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海官方在报纸上公开为这个举动做出了道德解释：“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大有天壤之别。”（《答问》，《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帝国南方官员和北方农民对洋人们道德水准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就不难找出为什么帝国南方的官员们对义和团灭洋之举坚决抵制的原由了。

　　张之洞被称为“东南互保”的领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行为更加复杂的官场老手。后人对他的评价相互矛盾：“巧宦热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种说法；“励廉洁清”、“颇多建树”又是一种说法。但张之洞是大清帝国末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没有太大出入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

　　“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

　　“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折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折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

　　张之洞不仅反对义和团灭洋，还反对其他一切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这使得他对发生在他的地盘上的由孙中山策划的暴动毫不留情。那次暴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变法”中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成为“兴中会”成员。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并且酿成大乱，接着各国联军借机侵入北京，帝国政府开始逃亡之际，秘密回国的唐才常在海外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策划下，率领“五路自卫军”“同时起事”。这是一次纲领混乱的暴动，唐才常既喊“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喊“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显然前者是孙中山的主张，后者是康有为的感情，两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为一了。暴动指挥部设在汉口，汉口就在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这是张之洞绝对不能容忍的。结果“起事的同志们”在等待“海外军饷”到达好购买军械的时候，张之洞不动声色地派人包围了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名暴动领导人被捕，当晚全部被杀。

　　虽然也是要变革国家，但只要选择的方式是造反——没有任何权力的人只能先造权力的反——不要说审问，同样在变革帝国的张之洞都没让他们活到天亮。　
　
昂贵的船票和姓刘的脑袋

　　1900年，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张之洞时刻预感着长江上将要出现的异常，他在给驻英国的大使发去电报后，又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发了一封电报：“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总督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张之洞之所以让上海道具体操作这件事，因为帝国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联沅现在已是具有帝国官员和实业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纪初，在中华帝国的南方，无论官场还是生意场，其运转缺了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盛宣怀就是那时上海“十里洋场”中的一个著名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晚年又号止叟，江苏常州武进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这一年盛宣怀出生。盛宣怀没有继承他父亲读书取仕的道路，他仅仅考了个秀才。但由于他父亲和李鸿章的“金兰之交”，就有野史记载他曾经拜李鸿章为义父，因此得以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仕途依旧得意。盛宣怀27岁时进入李鸿章幕府，从候补知县开始，最后被保荐至布政使候补道，论级别已是帝国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鸿章派他去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开始以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帝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

　　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规模巨大的洋务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因于海运漕粮。大清帝国中期以后，由于京杭运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调拨的粮食开始部分改为海路运输，这是一笔营业额巨大的买卖。善于抓住时机赚取利润的盛宣怀刚到上海便与人合伙买了两艘海船参与运输，然后逐渐将规模扩大，最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旧在运营的、在中国民族资本运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轮船公司”。

　　招商局轮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业，无论主持商业业务的盛宣怀还是公司的后台李鸿章，都是帝国级别很高的政府大员。招商局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为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有垄断的优势。帝国政府规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须由这家公司承担运输。而那时的帝国政府仅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万石，即使海运只承担其中一半的运量，每年的运费收入也在30万两白银以上。同时，由于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轮船经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轮船公司开展客运业务后，中国乘客大都只买招商局的船票，这是洋人公司所无法左右的。英美合资的旗昌公司不服气，用降价的方式和盛宣怀斗，但是洋人没有考虑到，招商局轮船公司不但每年从运输政府物资中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而且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划拨了100万两银子给盛宣怀当做“官本”，结果盛宣怀的公司不但没被挤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轮船甚至连同旗昌公司所拥有的仓库码头全部买下来。

　　盛宣怀一生创办的第二大实业是中国的电报业。电报这项当时还属于“高科技”范畴的营业，于光绪六年由洋人牵头开始在中国的上海起步。电报刚一在帝国的生活中出现便遭到了北方官员的严厉抵制。工部的一个官员为此特给朝廷呈递了一封奏折，认为电报的铺设断绝了“地脉”，以至最终要动摇中国人“尊君亲上”的道德传统。说严重一点就是电报线一铺，忠臣就出不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乍听起来这个官员的推断实在有些离奇，但其观点和1900年义和团农民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奏折值得节录：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本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光绪元年九月，工部给事中陈彝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苏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页。）

　　同样是帝国的官员，南方的盛宣怀们可不管什么“地脉”不“地脉”，他们只看中了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大把的银子。还是李鸿章支持了他。李鸿章的支持方式带有帝国重臣大员的蛮横：当洋人们要求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以中国为一大古国存有深厚古风为由坚决不许，他不允许从香港铺设而来的海底电报电缆在帝国的海岸上上岸，洋人们只有把电缆盘在船上在海边痛苦地徘徊。等帝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无奈之下瓦解的时候，李鸿章不失时机地首先从大沽口炮台铺设了一条通向天津城的电报电缆线，这是中华帝国的第一根电报电缆线，李鸿章的理由是：为了军事指挥上的便利。作为帝国出访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军政大员，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民用价值，于是决定开设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这个依旧由盛宣怀主持业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