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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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指挥部。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北仓组织阻击防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裕”字班子中的幕僚们没有一个跟着他的，都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战斗可以不指挥，但是“捷报”总不能不写，于是，“幕府无人随者，笔札待理，乃觅本地学究暂为之。”（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二之《裕禄自杀》。）他的一个部下终于找到他，这个部下听见裕禄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战况而是“想吸皮丝烟”，部下赶快把自己的烟袋掏出来送上，同时还给裕禄奉献了两双布袜子和一点可以吃的东西。这个部下敏感地发现了总督精神上出现的问题，于是“在裕公左右不离，恐其以身殉也”。（同上）之所以想到裕禄可能自杀，因为人们都看见了裕禄手里总是攥着把小手枪。杨村战斗开始的时候，裕禄一直坐在他一只大椅子上，那就是他的指挥位置，他想亲眼看见联军如何一下子就把自己布置的阻击线冲垮的。杨村之战，他的恍惚症状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整个战斗的进程中，他一个指挥口令也没发出，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一次，他没有丝毫准备逃跑的迹象，反而坐在那里静止不动。当战线崩溃，部下提醒他赶快逃跑，最好一口气逃到京城去时，他像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呆滞木讷的表情，令帝国的官兵们惶然不知所措。
裕禄，字寿山，时年56岁，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蜡氏，监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隶热河兵备道，次年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抚，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卢汉铁路被降职。1889年调任盛京将军。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为连帝国的御用史官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国大员，史料记述文字甚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为帝国前线的总指挥而责骂他“丢失阵地”，“望风而逃”，甚至把他定性为帝国都城陷落的罪魁祸首。可翻遍皇家档案，就会发现他在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上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从对义和团的态度上讲，他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高级大员。他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持镇压态度的，并且有屠杀农民的举动；但是，他一旦“转变”，就坚决地和义和团的农民们站在一起了，甚至成为一个义和团团教的“信徒”。不可否认，他的“转变”受到了帝国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响。但是，像他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义和团以及信奉义和团“法术”的高级大员，在帝国的官员阵营中实在少见。他曾主动联络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人，将其请入衙门，当做上宾招待。在观看义和团“法术”的时候，因为坚信不疑而长跪不起，连连乞求神仙关照自己。他对义和团的附属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更是充满崇敬：
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曰：“已，令神将用天兵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然而，“夷兵”并没有被“不久灭尽”，帝国军队的一次次的阻击却兵败如山倒。裕禄夹杂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乱如麻。作为前线指挥，他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议和”。既然政府已主张议和，军队干吗还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也一定是死罪。裕禄明确地感到该到自己死的时候了。在混乱的溃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禄想到有必要写一封遗书，至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托付一下，然后再去死。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身边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最后，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就样死了算了。
关于裕禄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说法来源于《景善日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根据这一句话，后人设想为：仓促之中，裕禄逃进了一间草屋，抬头一看，竟是间棺材铺。他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这里是命运和神灵要求他死的地方，于是，举枪自杀。更有人发挥设想，说裕禄选择了一个质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里面，把姿势弄妥当了之后，才扣动了扳机。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折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
视师，请拨拳民三千人以从，秉衡先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8月8日，联军向北京方向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给联军造成困难的是官兵不断地中暑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联军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受到彻底的洗劫，但是依旧不能满足联军的基本需要。联军洗劫村庄的时候，没有受到帝国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还是不断发生。比如，行军中的日本军队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腹的惨叫，过去一看，一个日本士兵不知被谁捆在一棵树干上，士兵的脚下堆积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烧。
