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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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很感兴趣，水烟袋也停止不吸了。突然，青年扔掉了盾牌和折断的棍子，扑了上去，和对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呛人的尘土和众人的喝彩中滚动，一直到滚到考官的座椅下面。考官伸出脚，在青年的脑袋上亲切地踹了一下，锣声跟着就响了，格斗考试完毕。接着是射箭。青年拉了拉那张硬弓，眉头皱了皱，嫌弓软。他跟本村的族长学过射箭，拉的是铁弓。结果，三支箭有两支射中五十步之外的靶子，另外一支射飞了，但是恰恰射飞的箭引起了喝彩，因为箭飞出去了很远很远。最后是力量的测试。青年的面前是一堆大小不一的乱石头，他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哼了一声，抱起来，齐着裤裆，但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尴尬时刻他的脸色绯红，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没等他换一块小一点儿的，考官便扔下来一块表示录取的木牌：“那边去！”
青年从尘土中急忙把木牌拾起来，握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掌里。
近年，帝国不少地方的入伍考试都增加了步枪射击的项目，但是由于绝大多数青年农民没有使用洋枪的经验而作罢。至少在这个考场上，没有洋枪的影子。
帝国士兵的选拔，其程式和内容，从汉武帝时起一直是这样，千年未变。
就这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里，一个魁梧的北方青年农民的名字便和整个帝国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了。
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那双生牛皮底的草鞋，昨天还在田野里耕种的青年扛着一支崭新的德式毛瑟枪，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上前线了。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世界没有理由忽视中华帝国军队的威力。
帝国国家军队的建立早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正规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片国家的历史极其悠久的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血腥战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兵法理论像中国的军事谋略那样深奥而完备。从国家种族构成的角度上看，这个东方帝国是由东方若干发源和历史不尽相同的种族混合而成的，但是，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种族，都奇特地成功统一在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之内了。当满族人掌握了帝国统治权的时候，帝国所有省份和军队的所有重要职务都是由满族人担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出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这就是东方文化极大包容性的绝好实例。无论是满族的骑士还是汉族的官兵，都以能征善战闻名世界，荒凉的沙漠戈壁、巍峨险峻的高山和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帝国所有的疆土都需要他们驻扎。上千年来，帝国官兵的热血遍洒疆场，中国军队以面对苦难和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使中华帝国这个世界上版图最广袤的国家的万里边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若金汤。
中华帝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卫的国家军队。帝国士兵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帝国的军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而不需要征服，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足够供养和支持他们来保卫这个国家了。帝国的军人愿意把防守型的长城当做自己形象的象征。穿着蓝色和灰色土布制作的军装，帝国的士兵们站在长城的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骑着瘦马、手持弯刀的异族人困惑的面容，并且戏谑般地在墙砖的缝隙中向外部世界射箭。异族人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上最长的大墙上寻找着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叫做长城的著名的墙几千年来几乎无懈可击，如同帝国的军队一样。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发生血腥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但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斗的民族。春秋时期是温和的儒家学说尚在襁褓中的时期，因此，那个时期战斗中的士兵还保留着原始的凶猛，但是，儒家学说一旦成为这个帝国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渐渐丧失了，除了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之外，帝国的男人即使吵架也和女人相像起来。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凡事情绪冲动，连同帝国的士兵在内，大家都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祖训。有人曾经把中国人和同样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做过比较，结果是：日本农民的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帝国士兵的脸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帝国的士兵即使在战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最多是一种热血贲张的激愤和慷慨赴死的平静。帝国军队自古很少有内部的哗变——只要有一个军官举起手示意有话要说，帝国士兵就会安静下来。帝国士兵不可改变的农民性格，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忍受，面对流血、伤残和死亡最平静的一群男人。
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人有着重大区别的是，帝国士兵的名声不好。西方国家的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家利益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一座城市。但是，在中华帝国，国人却一直把担负着偌大帝国国防任务并且承当着巨大牺牲的军人，看做是惟恐避之不急的职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千年古训。中国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被普通的中国百姓看做是和一枚钉子一样不甚重要。
熟悉帝国民间生活、并且曾经对帝国士兵做过细致观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其著作中对帝国的士兵、特别是对在1900年将要面临殊死战斗的帝国士兵，作过如下的描述：
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见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邋遢而且肮脏，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他们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根本不穿鞋，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
中国人天生很随和，即使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而又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为国打仗的。一个值勤的卫兵以中国人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聚集在他身边触摸他的枪，他向人们介绍步枪的结构，并且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长矛高级多少。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需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
