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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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帝国政府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们控制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看见了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并在这种迹象之中再次回顾起了“戊戌变法”时“康党”们所主张的那些变革国家的措施——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开始革命的前奏。
自1901年的春天开始，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和那些著名绅士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这些奏折大都是要求朝廷变革的。在这些奏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慈禧和光绪听都没听说过的，这就是“国民”。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民？国民就是人民拥有国家的财产，能够行使国家的主权。而封建体制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
强烈要求朝廷宣布实施“新政”的呼声迅速成为一股潮流，一时间竟然到了“人人欲避顽固之名”，“维新”再次成了时髦名词的地步。虽然依旧在流亡中的慈禧绝对不情愿再重提“变法维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认识到了经过1900年一年的大变故，如果仍不顺应民心，即使洋人们愿意保护她的权力，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几乎不敢相信这番话是慈禧说出来的，因为它像极了那个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的原话。特别是“误国在一私字”一句，使得这道诏书酷似慈禧的检讨书。诏书极其准确地剖析了中华帝国虚弱的原因，观点之精百年后依旧让人感到其锋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好像没有涉及如何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等问题，直接着眼于帝国政体的变革了。
紧接着，慈禧要求各地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为此，1901年4月，慈禧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帝国关于变革奏折的机构，叫做“政务处”。历史兜了一个大圈子，让整个国家备受创伤之后，又转回来了。所不同的是，1899年呼吁帝国变法的是光绪皇帝，现在是慈禧太后。
1901年，流亡中的中华帝国政府的变革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体制上，宣布废除科举和八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学堂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在军事上取消八旗兵制而改为省军制；在行政体制上裁减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官吏队伍；在财政上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统一混乱的货币制度，疏通贸易交流之间的障碍。
1901年的帝国变革从一开始就是被迫的，于是决定了它始终是一篇表面文章。对于慈禧来讲，她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依然备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然“拥有”守卫在她身边的那群顽固的满族大员。帝国的变革最终演变为满族朝廷和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大清帝国的迅速灭亡，这一点慈禧心里比谁都清楚。
1901年，即使表面上积极支持帝国变革的洋人们也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他们支持这个古老的帝国艰难地变革的最高目的是：让中国人至少懂得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通商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会使中国人再不至于像1900年一样碰到洋人就砍一刀。
水中之鱼不可能变成空中之鸟。
外国联军撤出京城了。第一笔赔款划到各国的账上了。一块巨大的纪念被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坊在京城繁华的街头矗立起来了。前往德国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出发了。中华帝国这条大鱼终于度过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节里的最干涸的日子。
帝国的生机复活了。
慈禧该回家了。
《圣驾回銮》诏书依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
