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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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自己也跪在这里成了死刑犯。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换乘骡车押往刑场时，沿街观者“如堵”。启秀神色从容地走下车，对身边的人说：“忠告各位，后代们千万不要做官。朝廷畏祸，不能保护出力的人。就是做了官，也不要出力气，做事惹了祸最终是要自己承担的。”然后引颈就刀。徐承煜被人从车上拖了下来，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几个月前还在这个地方当监斩官的他与袁昶对骂的情形仿佛就是昨日。最后时刻，徐承煜在地上翻滚挣扎，“不肯就刃。”

　　在被“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中，以董福祥最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馆时人人皆知的指挥者，按照各国提出的“惩办”条件，第一个应该处死的便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但是，联军攻入京城之后，他带领甘军“大掠西归”，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盘上。这一下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说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虑激回变，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肃给荣禄写过一封信，除陈述自己的报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说明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在荣禄的指挥下做的——“以公驱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说他和荣禄的命运应该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最后，他威胁说：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4页。）

　　可以想见荣禄读了这封信之后惊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为全部归结于荣禄的授意和指挥，而且还扬言说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他肯定“揭发”他并且起来造反。荣禄害怕的是两个局面：一、如果这封信落到洋人手里，自己不知是否还会如此逍遥；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规模造反，东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灭清，自己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

　　“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

　　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

　　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病。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

　　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　
　
过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华帝国代表李鸿章、庆亲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义、日、荷、俄11国代表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各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各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任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三年；按照外国人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其侵略性和掠夺性达到空前骇人听闻的程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辛丑条约》中最要害的条款是外国人有权在中国领土上驻军和帝国要支付的巨额赔偿。这是无论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惯例都寻找不出根据的强盗式的条款。外国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堂而皇之地驻扎军队，这使中华帝国的门户尽失，使这个有着漫长边境的国家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甚至不再有国家“领土完整”这一概念。仅此两款，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主权国完全处在被奴役和宰割的境况之下。《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伤害以及随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瓜分，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即使当时的满人也预感到了：“此纸上条文，又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0页。）

　　近百年后，曾经有一个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向正在讲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在宛平城？年轻的老师一时语塞，他似乎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问题来考虑过——即使是孩子也知道任何战争爆发的合理地点应该是边境线，而卢沟桥实实在在是北京附近的一个中国的月亮映在中国的河水中、月光涂满桥边的中国垂柳的地方——1937年日本军队出现在北京近郊宛平县从而挑起后来持续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正是因为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人有权在北京驻军以保护使馆”的这一条款。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从北京撤军。但是，一直声称自己的领土大得用不完的俄国人却没有从帝国的东北撤军。对俄国人的行径，怀有同样野心的日本人十分愤怒。终于，日俄战争全面爆发，其战场竟然是在中国的东北。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异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瓜分自己国土而进行的战争，大清帝国朝廷竟然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如同两个强盗在张三家里因为谁有权利对这个家实施抢劫的问题打架，而张三躲在一边声明自己和这场斗殴无关。这个庞大帝国的精神已经完全被屈辱而悲伤的往事折磨严重畸形了，这种精神的畸形导致了类似1900年不足两万的各国联军轻易打垮了数十万帝国军队的历史事实一再在这块国土上重演：“卢沟桥事变”之时，当时日军在整个华北的兵力不超过9000人，而仅仅在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宋哲元部的兵力就在10万以上。而此前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驻军总数仅为两万，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兵力就有19万之众。可战斗的结局人所共知：日军第二天占领沈阳，一个星期占领辽宁、吉林，四个月后占领整个东北。

　　1901年帝国政府的赔款数额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4。5亿两，年息4厘，连本带息总额为982238150（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当时帝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也就是说，此一赔款相当于帝国政府10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巨额款项可以使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立即成为世界强国。帝国建立北洋海军的时候，用了600万两白银便把帝国海军地位提高到世界第六，而“庚子赔款”之额可以建立160支位居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巨额的赔款完全奴化了本来刚刚向着近代化起步的帝国经济。连年的赔款更使百姓对捐税的负担程度达到极限，整个帝国陷入极端的不稳定之中，直接针对帝国政权的造反层出不穷，最后终于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导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灭亡。

　　慈禧在批准条约最后文本的时候，就赔款问题说过一句惊人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帝国主义列强们拿到中华帝国的赔款数额分配表是：

　　俄国：130371120（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

　　德国：90070515（九千零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两；

　　法国：70878240（七千零八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两；

　　英国：50620545（五千零六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五）两；

　　日本：34793100（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

　　美国：32939055（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

　　意大利：26617005（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

　　比利时：8484345（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

　　奥地利：4003920（四百万三千九百二十）两；

　　其他国家：1222155（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五）两。

　　连列强自己都说，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联军所蒙受的损失”。其中俄国人分得最多，其公使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按捺不住兴奋地说：“这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本来由于连续的对外战争使国内财政感到相当困难的日本，得到赔款之后有一种发了横财的感觉，立即扩大了军费预算。

　　美国人在赔款问题上的做法至今还让中国人评论不休。1901年，美国人曾经私下里做过计算，认为他们如果能够得到200万美元就满足了，而他们实际得到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到1905年，他们得到的赔款就已经达到200万美元（按白银折合美元计算）。到了1908年，美国政府把除200万美元以外的其余赔款“退还”给了中华帝国政府。1924年，美国宣布其余的赔款也全部放弃了。跟随美国的举动，各国相继也“放弃”了索取剩余赔款的要求：英国于1922年，俄国于1924年，法国于1925年，比利时于1928年，意大利和荷兰于1933年。美国将“退还”的款项对帝国政府做了专用的规定，即在帝国建立一所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这便是如今举世闻名的中国清华大学的前身——有的中国人说这是美国营造世界文明的“友好表现”，也有的中国人把美国的此举称之为“鳄鱼的眼泪”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无论如何，清华大学至今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知识殿堂之一。

　　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块”，有半痰盂之多，西医诊断说是“胃血管破裂”。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热兼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精神和肉体彻底垮了的李鸿章给朝廷写了《和议会同画押折》：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难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该是什么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现在才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说，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人，如果还“好勇斗狠”，必有性命攸关的忧患——而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斗狠”之气概到了大清帝国末期竟成了连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一座曾经是义和团坛口的寺庙大门口，出现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体制的长联，上书：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之《北京清凉庵楹联》。）

　　混乱的1900年过去了，中国人回想起那些“举事”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时情绪万般复杂。毫无疑问，义和团的农民们以他们面对列强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贫苦农民们的自发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的继续。但是，另外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爆发，农民们的反抗凭的仅仅是心中的万丈怒火和严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术”。于是，在客观上，1900年中华帝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后果是惊人的。虽然中华帝国因俄国人在帝国东北的野心所引发的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