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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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没有倒下的义和团们正不知该不该继续前进，联军的官兵跃出了工事，洋人开始反击了。
联军士兵们踩在了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们乱射乱刺，直到呻吟之声全部消失为止。
接下来的数天，义和团们对租界进行了反复的进攻，其中有数次攻入了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义和团再次攻入租界的一个晚上，在租界里的马路上，各种肤色的联军官兵和帝国的青年农民在惨淡的月光下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取得近战优势的义和团们，刀劈斧剁，拳打脚踢，在响彻夜空的咒骂和呻吟声中，联军开始出现大量的伤亡。躲藏在坚固的洋楼里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妇幼们透过窗棂向外窥望，朦胧的月色下，义和团人流如灰色的潮水，一波接一波汹涌而来，看上去似乎永远也流淌不尽。
但是，联军最后还是用大炮和枪弹组成了最后的防线。
帝国的军队在天津租界的进攻中，没有一个官兵跟随义和团冲击。他们仅仅是在用火力掩护，仅仅是在不停地开炮。
可是，仅仅在开炮的帝国士兵的大炮的炮弹落点极为混乱，因此命中率极低，根本起不到压制联军火力的作用。租界内的洋人们大多转入地下室隐蔽，因此造成的杀伤十分有限，只是把租界里的楼房全部轰塌了。在一天又一天混战的夜晚里，帝国军队的大炮震耳欲聋，火光四溅，但却宛若礼花。
终于，租界内的四个洋人，英国军官詹姆斯和三个俄国士兵，冒死冲出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他们把租界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
帝国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诏书》的第三天，1900年6月23日晚8时，由大沽口方向紧急增援的联军——其中包括俄军3400名、英军250名、意大利军20名、美军300名、德军1300名和日军1600名，连续突破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数道阻击线，终于到达紫竹林租界。
如果说以前所有的战斗无论在战争起源、战争性质和战争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是众说纷纭，那么，从现在开始，战争性质已经明了，因为中华帝国已经向各国宣战。因此，至少从联军的角度上讲，需要认真地考虑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了，作为职业军人的那些联军的高级指挥官们明白“宣战”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由于联军的增援，义和团和清军“一举扫平租界”的计划已经流产，但中华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仍在忙着给朝廷奏本，捏造义和团和清军的“胜利”，然后，在给自己邀功请赏的同时，也没忘给义和团的首领们颁发“奖金”。他甚至赏给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的令箭。
当裕禄将帝国军队的指挥权赏给帝国的农民的时候，联军的战略反攻计划已经制定了出来：首先攻击帝国军队最大的弹药库，从而彻底消除租界的危机；并且打击还没有与之大规模交战的清军的士气和后勤供应。
东局子，帝国军队四大弹药供应基地之一。其余三个分别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这是一个生产、储备和供应结合在一起的军事重地，主要生产水雷、各种型号的火药、火棉和毛瑟枪弹。它位于海河东岸，坐落在大沽口通往租界的交通要道上。战争之前，这里归属天津练军防守，现在，东局子周围的所有村庄都被义和团占领——似乎帝国的农民比帝国军人更明白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27日清晨，急于显示自己能力的俄军2000人开始偷袭东局子。但是，当他们接近仓库的时候，突然受到猛烈的射击，俄军骤然出现伤亡。原来，负责在这里防守的帝国武卫前军军官潘金山早有准备，他已令在阵地前埋设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偷袭未成的俄军顾不上脸面了，立即请求增援。于是，英、日、美军组成的800人增援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向东局子攻击。武卫前军的指挥官调动兵力及时，在各个方向都成功地阻止了联军的攻势。如果从战术学上看，帝国军队现在不仅仅是阻击的问题了，如果再能调动些兵力，趁势反击，将得大胜。但是，这个时候，出事了：一颗从英国军舰“恐惧”号上的一门12磅炮上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的要害。
从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以来，类似的情形在帝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多次。每当与洋人的战斗到了关键时刻，自己的弹药库就一定要出事。不知道是联军炮兵的射击技术万分的出色，还是洋人们的运气好得离奇——几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史料无不是这样记载的。如果是书写历史的人在为帝国军队的失利编造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经过反复使用后，惟一的结果是令读历史的人神思恍惚——帝国军队的弹药库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民房上落了炮弹而被摧毁可以想像，而本应万分坚固的帝国军事弹药库怎么全是只要被一发流弹击中便会全局不可收拾？
