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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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终究是女人，而且是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吴永对哭的时候，岑春煊也在场，因为岑春煊已经被任命为负责“办理前方一切粮台”的重要官员了。
慈禧抹了眼泪问：前边是哪里？
吴永带着哭音回应：怀来县。
慈禧问：汉人还是满人？
吴永答：汉人。
慈禧问：你尚能穿着官服来迎驾，是忠臣。备了食物了吗？
吴永答：有，一锅粥。
慈禧说：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时候，吴永退出来，立即回了县城。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捣乱的义和团了。他把盘踞在怀来县城的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肃清义和团之后，他指挥人挖开城门，用土铺平道路，清理街道，准备馆舍，张罗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县城。令慈禧进一步感动的是，这个小小的知县除了准备了令她不再饥饿的食物、她特别需要的旱烟之外，居然还弄来一大包可供她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头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吴永死去的母亲留下的，梳妆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遗物，是他从已经另娶的姐夫那里要来的。他对慈禧实话实说，慈禧没有嫌弃，还十分高兴。浑身已经发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赶快换衣、洗头、梳妆，李莲英给她梳了个两把式的大拉翅头，她觉得精神好起来了。皇上，还有那些王公格格们也都换了干净衣服，都是吴永从县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皇上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绸袍，看上去不像小伙计了，像个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
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页。）
这是帝国政治文件中的典型范例——下边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来很正确的“经”给念走调了。这是帝国的皇上和太后开列给洋人们的一份“惩罚”名单——它明确地告诉洋人们有仇有气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发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确表态：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没有偏袒任何“酿此奇变”的官员的意思。
帝国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来还为皇室的逃亡而忧虑担心的帝国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就要变成国家的“罪犯”了，于是纷纷惊慌起来。而洋人们真的就开列了一大串必须严厉“惩办”的帝国官员的名单，名单上除了没有慈禧和光绪的名字之外，几乎囊括了帝国政府朝廷的一半重臣和数十名地方要员。
1900年8月大清帝国的《罪己诏》最后所说的关于“公”与“私”的问题值得玩味。本是给洋人们看，用以推脱责任的，竟然唐突地提出了这么一个纯属帝国官场中的“职业道德”问题，不知道特地把这个问题说给洋人们听是出于什么目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这句反问——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话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在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最该回答这个问题？
清泪湿山河
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北京使联军颇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沽口海面上准备登陆的时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复严肃地告之一个历史事实：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联军从这里向北京攻击前进，结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满族武士们的阻击，联军一共战斗了四十多天才到达北京。如今的攻击距离和路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已堪称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要想打到北京，乐观地说也得需要80天，前提是各位到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
可是，事实是，40年后，从联军开始攻击行动到完全占领北京仅仅用了10天。
联军们发现，他们占领的这座帝国都城基本上还是个完好无缺的大都市。所谓“完好无缺”，指的是在这座被攻击的城市里，市民并没有按照战争常规而大量逃亡，除了官吏和兵勇之外，所有的北京市民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家。即使在一片枪炮声中联军官兵冲进街道的时候，他们依旧看见了京城灰色的院落里升起的炊烟，看见了挂在龙槐树枝上的百灵在鸟笼里跳来跳去，看见了低矮的院门的缝隙后露出一双黑色发亮的眼睛。而胡同口背阴的墙根下、街头的古树下和破旧的小型庙宇的台阶上，仍旧蹲着一些男人，他们往往使摸索前进的联军官兵们骤然紧张起来。可定神再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细短干枯，手上除了烟袋之外没有武器，显然他们或是聚集在一起回忆着留恋不已的过去，或是孤独而沉默地消磨着闷热躁乱的夏日，仅此而已。因为即使跌跌撞撞地拉着炮车、噼噼啪啪地放着枪的联军官兵们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这种东方黄色面孔上的那种没有任何表情的表情至少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就在这种古老的目光与联军们的目光相对视的瞬间，一种无以明状的奇异感觉立即涌上了这些异国官兵的心。联军官兵们有些惊慌还有些胆怯地急忙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开，于是前方的五彩牌楼、深邃的城墙门洞和弥漫在杂乱房屋顶上的浓烟，都变得神秘而沉重起来。