上年七月以来，仓卒播迁，朕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暂驻关中，瞬将经岁。睠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亟欲即日回銮。惟现在时令已交仲夏，天气炎热，圣母高年，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万难于溽暑之际，跋涉长途。自应俟节候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舆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著各该衙门先期望敬谨预备，此通谕一体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1页。）
慈禧从西安启程回京的日期是1901年11月30日。拖延了朝廷启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慈禧还没有最后弄清楚各国如何对待她——“太后急欲知列强对于其权位之意见。”大臣们反复转达了洋人们对她“没有任何恶意”的信息，她又得知各国的“内讧”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她回京不但人身没有危险，权力不会丢失，而且可能还会“颇受欢迎”。虽然有人还是建议把都城迁到别的城市去，理由除了关于帝国的安全之外，还多了条以免太后“去那个经洋兵亵渎之地”的理由——有人报告，占领颐和园的俄军曾经在慈禧的卧室里挂了一张“淫秽的图画”——但慈禧还是下了回北京的决心。尤其是她得到“宫中储藏之宝物未被联军所掠”的报告时，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因为她“恐太监等窃取也。”
起程的那天，西安城一片混乱，地方官员不但张灯结彩，而且还准备了盛大的仪仗。百姓们都出来看，跪在打扫干净的大街两旁，慈禧的大轿一出现，哭声震天。后来才搞清楚，哭声不是西安城的百姓发出的，哭的是那些不能跟随慈禧回京的京城人。庄亲王的弟弟就在哭送的行列里。庄亲王自杀后，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的庄亲王的亲属家眷没有依靠。几次要求晋见慈禧都没有得到恩准，于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苦日子开始了。据说慈禧一走，庄亲王的弟弟在一个小衙门里当差混饭，而他“年轻貌美”的妻妾只好“卖身为奴”。慈禧说：“他们愚暗（指受到惩办的大员），险些亡国。我只可惜赵舒翘一个人。”原来一直侍候宫廷的西安知府，现在已经被提升到陕西盐法道、江安粮储道的胡延，“叩别天颜无任依恋奏对，哽咽不能成声。”慈禧除了赏了他黄金40两用以作为他赴新任的路费之外，特赏给他的东西更是种类数量繁多，超过任何一个官员所得到的赏赐：
大卷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四件；海参、江瑶柱、鱿鱼、笋干、鳆鱼、珍珠菜、厥菜干、鱼肚、桂圆、干荔枝、建莲子、葛仙米、香菇各一匣；鲜荔枝、奶子各两筒；宣威火腿四条；黄羊一只；糟鱼三坛；虾子鲞鱼五十包；香片茶叶一箱；新会橙一篓；御书福字一方；板鸭凤鸡各两只；汤圆五十枚；内制太乙紫金锭、灵应痧药、万应锭、平安丹、藿香正气丸、金衣却暑丸六合定中丸、清温解暑丸各一匣；鄂铸银圆三十枚；粳米五斗；鹿筋四条；御笔画兰摺扇一柄；熏猪、晾羊各一只；黄葛布二匹；粽子两盘；普洱茶一大团；干蟹肉一匣；红绸袍料两件；雷州葛布袍料一件；月饼一盒。（胡延《长安宫词》，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21页。）
即使是逃亡中的慈禧依然是富可敌国。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庙里烧香之后，就出发了。由3000人组成的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了西安。皇家车队刚到第一站就不顺利，3000人马直接进了临潼县城，谁知不但不见知县夏良才的人影，全城烟火饮食一概全无。“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内膳及大他坦（大他坦，满语，宫内太监住所）均不得饱食，大他坦且无烟火，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太监报告：“此间办差，一物未备，县令亦未在伺候，请老佛爷示下。”谁知慈禧没有发怒，只是说：“应用之物，在我这里拿几吊钱去买吧。”太监们对慈禧的平和感到惊讶——“上赏内银二百两，令自觅食，亦绝异之事。”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太监们很清楚。太监提前到达这里准备一切的时候，按照“规矩”，向知县夏良才索取3000两见面礼。帝国的官员没有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因为太后和皇上要到这里，只要太监收到了银子，便会在太后和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如果银子送得够意思，闹不好由于太监的夸奖，官员还可能得到提升。但是，这个夏知县不知为什么，就是不给。结果，太监把夏知县准备的所有物品都砸了，“并水缸亦击破之。”砸了东西还不算，太监们还“寻殴县令，良才骇而逃，匿避于乡村。”知县因为拒绝向太监们送银子而被打跑，太监们反而对慈禧说“夏令实已领款二万七千金，不肯发，所以诸事不备。”夏知县被抓了回来。更让太监们不解的是，本该掉脑袋的事，到了太后那里这回好像也没什么事了，太后的结论是“从宽免议”。人们都说这是太后“更历患难，心平气和”了。
可太监们还是不甘心，因为帝国皇家这样的大规模转移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他们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到达洛阳的时候，怒气未消的太监对洛阳知县发威，说给太后准备的木炭不符合宫廷的“尺寸”，知县送了银子，于是没事了。
