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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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平时有个“大买卖”，就是卖官。到达西安之后，平时难以和皇室接近的地方官员活动频繁，慈禧为此已经卖了不少官。帝国的皇室成员，包括皇上和太后，每月都有固定的份银。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载，慈禧的一年的份银是黄金20两和白银子2000两。在制作衣服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大卷宁绸、妆缎、倭缎、内缎、金字缎、云缎等各种上等绸缎99匹；高丽布、三线布、毛青布等各种棉布54匹；貂皮、熏貂皮、熏海龙皮等各色高等皮革124件等等。这还仅仅是“基本工资”和“待遇标准”，只是规定出来做个样子的，其实她每年的生活花费都在40万两白银以上，等于当时7万百姓一年的口粮钱，而她所得的“现金”也远远不止规定的那些。在西安，这个老太婆觉得自己穷了，藏在京城宫里的私房钱说不定已经让洋鬼子给抢走了，于是又开始大量卖官衔。但这一次她在西安卖官却卖出个麻烦来，弄得她心里很不痛快。有个要买官的人姓施，时任潼官厅，做官多年，有点积蓄，想买个道员干干。以前苦于没有门路，慈禧一行到西安后，他认为时机到了。他先派手下买通了李莲英，李莲英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姓施的要买道员的事情说了。慈禧想了一下告诉李莲英，说现在朝廷蒙尘在外，官价可以便宜点了，但是道员往上就能升任两司了，至少也得一万银子。李莲英把这个价码转告给了姓施的，这个小官吏大呼真便宜，于是立即开出银票，派他的手下去给李莲英送银票。手下入“宫”之后没找到李总管，闷头闷脑地闯进了慈禧的院子。这是滔天大罪，如果在京城这叫做“闯宫”，别说是个下人，就是王公大臣，也非剐了不可。他被值班的太监扭住了，问：“谁让你进来的？”答：“陈大人。”这一情况被报告了慈禧，慈禧火了。“陈”、“岑”两字用陕西话一说几乎同音，慈禧认为这是岑春煊派来监视她的人，于是立即命令把这个人交给岑春煊，太后想看他怎么审问。一问才知道原委，那个送银票的人的小上司姓陈。岑春煊要亲自杀了这个人给自己洗刷，但是他的手下说这样做有灭口之嫌，太后会更加怀疑，不如把这个人交给长安知县处理。处理的结果是，“闯宫”者必死无疑，那个想买道员的施某被革职，他手下所有的衙役全部流放边疆。至于那张一万两的银票，追查很久居然谁都说找不着了。
眼下的日子是有些小麻烦，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将来的日子。慈禧不知道自己与洋人的对抗会受到什么惩罚。洋人要报复是肯定的，这一点慈禧在1860年经历过。据说京城里的洋人们已经提出个必须“惩办”的名单，里面全是帝国政府的重臣大员。庆亲王刚说了一句“不好办”，联军就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5页。）“首”指的是谁，慈禧明白。杀头是不可能的，洋人再毒，总不能把个皇太后拉出去枪毙，听说洋人对女人特别客气，走路的时候不但让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还为女人掀门帘呢。关键是权力，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大清朝顶重要。
一提起权力，慈禧就心慌意乱。这是这个女人赖以活在世上的惟一的理由。她27岁守寡，从精力旺盛的年轻少妇一直熬到花甲之年，身边无数英武的男人晃来晃去，她忍受的清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可她就是一个守得住的人，不为别的，为的就是她给帝国留下了一个血脉这份功劳上。为此，她和皇族中的反对势力、大清帝国的继承传统以及她自己的意志搏斗了几十年。直接登上皇位是万无可能，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个武则天，但大清帝国容不得女人当皇上，打祖宗还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起就没这个规矩。把光绪皇帝自五岁起就当自己亲生的儿子带着，一方面至少在帝国最高权力的位置上“听政”了十多年，另一方面指望着总归是自己带大的光绪即使“亲政”了也在自己的手心里，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了。真是天地都丧了良心，早知如此就不会让他活到18岁。现在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皇上。他是洋人点名拥戴的人，没有什么事还好说，而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洋人不是更有理由支持他了？洋人想必要的不是这个国家，他们说到最后就是要银子，要可以，给他们就是了，前朝的皇帝不就是这样对待洋人们闹事的吗？谈判完了，早晚得回京城，而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间没办成的事现在有洋人撑腰，也许就要办了。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皇太后“归政”——把权力交出来。然后，然后就等着你死了。闹不好还得给谭嗣同正了名，再把那个十恶不赦的康有为请回来。
绝不能让光绪得了意，死也不能。洋人的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让皇上掌了权是最要紧的。现在不能让他离开自己一步，特别是不能让他和洋人们见面，实在不行就再次颁发圣旨，说他病得已经起不来了——怎么拉稀拉死的是刚毅而不是他？
慈禧想到了自己亲自立的那个皇储。不提他还可以，一提起这个孩子，心绪就更混乱了：这个皇储是指挥进攻使馆和教堂的载漪的儿子，他在“皇嗣”这个位置上待一天，洋人的心里就肯定别扭一天。立他的时候就招惹来一堆麻烦，现在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皇储，载漪的儿子溥儁，要不是突然成了“候选皇帝”，充其量只是个皇亲门中的公子哥儿，和其他满族贵族的纨绔子弟相比，他既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也没有特别恶劣的行径。但他现在是皇子“大阿哥”，举国瞩目，因为保不定将来哪一天，他就成了条“真龙”，帝国上下都是他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举止性情便荒唐得可以了。
