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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宄苋枋贰罚泄悴サ缡映霭嫔�1995年10月版。）
直到今天，中国海防线上依然遗留着当年中华帝国修筑的炮台遗迹。中华帝国的海岸炮台大都修筑成半圆，临海的一面有高台，而身后却是敞开的。这个半圆，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人可爱的单纯：身后不用担心也不用提防，因为身后是自己的土地。于是，修筑在炮台后面的弹药库，也是敞开式的，并且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作为炮兵来讲，保障弹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没有了炮弹，大炮不如一把匕首。“狮子”号的这发炮弹，神差鬼使地脱离了正常弹道，正好越过炮台落在了帝国炮兵的弹药库中央。堆积成小山般的千万发炮弹瞬间被引爆，在巨大的爆炸声和火焰中，方圆10里内所有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巨大的烟火冲上万丈夜空。千年前，帝国就能够用砖砌长城，千年后的帝国却依旧用土堆炮台——爆炸摧毁了西北炮台，这座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包括管带封得胜，当场被炸死。
爆炸声刚落，联军的强攻恢复了。幸存的西北炮台上的官兵拿起了枪。
这次是日本人一马当先。日本人和俄国人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日本人要显示自己的善战，他们首先冲到了炮台前的壕沟边，直接冲击炮台大门。
黎明的曙色已经荡漾在大沽口海面上了。
清军官兵纷纷离开炮位，冲出围墙，和联军展开肉搏战。
西北炮台的兵力700人，经过一夜炮战，能够参加肉搏战的仅剩下200人，而联军拥上来的官兵是900人。
日军上校夫部冲在最前面，他带头冲进炮台通道，立即被一颗子弹打倒。日军中尉白石接替他的指挥位置，带领官兵继续冲击。最后时刻，数十位衣衫褴褛的帝国官兵被挤压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围成了一圈，东方人黑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长辫盘在头顶，被硝烟熏黑了的面孔扭曲成一张愤怒的面具。他们端着枪，举着刀，发出低沉的吼叫。联军官兵们没有上前，他们在高处架好了机枪，然后开始扫射。
中弹的帝国士兵在倒下之前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开枪。
一个日本士兵爬上了西北炮台，刚准备挂上日本国旗的时候，头部中弹摔下来。一个英国士兵接着爬上去，升起了英国国旗。
英国国旗在中国大沽口西北炮台升起的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5时30分。
东方天际一片血红。
帝国的北岸炮台失守，联军开始集中攻击南炮台。巨大规模的炮战重新开始。但是，南炮台的弹药库也中弹爆炸，在帝国炮兵弹药已尽的同时，联军从侧后的强攻也步步逼近。
罗荣光跪在炮台上，向着西北方帝国都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荣光无能，辜负天朝雨露！”
6时3分，帝国大沽口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炮台的整个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西方战地记者走上炮台，记下了他们看见的情形：“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描述应该是真实的。
中外史料中均没有帝国官兵投降的记载。
惟一有出入的是，帝国的步兵没有参加战斗，英勇战死的全部是帝国的炮兵。
帝国的步兵没有增援。帝国有可以在短时间内调来数万步兵参加战斗的能力，如果增援的话，战斗的结局决不会像1900年6月17日早晨这样，因为联军的兵力是极其有限的。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帝国直隶总督裕禄数次接到罗荣光请求增援的报告，但是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他依旧在这个火光冲天的夜晚睡得十分安稳。他的理由是：保留重兵守卫京津。
放弃大门退守内室，是何战略？不得而知。事实是，三天后，天津沦陷。
对国家感到绝望的罗荣光服毒自杀。
在中华帝国，前线军官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失败后依旧活着。他们惟一的选择是自杀。这样的死被中国的伦理道德视为“殉国”，殉国者的灵魂将会受到长久的景仰。
几天之后，大沽口炮台旁边荒凉的海岸边，密密麻麻地堆起了成百上千个土坟。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数千人全部阵亡。联军方面66人死亡，170人负伤。
中国的大沽口炮台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但是，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的联军军官们依旧心情沉重，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西摩尔部队的任何消息。
赴京卫队总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官兵难道全部被义和团消灭了？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精神恍惚地在闷热潮湿的夏夜中徘徊着，他的身边是不断掠过的冷枪流弹的嘶叫声和修复铁路的官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他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黄昏的时候，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国人溜进了他的车厢，这是北京公使馆派来充当秘密信使的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公使馆两天以来向西摩尔方向一共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其中两个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侥幸到达西摩尔车厢的中国人传达了北京公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数百名欧洲官兵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彻底的洗劫。”西摩尔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但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铁路在修复和破坏中不断循环，义和团们不但顽强地破坏铁路，而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小规模的袭击一直在持续。更严重的是，联军的给养已经枯竭，义和团把周围村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转移和匿藏起来，并且破坏了周围所有可以提供饮用水的水井。目前，北京公使馆的安危对西摩尔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率领的2000名官兵的生死。前进似乎不可能了，而一旦撤退，义和团必定步步追击，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黎明到来了。并不知道大沽口的联军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西摩尔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然官兵们没有行军的力气。
趁着黎明前的寂静，寻找食物的俄军和德军分队出发了。他们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但是，在所有的村庄里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中国人藏匿食物的本领世界第一。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11时的时候最后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卧倒，在车站上为撤退做最后准备的联军官兵们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的联军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这就是中国史料上用兴奋的字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纪念、在帝国的那段苦难时光里惟一可以被称之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1900年6月18日。
