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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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14日，两艘德国轮船“礼裕”号和“生义”号，载着帝国政府庞大的代表团从天津出发了。李鸿章知道此去因为“割地”而必定会终生背上“卖国”的恶名，他在甲板上不禁吟诗一首，按照中国的文学标准，这首诗似乎只是一首顺口溜：
万倾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欧闲。
舟人那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同上）
大清帝国的代表团有140人之多。李鸿章声明绝对不用日本人的任何东西。于是，侍从们为他带上了中国的粮肉和中国的蔬菜，连做饭的全套厨具和吃饭用的桌椅都带上了。同时携带的还有李鸿章专用的一顶红顶八抬大轿。由于从中国来的人太多，日本方面为解决大清帝国代表团的交通问题，特别预备了50辆人力车，每辆人力车上都插着一面代表帝国皇家的黄色小旗。
日本人安排的谈判地点的地名极富诗意：春帆楼。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国人称之《马关条约》的，在日本人那里被称为《春帆楼和约》。
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苛刻得吓人：日军占领山海关、天津、大沽后才能停战；山海关到天津的铁路归日本管理。停战期间日本的军费由中国支付。同时，日本方面发出军事威胁：如果不答应条件或者拖延谈判，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就要发起全面进攻，进攻天津、直隶，最后是北京。
浑身冷汗的帝国谈判官员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李鸿章被日本一名刺客的子弹击中——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日双方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因为日本执意要占领中国台湾，李鸿章的心情十分恶劣。李鸿章的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照例挤满了看中国大员的日本民众。当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日本青年。这个青年左手抓住李鸿章的轿杆，右手举起手枪，朝着李鸿章的脸开了一枪，然后迅速逃现场。
李鸿章瞬间满脸是血，昏了过去，立即被抬入行馆进行抢救。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行馆，天皇都派来了自己的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
李鸿章被擦去血迹，检查伤势。
子弹在左眼下一寸。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卡在李鸿章脸部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李鸿章头部的这个部位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同时，他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地保存——“此血可以报国也。”
中华帝国的最高谈判代表在日本被刺，这令骄横的日本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本来就担心在中日谈判中方可能会迫于压力而给日本更大在华利益的帝国主义们，纷纷站出来了高声“谴责”日本刺客的行为，大肆散布日本政府“别有用心”的信息：李鸿章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又为大清朝的全权议和大臣，被刺于日本国土，对日本的国家声誉极其不利——“刺杀使者事件比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严重”。“古稀高龄，出使异域，遭此凶险，极易引起世界同情和强国干涉。”而日本政府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0页。）
出于对后果的担心，日本政府把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全部革职，并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小山丰太郎，21岁，极端爱国分子。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天皇为此特别下圣谕，痛责这位“极端爱国分子”：“下贱无礼，极为可恨。”
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停战”。
但是，日本方面担心帝国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不但没有发生，在案件发生的当天，李鸿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脸给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期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于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和款节略，即当迅速细加察覆，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页。）
经历暗杀后的李鸿章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彬彬有礼，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绝不可能有此“涵养”。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于是，放心之后的日本人立即向帝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和约底稿”，内容绝不“彬彬有礼”，更没有丝毫的“宽宏大量”：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3亿两；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过去中日间各项通商条约要重新制定等。
李鸿章立即强硬了起来，向英、俄、法三国的驻华公使全面通报日本人的条件，希望引发强国对日本的干涉，同时表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如果日本执意这样的话，“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此时，帝国政府内部关于答应还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吵开了锅。于是，朝廷发给李鸿章的电报冗长而虚空，全是模棱两可的官方空话，既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不接受：“着李鸿章酌量办理，钦此。”
伤痛和心疼折磨着李鸿章。这样的为难境地他不止遇到过一次。如果坚持维护帝国的一切利益，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后果只能是一个：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帝国实际的军事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帝国的东北地区被全面占领，同时各国列强定会在继续扩大的战争中捞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而如果答应对方的条件，帝国主权和财政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之中取其轻，这永远是面对艰难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4月10日下午4时，李鸿章受伤后第一次重新坐到春帆楼的谈判桌前。他的面前是一份日本人写好了的“和约节略”。之所以叫做“节略”，表明日本人在“和约底稿”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关于割地，从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划线过凤凰城、海城、营口，此线以南割给日本；日本放弃辽阳，但是要加上台湾和澎湖全岛；关于赔款，减少至2亿两白银；关于通商，中国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口岸，并且在中国已经和其他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基础上与日本另订条约。其余款项照旧。
