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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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城内的血流遍地，尸横如山的战斗，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例外。
中国人占据着“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道德所向。无论洋人们能够列举出万般理由：现代世界的秩序、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促进一个落后民族的进步等等，却都不能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如同中世纪欧洲海盗横行的年代一样，他们在蛮横地武装侵入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利用经济实力的优势，对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掠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这样的入侵，其奋起反抗的行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间逻辑的。于是中国人面对洋人进行的战斗理直气壮。这是中国人的“天时”。
中国人占据着“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战场地理。洋人们漂洋过海，龟缩于异国都城之中的几间房屋里，甚至连中国兵书上所说的“背水绝地”都不具备，因为，不但他们的身边没有河流，他们连喝的水都要断绝了。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战场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墙壁和窗户能够更结实一点。
中国人还占据着“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都城里的战斗的参与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而帝国的正规军队向战斗地域开进的时候，市民们更是夹道欢呼。同情洋人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参加战斗的中国人不缺粮食和一切补给，北京平民几乎家家都在倾囊相助，因为这已不是“乱民”在胡闹，而是帝国政府在行动——“倾其国力，尽其所有”，声势浩大，威武雄壮。
“战斗”无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团民”英勇无比。
洋人们胆战心惊。
大炮、地雷、火药。
洋人们弹尽粮绝。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为我家，数十万人同仇敌忾，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
中国人在本国的土地上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击的洋人们男女加之老幼总数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于异国他乡极其狭小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人几乎根本不会在这场不能称之为一场“战斗”的战斗中失败。
六十多天内烽火连天，六十多天的“战斗”“异常酷烈”，而最后结局竟然是：中国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年轻的义和团团员和帝国的兵勇——洋人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历史残酷的真实是无法用习以为常的思维理解的。
义和团们首先攻击的是京城内的教堂。其中攻击最烈的是北堂。
北堂，即位于西安门内北侧的西什库大教堂，为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主教就是那个曾被帝国皇帝授予二品顶戴封的法国传教士法维埃——中文名：樊国梁。西什库教堂建于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黄金时光中，那时的樊国梁雄心勃勃，立志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天主教在东方最庞大、最坚固的基地。为此，财大气粗的天主教会有足够的金钱在中华帝国的都城修建一座足够辉煌的教堂。设计图纸上显示，这将是中华帝国土地上的最高建筑物。但是，当拿了“回扣”并且和教会签订了合同之后，帝国的官员们发现，如果这座教堂按照图纸修建起来，站在教堂的顶楼上，紫禁城内皇家的一举一动都将一览无余。于是，在反复交涉没有结果之后，帝国政府表示“愿意付出建筑费的三倍价钱”来换取对合同的修改。教会方面同意了，惟一令他们遗憾的是，早知道就应该把教堂的建筑费用估算得更高一些。即使如此，竣工的西什库教堂依旧是一座精美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它至今依旧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上，只不过1901年以后做了大规模的修缮，这座高大的灰色宗教建筑上的斑驳烟火痕迹消失了——如同中国人关于它的记忆一样。但是，洋人们的记忆是不会被轻易抹掉的，因为那些心惊肉跳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
在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之后，惟独西什库教堂依旧矗立，于是，它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岌岌可危了。
教堂受到攻击时，教堂内正“人满为患”：在这座教堂里供职和从外面逃来的神职人员已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为逃避义和团的杀戮而躲进教堂避难的中国男性教徒一千多人，而教徒们携带的老人妻孩，加上外国人的妻子、孩童，妇孺人数达两千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非武装人员——除了恐惧之外，他们手上什么也没有。
负责教堂防守的武装人员共41人，即法国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叫做奥利维利的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这些外国军人是两个星期之前在中华帝国政府的允许之下从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的联军中的一部分。他们是6月1日下午被分配到西什库教堂来的。
也就是说，西什库教堂受到攻击的时候，保卫教堂的是41条洋枪。
大约是在6月16日左右，强烈预感到危险即将临近的西什库教堂大门紧闭，门口和窗户已经用装满土的布袋垒起了防御墙，法国和意大利官兵们开始昼夜值勤，警惕地注视着教堂四周混乱喧嚣的街道。
教堂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被严密包围。
大约在早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射进了教堂，箭上缚有信二：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你们天主、耶苏（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99页。）
两封信全是写给在教堂内避难的中国教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能够里应外合杀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赏银子，平分洋人们的财产；如果不从，“破巢”之日，格杀勿论。义和团的“劝降书”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他们的战斗对手——教堂里的那些外国神职人员和联军官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中没有人会写洋文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义和团们给予洋人们的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路——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们的哀求，如果他们出来哀求的话。
然而，西什库教堂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个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教堂外，整个北京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教堂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枪趴在了窗口，他们决定和这座教堂，和这座教堂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没有里应外合的迹象。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西什库教堂的进攻开始了。
最先的“战术”是使用帝国农民们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制作的“喷水筒”——似乎是一种人力压缩的装置——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西什库教堂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教堂烧塌，但是，教堂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轰然一声巨响，教堂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帝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击的位置，当场就有六个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响起：“杀——”
这声音在酷热的气温中艰难地扩散着，听上去声波颤颤抖抖。从教堂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教堂里开始往外射击，职业军人的射击极其准确冷静，而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男性教民也开始射击了，他们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重复出同样的程序：当几个年轻农民的身体轰然倒地后，向前拥动的人潮骤然退去。片刻之后，再一次。
“杀！”
“杀！”
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
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