇帝入教〃。皇帝已经在主持制订历法时在一个叫做汤若望的传教士那里领教了科学的魅力，并且知道了传教〃先驱〃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中国皇帝要他们当自己的自然科学教师。
中国的皇帝在紫禁城里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赏给传教士们居住，当然，传教士们也同时每天在紫禁城内品尝着中国皇宫内御用厨师们的精湛手艺。
传教士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传教士们很辛苦，因为中国皇帝〃上课〃的地点是清■园，就是后来成为颐和园的那个地方。因此，无论天气如何，传教士们都要从城里按时赶到〃课堂〃。中国皇帝学习物理、化学、外语、几何和数学，疲惫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做化学试验：把一种液体混合到另外一种液体中去，并且观察混合后的反应。皇帝很快掌握了计算球体、锥体和多面体体积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观察天空，想像着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几何方法测量山的高度、河的宽度。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聪明好学十分惊异，其中一个叫做白晋的法国传教士为此写信给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于异教诸王。〃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浚《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兵工学〃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教会学堂〃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帮助他人〃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本会的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来往置于更向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中国丛报》1838年5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华帝国的失败结束，这是外国势力依靠大炮打开中华帝国大门的一年。从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一次公开并且合法化了，因为，标志着战争结束的条约中明确写有这样一条：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据说，这一条本来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开放口岸自由传教〃，但是，形成正式文本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发现〃开放口岸〃改成了〃中国内地〃。这是翻译人员做的手脚，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在帝国官员和洋人之间担任翻译的都是传教士也只能是传教士。
来到中国执行〃上帝旨意〃的外国传教士们把在这块土地上传教的种种困难都想到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生存的深层意识中根本不需要耶稣和天主。西方的宗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风马牛不相及。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在外国洋枪洋炮林立中国海岸的背景下，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中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帝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帝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帝国中的一品大员，与总督和巡抚平级；副主教与帝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帝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成为并列于帝国各级政权权力机构的另一个〃政府〃。中国百姓即使见了知县这样的地方小官也要跪下磕头，而自从有了传教士，中国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同样也要磕头，因为主教或者神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