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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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1～132页。）
这真可谓一篇千古奇文。此文从外国人传教直接跳跃到帝国宣战，表明中国人是为了某种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愤”难耐到了“旷代所无”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执干戈以卫社稷”，至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辉煌了起来。而“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说得又是“普天臣庶”无不且悲且壮。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词，它最为令人魂魄震撼——自从这个世界有战争以来，就有宣战书。各种文字、各种风格和各种样式的宣战书几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会有一封宣战书能与大清帝国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相提并论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宣战书，矛头所指的对方都十分明确：某部落、某国家或者某将领，而此《宣战诏书》表示，大清帝国的战争的所指仅仅只有两个字“彼等”。
“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
也就是说，中华帝国要向它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
一个俘虏的可怕神情
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城门口大清早就有拉着箱包行李出城的大车，看样子是怕仗打到京城，开始往乡下挪窝了。大车上坐着的少爷姑娘老爷太太们，连同赶车的把式一起，受到了百姓们放肆的嘲笑。所有京城百姓的脸上都是一种蔑视的神态，连在城门洞子里卖刚上市的西瓜的小贩也都朝他们喊：“闹块沙瓤的带着，大太阳天的，路上叫渴可找不到井！”即使是住在皇城根窝棚里的捡破烂的老婆子都知道宣战了，并且大致明白“宣战”这个词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大街小巷酒楼茶馆里，京城平民议论起来都替洋人们担心：看看，我说洋人们是瞎折腾吧？怎么样？老佛爷火了不是？宣战！不是闹拳！武卫军昨儿上去了，炮筒子水缸那么粗！这下子，洋人们真的玩完了！
逃亡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些“吃过洋饭”的，或者家里曾经有人出过洋的。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进京的义和团的阴影之下，都在担心没准儿那一天被抄了家，而得到帝国宣战的消息之后，他们在权衡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后，得出了一种更加不祥的结论，于是决定转移财产离开京城。他们的举动引起绝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心里暂短的不安。这些人虽然还没有逃亡的念头，但是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信心。他们的全部指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洋人究竟人少力单，无论怎么着，总不至于打到京城里来吧？老佛爷不是也住在这儿么？
帝国政府的《宣战诏书》仅仅在京城里引发了小小的波澜，议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除了东交民巷的炮声依旧在响响停停之外，没有再发生什么新鲜的事。义和团们也似乎没有刚进城时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大都驻扎在庙宇里或聚集在王公府邸里，不少义和团的农民把手里的大刀扔了，开始做起了小买卖。京城里一切如常。人们看到的是乍雨乍晴的天气格外清朗，市场上的海产还在大量到货，看来京津道上平安无事。新鲜的杏子也上市了，海子里的荷花骨朵已经绽出了粉红。棚铺的伙计们正忙着给大户人家搭过夏天的天棚，今年的棚搭出了新式样，起着脊，上面蹲着吉祥兽，讲究点儿的还有匾额，这边写的是“盛世清和”，那边写的是“普沐天恩”。
但是，细心一点的人还是看出了一点不对头。从甘肃开来的负责攻打使馆的甘军官兵开始在街上闹事了，使馆打不下来，于是开始骚扰百姓，平民和这些回回兵的拉扯争执，成了京城街头新的一景。京城里的戏院和饭馆突然红火起来，人们好像要趁着战争还没有打到京城之前急着把手里的钱都花出去。酒楼门口张灯结彩车水马龙，吃客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好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平民们看到不少王爷没坐轿子来赴宴，据说王府里的轿夫们都“弃业入拳”了，但没发现骑着骡马的王爷们有什么怨言，倒是比平时更和气了一些。于是平民们也花上点银子弄点吃食回家，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好的——帝国的都城过年一样。
人心是有一点慌。但是慌什么，没人说得清。于是看上去并不显得慌。
宣战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京城皇城的大门上，突然挂出一颗洋人的头。因为洋人没有辫子，头被装在一只木笼子里。大伙都跑去看。有人说，这个洋人是让董福祥的兵抓住的，砍头之前，在端郡王府前跪了火炼子，洋人叫唤起来的声音狼似的恕？戳搜笕送返谋本┤硕妓担歉鲅笕诉谘肋肿斓哪Ｑ萌硕裥摹＠先嗣腔匾渌担谭崾晷滩康募嗤獯竺派显夜笕说耐罚鞘钡难笕艘彩谴蛱旖蚰潜咚匙旁撕庸吹摹�
据说，慈禧太后赏了抓住这个洋人的甘军士兵500两银子，这个数比庄亲王悬的赏多10倍。
可正是这一天，慈禧一大早起来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董福祥上奏说，使馆已经攻破。慈禧太后登上宫里的高处望，果然看见使馆方向大火熊熊，“以为使馆已毁”。但是，没过多一会儿，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入见，递上一个奏折，是袁昶参劾董福祥的，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火是甘军故意放的，说是翰林院和使馆相邻，等火蔓延过去，使馆就会被烧光。慈禧“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气还没消，光绪皇帝就来“告状”，说大阿哥背后把皇上称为“鬼子徒弟”，口气和义和团一样。慈禧大怒，立即命令将大阿哥抽20鞭子。端郡王赶快赶来了，“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