英国“恐惧”号军舰上的这颗炮弹引发的东局子弹药库的连续爆炸，竟然把局子内的厂房、库房、营房，连同附近的帝国士兵一起炸上了帝国蓝色的天空——“弹片、碎砖、机器零件、木板钢筋，下雨般地从天而降。”然后，在联军的欢呼声中，帝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局扭转得仓促而奇怪。没有人能相信，帝国北方最大的弹药仓库，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失守了。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两个实在想不明白的帝国士兵悄然地留了下来。他俩在军械库废墟的四周开始埋地雷。大部队撤光了，他俩躲在残墙的角落里等待着联军的到来。当联军官兵冲进仓库欢呼胜利的时候，他俩点燃了导火索。帝国东局子弹药库又一次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两个年轻的帝国士兵和冲进仓库的联军官兵一起同归于尽。
接着，另一个军事要地，老龙头火车站，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老龙头火车站是天津通往大沽和北京的铁路交通枢纽。从联军的角度上讲，无论进退，这里都是生死攸关的军事地理要点；而从帝国军队的角度上讲，占领并控制这个车站，就等于切断了联军的增援或撤退的路线。
联军指挥官接到了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签署的一道“战书”：
统带津、静（海）、盐（山）、庆（云）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惧剑，东有旷野，堪做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定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45页。）
这磕磕绊绊半通不通的文字，肯定出自一个虽认不全字但还会写几个字的团民之手，而且这个团民肯定是民间故事《三国演义》的热心听众。帝国农民们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如同约街巷乡党打架一样，约洋人们到旷野去开战，听上去如同戏剧情节。世界战争早已进入了现代模式，洋人们即使愿意到“旷野”去“开战”，也许不过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或者为了“个人的名誉”——而现在帝国所发生的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
只是，这究竟是一股逼人的士气。
战争需要精良的武器、充沛的供应和众多的兵力，但同时也需要士气，无论士气的启发来自什么。
老龙头火车站自6月以来就由俄军占领。俄军占领火车站的半个多月里，车站周围的义和团曾不断地袭击俄军。28日，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到达天津，与张德成的义和团会合，准备夺取车站。义和团们宣布的攻击日期是29日。
29日是极其炎热的一天。烈日当空，蝉鸣嘶哑。这是真正的军民一心的战斗，在裕禄的指令下，马玉昆部的5000步兵和1500骑兵与义和团一起并肩战斗。帝国军队还在车站的外围开设了炮兵阵地，用炮火掩护军民的进攻。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帝国军民数次冲进车站，并曾占领了车站的大部分，但是俄军拼死反击，外围的联军炮火全力支持，帝国军民又被迫数次撤退。
7月1日，帝国的增援部队到达，将领还是那个聂士成。
在聂军参战的情况下，帝国军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最后的攻击。经过一夜的炮战之后，帝国军民终于冲进车站，与车站内的俄军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战斗，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勇气，到处是滚动在一起的身体，光脊梁的是帝国的农民，军装艳丽的是俄国人。老龙头车站的每一间房屋里、每一道墙壁下，都堆积着双方死亡士兵的尸体，从这些尸体上流出的鲜血汇成了一条小溪，然后流到车站外的马路上。肉搏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天，黄昏时刻，俄军终于撤退。但联军立即组织英、俄、日三国部队向车站反击。车站经过反复易手之后，帝国军民撤退。夜色暗下来的时候，马玉昆部的官兵又突然发动反击，这次帝国军民不但冲进了站区，而且还冲进了联军官兵藏身的火车车厢，在车厢里寻找肉搏的机会。联军立刻大量增援，再次重新占领了站区，反而把帝国的官兵困在了车厢里。帝国官兵因没有增援而支持不住，最后拼死从车厢里突围出来。老龙头车站再次落入联军手中。