袭击一开始，联军们立即感觉到这次袭击和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是中华帝国正规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在迟疑了很久之后，帝国正规军终于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具体地说，应该和义和团们站在一起，一致面对列强。虽然帝国的军队肯定是得到了朝廷的指令才参加作战的，但是，帝国的官兵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仅仅在昨天还执行追杀义和团任务的他们，一旦得到与义和团们一起杀洋人的指令，就异常凶猛起来。
帝国的军队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甘军，人数约三千。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乱闪。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呜呜”的怒吼。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义和团的人群。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新式的枪支、土制的大刀和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帝国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的射击，开始转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帝国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状态。帝国骑兵的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西方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的架设完毕，给帝国的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帝国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帝国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帝国步兵开始成为前锋，在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地倒下，他们永远地“睡”在了帝国北方的田野之中。
参战的联军官兵有这样的回忆：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纷乱地退却”结束。双方阵亡的统计是：中方阵亡约500人，联军阵亡6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再迟疑，立即将部队以乘火车的形式撤退到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于是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19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50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了四只小船，船上载满了辎重和伤员，其余的所有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的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
沿着帝国古老运河的两岸行进的是一支狼狈不堪的洋人们的队伍。没有食品和水，饥饿和疾病令每一个人都露出绝望的神情。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脸血污和泥土，黄色的头发蓬乱肮脏，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在军官们的催促下，粗大的纤绳勒在士兵们的肩章上，他们伏着身体，艰难地行进在中国泥泞的土地之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现在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给联军官兵带来的恐惧和焦躁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中国人的村庄，而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们魂飞魄散的鬼门关。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打那里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们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行进行抵抗：
沿河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不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散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炮、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璧阁衔：《在华一月记》。）
中华帝国军队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着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们奇怪的是，帝国的军队从此没有进行过一次直接的冲击，而采用的是与义和团的农民们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而停止下来阻击的时候，帝国军队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冲击，帝国军队跑了，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发射炮弹。
联军的官兵们在运河里无论捞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由于战争和饥荒，这条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把捞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行军锅里随便地煮一下，无论死猪或者树叶子，然后连最难啃的骨头一起全部吞到肚子里。伤员和病员越来越多，拥挤在没有任何治疗设备和药品的烈日下的小木船上。最后，联军开始杀军马充饥，而矛盾是，军马被杀，辎重就得扔掉。
沿着运河撤退的联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10公里。到达北仓的时候，联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50人，其中包括西摩尔的参谋长泽力克上校。紧接着，联军在穆家寨附近又遭到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大队的攻击，损失再次增加，以至于白天不敢再行军。
接近天津城的时候，联军遇到一个挡在其退路上的帝国要塞：西沽武器库。西摩尔命令部队绕行，尽量避免和帝国军队发生战斗。但是，当联军沿着武器库围墙外面的河道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们被发现了。两个“身穿红裤子、扎红腰带、缠红头巾”的中国人突然从武器库大门出来，站在河岸上喊：
“干什么的？”
联军的前锋是美国士兵。慌张的美国人中有个会说中国话的下层军官，竟然如此直率地回答：“外国人，到天津去！”
两个中国人说：“好的！”接着，就开枪了。
原来，帝国在天津地区最大的武器库，目前竟全部由义和团的农民们把守着。当联军的全部船只暴露在义和团的火力之下的时候，联军除了强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
一个英国军官后来回忆：“如果我们面前不是义和团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在联军的火力掩护下，英国少校钟斯通率领海军陆战队队员开始强行冲击。而西摩尔亲自带领另一支部队从下游过河，试图包抄武器库的后门。武器库里的义和团有几千人，但是，他们都是刚刚收完麦子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过战斗的经历，他们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在联军的前后夹击下，联军原本认为坚固无比的帝国武器库竟然被打开了，尤其是联军把武器库的一座角楼轰塌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