慈禧出发时的那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庞大的皇家车队在苍茫的原野之中起起伏伏，沿着黄河南岸东行进入了帝国北方最富庶的中原地区，但是慈禧看见的却是满目苍凉，一片荒芜。也许在前方开路的马队已经把百姓赶跑了，或者经过连年的灾害，活着的百姓已经不多了，车队所经过的一座又一座的村落都已经没有人影，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犬吠，这让慈禧感到很伤心。她吩咐随行人员在她经过的地区豁免一年的赋税，并且让那些知县们别害怕，尽管来晋见，然后她“发银以赈之”。光绪更是一路默然，把轿帘拉得紧紧的，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晚上住宿的侍候，慈禧把皇帝叫到跟前，说：“从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小民之苦。那些地方官总是说民情安顺，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距离郑州20里的时候，突然大道边出现了彩棚，这让皇家车队为之一振。郑州知府已经早早地征发民工，把大道一律修整成宽三丈高一尺的“叠路”，上面铺满干净的黄沙。官员还特别选取了不少长相说得过去的民女在彩棚里“侍候皇差”，并且下令郑州全城“鸡上笼，狗上绳”，谁要是惊了驾老爷饶不了他。慈禧住在郑州衙门里果然安静舒适。从郑州出发的那天，皇家队伍由在天津和北京前线打了败仗的帝国将领宋庆带领马队为先导，然后是侍从人员的车轿，慈禧和光绪的八抬黄色御轿左右由四人挽纤，后面便是数不清的黄色、红色和蓝色的轿子。出城往西至中牟县，数十里大道边跪满了百姓乡民，他们从方圆数十里内早几天便赶来了，日夜在道边等候，名曰来看“过朝廷”。
帝国的百姓乡民们大多世代没有看见过太后和皇上是什么样子，虽然慈禧下令把轿帘全部打开，可侍卫们已经预先严禁百姓乡民抬头。所以帝国的百姓乡民看见的只是抬轿的人的脚、马蹄和车轮。只有身穿蓝色长袍的秀才和廪生才有上前一步下跪磕头的权利，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特权”感到无比荣光，个个都很恭敬地把准备的礼物高举过头顶。这些礼物五花八门，从炖熟的一只鸡到写的一首诗，虽然大都被总管太监挡了回去，可他们还是举着，日后再把鸡和诗供奉起来。让百姓们骚动起来的是侍卫们每走100步，就向空中抛撒“金叶子”。“金叶子”实际上是银制的极薄的小片，每片上面印有图案，每片大约价值铜钱数十枚。银光闪闪的“金叶子”在空中飞舞，慈禧笑了，有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感觉。百姓们顾不得礼仪，纷纷站起来抢夺，侍卫呵斥着，慈禧说：“得啦，别吓着他们。”
郑州知府李元桢连续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在疲惫和紧张中已经精神恍惚。皇家的队伍刚一出他管辖的地界，开封府那边的官员迎了驾，他一屁股坐在郑州开封两府的交界线上，站不起来了。衙役们拉他起来，他还是站不起来，于是临时雇了一辆农民的小独轮车，把知府大人一直推到了郑州东门，才换上了等待在那里的官轿。在轿子里依然半昏迷的李元桢嘟囔着说：“老佛爷过去啦，我的命保住啦。”第二天上班升堂，衙役们发现知府大人一夜之内“须发皆白”。
到达开封的时候，正是慈禧的生日。开封城内挂满灯笼，搭满戏台，为慈禧祝寿。慈禧在开封住了10天，官员争相孝敬，使她的行李又多了很多。从开封启程，慈禧乘坐龙舟过了黄河，接下来的事便让她刚刚恢复的心境重新悲伤起来。
过了黄河之后到达卫辉府，慈禧一行从南城门入城，谁知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搬了把椅子，坐在路中央挡住了帝国皇家的去路。3000人马停止了前进，这种时候，不要说随行人员，就连宋庆的护卫官兵也不敢上前。一个洋人和中华帝国的皇家队伍对峙了很久，最后慈禧竟然下令往后退，退出了南门，绕到西门进城。
接着，另外一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传来了：李鸿章去世。
这两件事都让慈禧的心情迅速地恶劣了起来：对于大清帝国，洋人们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没了，更无人敢和洋人交涉了。有人立即上奏，请求慈禧改变行程，不要回京，以免“落在洋人手里”。慈禧把奏折摔在地上，烦躁之极。
还是在前几天，慈禧接到李鸿章的电奏：
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震慑，乞天恩电饬庆亲王奕劻，无论行至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8～529页。
慈禧回电，希望他不要死：
览奏深为廑念，该大学士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荣膺懋赏。有厚望焉！（同上）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任何食物，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年事已高，高烧吐血，处在油尽灯枯之际。按照梁启超的描绘，这位大清帝国的重臣已是“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拊心呕血，遂以大渐。”（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所谓“俄使助天为虐”，指的是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这个时候，李鸿章睁开眼睛，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