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腾博文就声明：“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腾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鸿章刚要求日本方面再把条件减少一些，伊藤博文就截断了他的话说：“日本广岛有60艘军舰，兵粮齐备，只要过了停战的限期，中国还不签字，即可搭乘增派的大军，立即前往战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李鸿章刚表明帝国不愿意割让台湾，伊藤博文又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日本立即出兵台湾。”并且连李鸿章的安全都危险了：“中国的全权大臣一旦离开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亦不能保证。”
李鸿章：“再减2000万。”
伊藤博文：“不可，一两不可少。”
李鸿章：“是否能割台一半？”
伊藤博文：“断不能。”
李鸿章：“赔款割地，双管齐下，如此口紧手辣，吾将来必记之！”
伊藤博文：“此重任惟中堂一人能够担任。”
李鸿章：“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少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战期限定议，将索款更多，此乃大日本举国之意！”
李鸿章：“交割台湾头绪复杂，能否在交割的时间上缓期？台湾既然是贵国的口中之物，又何必那么着急？”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难道两万万两不足可疗饥？”
史书记载：鸿章辩久，伊藤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4页。）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草约正式签字。正约11款，专条3款，另约3款，停战专条2款。要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之安东、海城和营口以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白银；对日开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时日本人的种种特权等。
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国人长期忽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抱残守缺的中华帝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东西方强国。列强们挑起军事事端为的就是对中国领土和财富的侵占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还怎么要求谈判者“义正辞严”地捍卫帝国的利益呢？前线放弃国土望风而逃的将领不是卖国，衙门里碌碌无为花天酒地的大臣不是卖国，朝廷里为了一己私欲不惜让国家民生付出血的代价不是卖国，皇宫里的那个一年之中要花费7万平民的口粮钱的皇太后不是卖国，而只有在国家面临被分割占领的危机时出来维持局面的那个人才是卖国者？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还在说：弱国无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帝国的李鸿章突然发现不但朝廷中没人理睬他了，而且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公敌。朝廷大骂他办事不利，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更是铺天盖地地咒骂他没有脊梁骨。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光绪和慈禧的案头，写有“李二先生是汉奸”字样的报纸传单到处飞舞，还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杀李鸿章，以“我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
李鸿章曾经给友人写过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于朝中的感受对这个帝国的“本质”有这样的叙述：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第784页。）
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年前的现状。这种“一旦有事，淆于群哄”，“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的国情民风可谓祸患无穷。
贤良寺，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里的一座寺庙，由雍正时怡亲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庙里闲院飞花，炉烟幽敞。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李鸿章住在里面不敢出门。他开始把荒疏已久的书法拣了起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临摹古人碑帖。他的饭量很大，山珍海味什么都吃得香。饭后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还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参和黄芩配制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时候有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便停下来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主张，至少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持有同感。虽然康有为对他的咒骂让他几乎忍无可忍，但他还是主动和康有为联系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强国会”捐款，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拒绝，这让他感到比骂他卖国还羞辱。他忍不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跟我过不去，等我起来，看他们一个个还能做得成官否！李鸿章不同意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是始终在帝国“图强变法”这一点上和康有为之间有一条割舍不开的感情纽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页。）一个身居帝国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康、梁意外之后便是深切的感动，于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饮冰室文集》五，第55页《上粤督李傅相书》。）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李鸿章的心胸。
李鸿章确有“私爱”，但他爱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国。
感谢之后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在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情况：一队由俄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吹奏着欢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礼服的俄国官兵，正表情兴奋地等待着李鸿章。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远远驶来的时候，旁边有一艘全副武装的俄国军舰在护航。
各国已经相互串通好了，“要在码头上给这个中国大员一个明显的冷淡”，因此，他们对俄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在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中走下了轮船，并且在俄军的严密护送下前往天津城。在天津的为李鸿章准备的寓所大门和四周，“俄军卫队建立了严格的保卫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件，防止一切闲杂人等靠近总督大人”。同时，各国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那艘俄国军舰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