帝国都城里的市民是一群能够活得很沉着的市民。
后来有人为此谴责帝国的政府：从联军开始向北京攻击的时候起，北京城就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令：所有的城门一律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城。这等于有意把百万北京臣民当做了帝国的人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似乎帝国都城里的百万臣民并没有“人质”的感受。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即使当时帝国政府强迫市民疏散也无法让其离开家门。原因是：北京市民是这个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众，他们普遍地认为无论谁打进这座城市，都是冲着皇上、官府和那些大宅门去的，天下怎么会有人跟贫穷的他们过不去？
在北京城破的时刻，几乎所有奔跑在街头的人，都是王公的家眷、弃职的官吏、外地的富商、溃败的官军以及零散的义和团们。满城奔跑的人流集中在北城，因为联军是从南边和东边打进北京城的。
8月16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不见了任何一位官吏的影子，北京城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空白。德胜门和西直门城门附近集中了数百辆大车，车马装载着半城的财富拥挤在一起，于是成为趁火打劫的最佳地点。官吏大员们充当了自家的车夫，因为车夫们不是逃跑了，就是加入了打劫的行列。官吏大员们抽打着拉车的牲口，车上家眷们的惊叫哭喊连成一片。
正在逃亡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阻挡在此。平时享受着皇恩俸禄，国难当头却要弃国而逃，王文韶感到万分耻辱，他高声大骂：“没良心的狗奴才！没廉耻的狗奴才！”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王文韶已觉得他此刻的行为和那些逃命的官吏截然不同，因此他有权力开口大骂。他早上从家里追至皇宫，发现连看守皇宫的人都跑光了，东华门锁着，根本进不去。他奔向德胜门，途中在一座小庙中歇脚，但小庙的和尚怕受连累不让他停留，并且声称他们也要跑了，原因是这座小庙曾经是义和团的一个神坛。德胜门城门附近已经出现了联军官兵的身影，王文韶只好不顾王公的体面拼了老命才终于在人流中挤出了城门，刚跑到嘎嘎胡同，天下雨了，于是又躲进一位小官吏家。这位小官吏给帝国大员找来一辆驴车，并且派自己的随从跟随军机大臣逃亡，但他明确里嘱咐随从：重点保护的不是王大人而是驴——因为沿途散兵土匪抢劫的不是人，而是牲口。当王文韶终于在怀来县城里追上太后的时候，包括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室人员都对这个衣衫褴褛、年近八十的大臣居然能够有气力活着追上朝廷而万分感动。同时，王文韶的追随令他们联想到了帝国那些此刻只顾自己逃命的大员——都是些什么东西！
在中华帝国战败的时刻，政府和官吏弃城逃亡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这种罕见得几乎等于一个帝国政府全体逃窜的举动，在帝国的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至少慈禧太后应该记得，40年前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带着包括她在内的嫔妃们也是在慌乱中狼狈逃出京城的，而帝国的大员官吏们同时也作鸟兽散了。所不同的是，那年城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奇迹：居然有一个比如今的王文韶对帝国更忠心耿耿的人物在城破之时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依然坐在衙门府里“篝灯观书”，成为惟一在已经沦陷的帝国都城内坚守政府职务的人。因为在帝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物实在罕见，于是事后他成为帝国全体官员们的“榜样”——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了。这个奇迹《汪穰卿笔记》中有载，是一则绝佳的帝国政治幽默：许善长，字季仁，浙江杭州人士，“才思清俊，落拓不羁。”没有任何官职，因此生活困顿。但他却有个官吏的爱好：留恋妓院——“偶假得数十金，必尽费之韩家潭等处。”韩家潭，京城妓院所在胡同之一也。联军入城，“京官多潜走”，他正为没钱逛妓院而发愁，于是找到一个内阁中书借钱。这位内阁中书正准备逃跑，于是对其曰：“借贷可也。然余欲有事相求，必诺乃可。”许善长问何事，内阁中书言：“吾今晚当值，欲君相代。如允当贷二百金。”许善长高兴都来不及呢，欣然同意。奇特的是，这个许某是个信守诺言的人物，在闹不好可能掉脑袋的时候，他拿了银子并没有去及时行乐，而是真的一本正经地上内阁衙门值班去了。更奇特的是他到内阁衙门之后发生的意外：
许既诺。夜宿阁中，篝灯观书。时恭王留守，夜出察诸值宿者乃多空无人，至内阁望见有灯，趋之，见许，问：“人多不至，君何为者？”许初不识为恭王，然意必为贵要也，乃起对曰：“今京府空虚，各署文书深惧遗失，故不敢不致谨。”王甚奖叹之。问其姓名，曰：“浙人许善长也。”后中书有缺，特越次补之，而误为许善昌，许既得补，乃递呈吏部更正焉。（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可以想像当时恭亲王着实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名字都没搞清楚就决定提拔这个“英勇无畏”的人。这是许善长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至少当上了内阁中书的他从此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