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用辫子将扇子柄缠住。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在长距离的行军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一个军人的尊严。
这些士兵是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帝国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5～37页。）
这就是中华帝国军队和士兵的形象。而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帝国的军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
帝国的陆军与外国联军的正面冲突，在帝国政府宣战之前就已经发生，地点是帝国的一所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占领大沽口的联军为了解除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的威胁，突然袭击了位于租界附近的这所军校。以培养帝国陆军基层军官为主要目的的天津武备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前几天军校里还有学员三千多人，可是，随着军校总监荫昌的逃跑，学员们也纷纷各自逃命。当英军少校路克和阿姆斯特朗上尉带领80名英、德士兵袭击军校的时候，军校里只剩下了90名决心拼死抵抗的学员。大沽炮台陷落的那天下午2时，这90名年轻的初级陆军军官对联军官兵的袭击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最后的时刻，帝国的陆军军官端着刺刀冲上来和联军士兵开始肉搏，没有思想准备的路克少校大惊失色。更严重的是，根据联军情报官的报告，帝国的一支精锐的陆军部队，正处在火速向武备学堂增援的途中，而率领这支帝国精锐陆军的中国将军叫做聂士成，这个名字路克少校在多次军事会议上反复听说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评价是：一个凶狠好斗的中国将军。
同样是在最后的时刻，路克少校终于发现了这所帝国军校的弱点：房屋全部是木结构，没有任何防火措施。于是他命令放火。果然，大火很快蔓延到军校的每一间房屋，以房屋为阻击阵地的帝国军官突然慌乱起来，而这时，一声巨响冲天而起，大火引爆炸了军校里的一座弹药库，剧烈的爆炸一瞬间便把整个军校夷为一片废墟，90名帝国青年陆军军官全部葬身火海。
当聂士成的部队到达武备学堂的时候，路克已经带领联军官兵撤退了，帝国士兵们看见的是满地残缺的同胞尸体。被激怒了的帝国士兵们没等长官下命令，立即在废墟上架起大炮，向洋人们盘踞的租界开始了猛烈的炮群射击。
天津租界，一个叫做紫竹林的地方。仅仅还是昨天，帝国陆军执行的军务还是保护那块租界和租界里的洋人。随着与联军在各处开战，帝国军队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在士兵中蔓延，大沽口炮台的陷落使这种仇恨迅速升温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严格地说，与其说这些帝国青年是士兵，不如说他们依旧是一群地道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国家、荣誉和生存的观念，与他们世代在土地上耕种的先辈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多少受到了一些军事知识的灌输，会使用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火炮，也许不会轻易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他们中间血气方刚者的额头上还是缠起了红布条，表示他们已经是“神拳”中的一分子了。他们以与自己的父老乡亲们身份一致而感到骄傲。更令他们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那些昨天还命令和指挥他们围剿义和团的军官们，对他们公开地“入团”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指责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下级军官们一反常态地邀请士兵们喝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白酒，军官们狂喝速醉，士兵们发现醉卧在青草地中的军官的上衣里，露出一块义和团团员们普遍佩带的乞求神灵保佑的关公“神马”。
帝国聂士成部队的大炮向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射击，标志着天津方向的帝国军队与外国联军的正式交战的开始，也是史称“天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的开始。
此刻的天津租界，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兵营。城内联军的数量达一万二千多人，而租界里由中国教民、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洋行商人组成的自卫队的人数，也在五千以上。和北京城内使馆区的命运一样，这里从6月起，也连续遭到义和团的攻击，租界内洋人妇幼有的已经撤离到海面上的军舰上，但是依旧有一半妇女老幼被围困在租界之内。随着义和团切断了租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切断了租界内的粮食供应之后，租界里一直弥漫着地狱般的绝望情绪。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在租界区里流传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风度”上，说即使最后，中国人也不会进攻医院；有人说后悔来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宗教把中国人激怒了。又有军官说，长官已经下达“边打边撤”的命令，顺序是英国人打先锋，后面是俄国人、伤员、居民、辎重和行李，要尽量让妇女和儿童坐双座马车逃亡。德国人愿意留在最后，说要“尽力保护医科学校和外国人公墓”。当各国的领事们真的严肃开会，研究“为了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在最后时刻由各国军官动手，杀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时候，租界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怪异的气氛。联军军官们甚至领到了最后时刻自己负责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名单。所有的洋人们，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无论联军登陆了多少，这里终究是一个名叫中国的国家的土地。此刻，在他们的四周，密集地围绕着时刻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怕是在劫难逃了。
帝国军队的炮弹落下来了，联军握着需要杀死的亲人名单的手开始发抖。
攻打天津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5500人，宋庆、马玉昆所属帝国正规军少量，义和团5000余人，还有天津民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数万人。
天津总督命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向天津租界进攻的义和团是以张德成为首领的“天下第一团”。他们全部从独流镇乘船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本人“斋戒400天”，练就一身刀枪不入之功，已是“不怕刀枪，不使洋枪，持一弯形母子马刀和一红缨长矛，面有异相”，又有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枪，风驰电掣”——这位首领的原始形象已是很难捉摸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他是一位在帝国农民中颇有影响的人物，至少在天津众多的义和团组织中，他风头最劲。张德成手下的义和团员们，除了和北京的义和团一样浑身披红携带道符之外，更特殊的是，每个团员身上都携带有一个护身香囊，里面缝有3块姜、21粒黑豆和21粒红辣椒籽。
他们的进攻依旧是《三国演义》里的阵势：大将和法师在先，团员则排成这样的方队——横排56人，纵深数十排，整齐前进。在租界四周，联军们已经用装有大米、豆饼和驼毛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枪和步枪已经进行了试射并且构成了封锁的火网。因此，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的方阵中爆炸并且炸倒了一片青年农民的时候，进攻的队伍似乎迟疑了一下。但是，立即有数百名义和团团员脱下上衣，组成了又一支冲锋队。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功夫练得已经“到家”，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在洋人们的枪弹面前死亡。几十盏红灯高高举起，冲锋的队伍默然前进。洋人们第一次射击的枪响了，红灯跌落。接着，洋人们的第二排枪又响了。租界外围，帝国农民的尸体垒起了一道肉堤。
最后没有倒下的义和团们正不知该不该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