16岁的溥儁“颇有小慧”，是个“文学爱好者”，“素涉猎小说家言，风流自喜。”在皇宫里读书的时候，老师出“朔方十郡耕牧策”，他能对上“秦中千古帝王州”，不见殊才，但字意工整。逃亡的路上看见大雁当空，有“聊将天作纸，挥洒两三行”句，也不见俗。更有《望终南》诗，想必是在西安所作：“入夜宫中烛乍传，檐端山色转苍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访■台第五仙。”（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已经很有点意思了。但仅此而已。他和贾宝玉的毛病差不多，一是不喜欢读“大学衍义”、“朱程语录”之类的书，大学士徐桐给他讲课的时候，他“不待辞毕，已垂头睡矣”。二是喜欢“追女孩子”。没当上大阿哥的时候，他“北场南馆好驱车，博■弹棋乐有余”。（同上）不过是和纨绔子弟们一起吃喝嫖赌罢了。入宫之后，他“尝戏后侍女”——一个将来要当皇帝的人，和宫女们动起手脚来。
《宫女谈往录》：
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中反复选择，最终还是认为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只有一个人，整个帝国现在只有这个人符合上述的一切苛刻条件，只要这个人肯北上，大清帝国的满人天下就能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像他一样在帝国的历史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对大清帝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帝国的国界。晚年的他更是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的主梁，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决定这个帝国的国家命运，而且几乎涉及整个世界东方近代史的走向。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的身影屡屡出现——没有他的中国近代史一定是残缺的历史，也是无法叙述的历史。
同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在死后招致到如此猛烈的、连续不断的抨击。在1901年以后的中国，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怎样的人——从精明的政治家、到社会变革者，从记载正史的文人再到传播野史的平民——对他所持有的评价竟惊人地一致。这种一致如果之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政治事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对李鸿章评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
这位大清帝国重臣的巨大历史罪责令人难以置信：中华帝国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屈辱和不公正，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里，无时无刻地不在处心积虑地勾结外国势力和策划卑鄙阴谋，他的所有行为和努力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把帝国的国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生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生，死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死。
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外历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中国人把他从19世纪末的封建帝王、狡黠政客以及当时大清帝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经济实力和国家运行机制等等内忧外患的因素中抽象和独立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民族感情符号或是一种国家政治形象，同时也就顺便忽略了这个老头儿当时为大清帝国所担任的最高官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他将东方人性格特征中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位帝国重臣的后半生正值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地走向衰亡的时期，正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衰亡的时期。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5日，字渐甫，号少荃，排行第二。72年后，他因为代表帝国签订《马关条约》，致使中国市井流行“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一幅。对联中的“杨三”指的是当时刚刚病故的一名京剧名丑，“李二”指的就是他。李家是“耕读之家”，算不上贫寒，但也要整日为衣食忙碌。他的父亲是李家第一个出来做官的人。1838年，父亲中了京城会试的一百一十二名进士。报子来报喜的时候，他和他母亲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这个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初授予户部，后长期在刑部为官，据说是个包公式的官员，但未见有特别过人之处。母亲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没有缠足。李鸿章当了大官之后接母亲到官府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露在轿帘之外，李鸿章觉得颇不好意思，悄悄把母亲的脚塞进去，母亲为此一直很不高兴。父亲中进士两年后，李鸿章中秀才，当时18岁的他心情很烦乱，认为自己已经长了胡子但却一事无成，李鸿章有诗曰：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