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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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仓皇之晨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

　　上溯百年的中国历史，无论叙述历史的人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发生在天津城墙下的历史那一幕都没有被用任何方式——哪怕是暗示——加以记载与评说。或者，这段历史的有关档案随着洋人们的殖民势力退出这块东方大陆而随之消失？或者，中国方面掌握了有关这段历史的片段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严封密锁？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这段历史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公开、评价和探究的必要？

　　可是，无论怎样，百年前，那一群服装奇异的“中国军人”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

　　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支奇特的部队就是在英国近代军史上被明确记载的“中国军团”。

　　“毫无疑问，中国军团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惟一代表。”——曾任这支英国部队的下层军官的巴恩斯在其回忆录中说到道。（《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中国军团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如此评论。（同上）

　　这位记者说此话的时候是1902年。联军在攻陷大清的都城北京之后，已经如愿以偿地用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他们各自希望得到的所有利益，帝国朝廷在经过艰辛的逃亡之后已经顺利回到北京，各国使节已经被邀请到皇宫之内欢聚一堂，这个帝国的极度屈辱的时刻仿佛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位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军团的时候，心情依旧极其复杂，因为无论身为哪一个种族，作为思维和情感都正常的人，对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竟然存在这样一支奇特的军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茫然，并且可以预感到，未来的历史对此的评价将会痛苦与难堪。

　　同样在1902年，英军军官巴恩斯在写其回忆录时，显然已经听到了对这段史实的各种诘问。其时，中国军团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着英军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因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如此艰难地说道：“尽管一个军团在其刚刚成立之时，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并且，巴恩斯一再宣称自己之所以歌颂这支“勇敢的军队”，不但事实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而且歌颂和记录美好真实的事物，一直是他“追求的美德”。（《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问题是，什么是世间的“公正”与“美德”？

　　在19世纪末中华帝国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英国人——皇室成员、租界里的文职和武职人员、皇家海军统帅以及指挥中国军团的英国下层军官，与中国人——皇城中的统治者、满汉官员、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和地方士绅、在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官场腐败下挣扎生存的中国百姓以及那些甚至不识字的穿着奇异军装的中国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前提与资格才能辩明这两个具有浪漫色彩和理性光泽的词汇？

　　中国军团，1898年组建，至1906年因为军纪、经费和兵源等问题而解散，在中国土地上整整存在了八个年头。这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的时期。

　　一切是由驻守香港的英国陆军上校哈弥尔顿·鲍尔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开始的。

　　1898年12月，哈弥尔顿上校得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正式指令，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至少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根据组建程序，他必须在香港首先招募一些既懂得英语同时也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和传达战斗指令的号手。于是，上校刚出了香港总督府的大门，便迫不及待地招募了两个中国新兵，他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服务的勤务员，于是，这两个中国青年成为中国军团最早的士兵。

　　接着，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很快前来报到，他带来了他的副官、四名英国连级军官和从皇家步兵团抽调来的六名士官。没过几天，更多的英国军官和招募的翻译员相继到达。

　　除了在香港招募的那些在广东和香港长大的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之外，所有早期在中国军团工作的英国军官们都格外兴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听说过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叫做威海卫的英国租界风景如画，气候极其“适合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里的英国人的日子都过得“惬意和美妙”，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组建中国军团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作为军人，没有比去执行一个阴谋更刺激的事情了。

　　威海卫，19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位于世界远东的荒凉海角。它在中国东海岸的山东省境内，濒临黄海，狭长的海岸加上沿岸的十几个岛屿，全部面积285平方英里，人口12。8万人。居住在那里的世代从事打鱼和农耕的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模糊。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前辈那里听说过关于英国人的只言片语，因为80多年前一个夏天，即1816年8月27日的一个海空晴朗的早晨，这里的海岸曾经停泊过两只飘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老人们说，从船上下来的洋人没做什么，只是在海岸上转了转，向陆地上望了望，捡了几块石头或者几个贝壳，就走了。英国海军史中有海军上尉巴塞尔·赫尔的过于简单的航行记录：“不列颠海军的护卫舰‘阿尔塞斯特’号在‘里拉’号帆船的陪同下，勘察了神秘的朝鲜海岸之后，从白河口沿着中国山东省北部的海岸向东航行。”除此之外，便是几条关于这片海岸的风和气候的简单数据和“陆地上的崖石都是浅黄色的长石、白色的石英石和黑色的云母”之类的如同表述一幅风景画一样的抽象描写。面对这块东方大陆的神秘海角，赫尔上尉的航行记录中没有对如果开拓这一海外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将有如何的前景的任何渴望——八十多年前的英国水兵们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预测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将来有一天会高高飘扬起英国国旗。（《龙狮共存威海卫》，里杰那尔德·庄士敦著。前言。）

　　在中国，沿着海岸，尤其是北方海岸，叫做“卫”的地名很多。“卫”在汉语中是“要塞”的意思。明成祖三十一年，即1398年，这个濒临黄海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海角开始设卫，也就是说，当1816年英国水兵在这里登陆时，他们所踏上的这块海角实际上是中国海防系统中的一个前沿哨所——虽然在赫尔上尉的航海记录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海防人员对异国船只登陆的任何反应。清代，这里的“卫”曾经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建，尤其是晚清，以朝廷重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图强派，多次上奏朝廷并且获得大量拨款，这里终被修建成中国北方海岸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并同时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但是，“卫”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安全。

　　甲午战争中，随着帝国海军将领丁汝昌的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威海卫升起了日本国旗。北洋舰队号称是中国海防的最后防线，所以，中国国门洞开。

　　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俄国强行租界旅顺港，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接着，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

　　在这个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疯狂时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开始感到不安。他认为，尽管英国人已经和大清帝国签订了《续缅甸条约附款》，但由于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法国人占领了广州，而在中国的海岸上，英国人没有任何一个海港，因此，这样一种现实对英国在华北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英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日本一旦撤出威海卫，英国应该取得占领该地的优先权。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结局依旧是清政府屈服。1898年5月9日，在列强的压力下，在拿到了《马关条约》约定的清廷全部赔款后，日本人撤出威海卫，随即，英国国旗立刻在那里升起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898年，英国租界了中国的两个地区：威海卫和香港新界。两个地区的总面积和居住人口大致相同，而且因为租界的目的都是军事上的，因此租界协议条款容也十分相似。但是，两个租界地的后来命运却截然不同。百年后，1997年，当中国政府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回归的仪式极其庄严肃穆，令百年后中国人的感情经历了一次难以言表的自豪。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人在威海卫租界内实施了与香港地区毫无差别的殖民管理，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威海卫主权为止，这块土地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异国统治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地就交还了中国。关于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那段历史以及后人讨论的譬如“英国人为什么会放弃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