7月6日晚，天津租界里的联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由英军西摩尔中将和俄军阿列克谢耶夫中将主持。会议分析了租界面临的危机状况：租界的西、南、北三面，已经被中国军民严密包围，并且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架设在运河桥后面、小西门、跑马场等方向的清军大炮，连续不断地集中火力对租界轰击，给租界造成极大的伤亡——“这是被围困以来所遇到的最猛烈的炮击”，联军“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大炮的位置，因此无法压制，想了许多办法都无效”。如果这样的炮击持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天，被压缩在狭窄的租界里的联军除了死亡和投降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英军少校布鲁斯尝试性的反击遭到了聂士成部队的坚决阻击，英军伤亡惨重，布鲁斯少校负伤而归。同时，向跑马场方向反击的联军也被打了回来。更严重的是，聂士成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渗透，他们使用手雷进行攻击，已经完全控制了八里台，并且在那里修筑了阵地。这天早上，对租界的炮击更加猛烈，而且这些炮弹的落点令人惊讶地准确起来，至少从炮弹飞来的方向上看，天津城里的帝国水师营和城外芦台运河方向的帝国炮兵也加入了轰击的行列。租界内肯定有充当奸细的中国人给帝国炮兵指示目标，有必要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洗。同时，决不能这样缩在租界里被动地挨打了，在这个弹丸之地里困守，联军最后的战斗力将会逐渐在猛烈炮击的硝烟中消耗干净，等中国军民再次向租界发动总攻击的时候，这个叫做紫竹林的狭窄之地，将是所有的外国人葬身异国的地方。
必须出击目的是将战斗引到租界之外：以强大的兵力，向天津西部和南部进行一次强大的攻势，扫清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并给帝国陆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最终目的是，为向天津发动总攻并且占领帝国的这座大城市。
联军高级将领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现在联军的对手已经不是义和团了，而是宣战状态下的帝国正规军。因此，如果出击，就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帝国最精锐的陆军直接冲击，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天津前线，帝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是聂士成部。
聂士成是中国近代史中命运最奇特的军官之一。对他的评价，百年来一直处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状态中：忽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忽而又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或者两种评价混杂在一起，犹如油与水混合在一个容器里，一经搅拌便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古怪玩意儿。这个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汉子的行伍生涯，竟然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其母是中国女人中的奇异人物据说她70岁的时候，仍能够和乡里的青年们一起练武，并且能够举起沉重的石锁。至今当地还有一句歇后语：“聂士成的妈，老聂（烈）子”，合肥乡音中，“聂”与“烈”同音。在如此烈性的母亲的鼓励下，聂士成离开家乡从军，打起仗来生死不顾，勇猛异常，加之他性情暴躁，可谓“杀人不眨眼”，人称“邪烈将军”。他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早年跟随刘铭传到台湾和法国人打仗，而甲午年间，他的部队是帝国军队中惟一打胜仗的部队。他率部在朝鲜牙山与日军苦战，尤其是在辽东达高岭对日军的阻击，坚持10昼夜而不言退，战后由总兵升为提督。
1900年4月间，聂士成奉裕禄之命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命运的怪圈之中，拿他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众最为痛恨以及洋人们最想歼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军人，执行朝廷命令而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因为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和其他军官一样，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个帝国军人和其他的军官不一样，他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那就是，他认为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于是，他对义和团围剿的决心是真诚而坚定的，是出于他对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他还是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都为之惊骇。作为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的军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安定是国家奋发图强的惟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弱下去，最终会导致灭亡。作为帝国的军人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