这天，联军和奉李秉衡令驻守河西务的张春发部和万本华部接触。帝国的地方部队和义和团的农民们混杂在一起，在联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几乎立刻溃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运河）为之不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更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来的义和团和洋人们打了真正意义上的仗，尤其是“八宝法物”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威力。义和团们似乎仅仅在庄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这才是帝国农民的真正本行。联军冲上来时，看见旷野之中到处都有挖掘的痕迹，如果这是在挖战壕的话，工程的规模之大让联军不免惊骇。
9日，李秉衡亲自率领的部队到达，立即与联军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在很快陷入溃败状态的时候，马玉昆带领官兵从杨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里立即燃起希望，因为如果加上马玉昆的部队，帝国军队在河西务防线上至少有4万兵力了，于是主张和马玉昆“合队防守河西务，并力御敌”，但是遭到马玉昆的拒绝，理由是“寇众我寡，势不敌”。另外的原因很简单：马玉昆没有理由听李秉衡调遣。
11日，联军向通州城的攻击号吹响了，李秉衡如同裕禄一样，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队没有后勤支持，官兵们断了粮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帝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北京无法供应所需弹药，弹药要从“山东调拨”，这两天他给部队的命令之一就是：寻找民间铅器，就地熔化造弹。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突然没人了，只剩下他从北京带来的几个幕僚。他对这几个幕僚说：“国运不济，无力回天，各位另谋生计去吧！”幕僚们纷纷散去，只有编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尽。
李秉衡老泪纵横，但是他不甘心。他带领一部分官兵趁联军向通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想迂回到联军后面进行袭击，但是，在行进到码头附近的时候，“所部均不愿再战，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为“办武卫军事务”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绝望的老人李秉衡转身进入一间草屋里，“仰药死之”。
他留有一遗书，内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
这个给帝国的历史骤然间平添了一层再也抹不去的伤痕的人，临死前才明白自己是“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没脸见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尽，不是畏罪，而是彻底的绝望。
是日，荣禄入宫向慈禧禀报李秉衡自杀的消息，“君臣相对而泣。”太后言：“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国家至于此也。”（《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杀之后，前来“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队立即失控，不战而退，狂奔三日。江西来的地方部队陈泽霖部的官兵一口气逃到山东济宁才停下来——这伙官兵跑到济宁不跑了，官兵们摆摊做起了生意，拍卖所掠衣裘首饰。
1900年8月12日凌晨4时30分，一声巨响之后，日军把通州的城门炸开了。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帝国军队。驻守通州的帝国官员早就逃跑了，只有少数官兵留在城内，这些官兵虽然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还是全部被杀。被杀的原因和过程很是奇特——竟然是通州城内的平民带领联军官兵把这些官兵抓起来的。《汪禳卿笔记》记载：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73页。）
帝国军队在自己百姓的眼里，竟然如此。
联军在通州也没有放过屠杀抢掠的机会。10万通州平民当天经历了和天津城陷落时一样的巨大灾难：“合城之人，死六成，逃三成，有一成未动者，皆老幼残废之人耳。”（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通州，北京的门户。
战事发展到这时，连联军的军官们都感到不解，甚至心里颇不踏实了：在已经距离帝国都城仅仅还有20公里路程的地方，沿着脚下的这条大道就可以直接抵达北京城的齐化门（朝阳门），怎么会没有帝国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会不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存在的都城外围的军事防线？
当各国的军官们得知日本军队已经派出先头部队，并且前进了将近10公里而“一切正常”的时候，轻松下来的内心陡然升腾起立即占领这个巨大帝国都城的冲动。夜晚降临，联军军官们热烈地讨论着作战部署，连日的疲惫、恐惧一扫而光，个个都像喝了烈酒一样，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不可遏止的贪婪。
洋人说：点起一个巨大的篝火，让大清都城里的人们看到，让他们发生巨大的恐惧！
鼓楼下的“抢劫风格”
荷花灯上市了。
今年中元节，帝国宫廷里破例没有京剧演出。往年的规矩是，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颐和园的戏楼和前门外的戏园子一样，将夜夜灯火。剧目是固定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劝人行善、因果报应的故事，剧名叫做《目连救母》。和民间不同的是，乾隆年间根据这个故事专门编撰了宫廷大戏，改名为《劝善金科》，全剧主题纷杂，故事拖沓，长达240出，每天演出24出，10天方能演毕。今年宫廷里虽没有演戏，但还是照例举行了小型的盂兰盆会的道场，小太监们依旧把上千只玻璃荷花灯放到了西苑的水面上。夜色下，荷花灯亮晶晶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漂浮，如同满天的星斗。
今年市上的荷花灯好卖。几乎家家都早早地把买来彩纸、南瓜、西瓜制作的水灯放进了护城河里，护城河一下像一条缀满珍珠的丝带。《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入夜，破败的京城成了一座仙境般的瑰丽之都。
和往年不同的是，河里的灯多，观灯的人少，人们都待在家里，把房门关闭。在街上欢喜着的全是孩子，他们拿着买来的各式灯笼，买不起灯笼的贫穷的孩子，就把蜡烛插在荷叶上举着。孩子们一直闹到半夜。
已经分不清这个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节日到底来源于什么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说，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这是“中元节”的正宗来由，自汉以来便有此说。但是，今天佛教徒们也很忙碌，他们照例举行大型盂兰盆会，唱诵《佛说盂兰盆经》，据说第一次在这一天举行此法事的倡导者，是汉武帝。“盂兰”，梵语，意为“救倒悬”，佛教经典中为此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做目莲的孩子自愿去拯救道德上出了点儿小问题而被倒悬于地狱中的母亲，孩子的真诚感动了佛祖，同时，孩子答应把“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和枣五种果子放进盂兰盆内，“以供养十方佛僧”，母亲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人再知晓这个故事，偶尔涉及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那个热爱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一部流行甚广的武侠小说，在那部小说叙述的这个佛教故事里，孩子救母亲的时候，佛祖命令一群快乐的神仙去把地狱的大门打开，这群神仙的总称叫做“天龙八部”。
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