都知道太后这几天脾气很大，都小心地侍候着，包括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端郡王载漪。
慈禧和载漪不一样，她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在和洋人们翻脸之前，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她不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还很愿意把自己与她相提并论。她觉得她和英国的女王一样，作为女人而统治着世界上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需要极大的才能的，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慈禧想的并不为过，她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之一。控制政治家思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像看守自己的私房钱一样看守自己所掌握的权力。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家会比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过年的时候，慈禧会和王公的福晋们一起包饺子；乞巧节的时候，慈禧还和宫女们一起玩藏针的游戏。冬天，她坐在太监们拉的冰床上，到御河的冰面上嬉戏，把钱币撒在冰面上，让太监们随便去抢，然后看着大伙不断地滑倒，她就慈祥地笑着。内务府大臣世续是个大胖子，他入宫办事的时候，小太监们常把胖子抬起来取乐，慈禧每次看见都温和地说，他年纪大了，你们招呼着，别叫他栽了，那可不是玩的！但是，当自己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时，帝国的政治家就毫不迟疑，挺身而出，坚决战斗，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即使需要凶狠残忍也在所不惜。
慈禧是政治家，又是女人。她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是被皇帝当做玩物选进皇宫的宫女。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她所具备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顽固地体现着：虚荣、美容、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和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她是政治家和女人的混合物。
25日，宣战后的第四天早上，慈禧起床后刚在用早膳，就听见了外面有人喧哗，这声音在宫内十分罕见，瞬间引起她了的警惕。她命令太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太监回来报告：一大早，由端郡王、庄亲王等王公率领六十多名义和团闯进宫里来，说是“寻找二毛子”，此刻正在宁寿宫门外喊叫呢，他们让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人鬼子的朋友，义和团们要“杀鬼子徒弟”。慈禧突然起身，大步出门，怒目圆睁，台阶下的王公们和义和团们顿时跪倒一片。慈禧手指着端郡王载漪，大声呵斥他说，你自己觉得是皇帝了吗？我能立你的儿子为大阿哥，就能立刻废了他！你以为当国事混乱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胡闹了吗？——“现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即可废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慈禧立即下旨，罚端郡王一年的俸禄，“以示薄惩”。同时，那个不知深浅而跟随王公们闯进皇宫并且高声叫喊的义和团首领，立即被闻讯赶到的荣禄下令“在外宫门”行刑——一刀就把脑袋砍了下来。
躲在房间里的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出来了，谢叩太后之仁慈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情给慈禧的刺激极大，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周围政治局势的险恶。一个王爷，居然敢带着一伙明火执仗的农民闯进皇宫要杀皇帝，史无前例。王公和“举事”的农夫们能够公开地杀皇帝，就能够在哪一天对自己下手，载漪的这个近似疯狂的举动说明他已经被取得帝国最高权力的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了。慈禧立即想到了与各国宣战的事，心里突然弥漫起悔意。这是慈禧首次对宣战的举动感到一些后悔，而这时，正是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与联军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慈禧立即令荣禄进见，下谕“停止进攻使馆”，同时命令荣禄到使馆去“商议和局”。荣禄带队伍去了使馆，在使馆外面立了个牌子，上面写了“奉旨保护”的字样。于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停止了。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
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主动带兵来北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当时，太后当着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的面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啊！天大的荣耀啊！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了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示“杀尽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