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作者:邓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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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各种案件的大官，便是“左推事”和“右推事”。可见这个官职 在过去多么重要了。
一直到解放以前，以旧中国，推事居然成了一个制度，名目繁多，有什么监督推事、 代理推事、署理推事、受命推事、受托推事、首席推事、陪席推事、独任推事、合议推 事、学习推事、候补推事等等。光从推事的这许多名目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制度 庞大、臃肿、腐败、落后到何等惊人的地步。
本来，推事之“推”包含有推求、推举、推进的意思。但是，它同时又包含有推却、 推让、推托、推移的意思。而且，通常这个字更多地被使用在后一类的意义上。因此， 一提到推事，人们就会以为是把事情推出去不管。这样，推事越多，事情就越发没有人 管，彼此左推右推，谁也不肯负责，岂不糟糕！
特别是在社会分工方面，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那末，推事的人就一定会多起来。 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真个是左推事，右推事，力图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这类事例， 实在多得很。大家比较熟悉的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有一段记载，十足地证明了 古时推事遗风的为害。请看这一段文字吧！
“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 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
不看这段文字的，还不了解古代的人意然有这样严格的分工观念！受箭伤的明明属 于外科的范围，而这位外科医生只把箭杆切掉，就算完事；至于箭头深入皮肉之内，则 属于内科的范围，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了。这虽然是笑话，但是，说这个笑话的人却表现 了一种严肃的批评精神。
显然，这种推事之风，在私有财产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大概是不可能完全绝迹 的，正如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坏习惯的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除干净一样。由于私有 财产制度的影响，个人主义到处都有滋生的可能。推事之风也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 现形态而已。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一切非自己所愿意的，一律不管，这就是极端个人主 义者的中心思想。甚至于遇到危险，有的人会象鸵鸟一样，只要把头藏起来就觉得很安 稳了，即便身子露在外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变态 吗？
这里应该提到江盈科说的另外一个故事，可算得是这种思想的又一表现。他说：
“盖闻里中有病脚疮者，痛不可忍。谓家人曰：尔为我凿壁为穴。穴成，伸脚穴中， 入邻家尺许。家人曰：此何意？答曰：凭他去邻家，痛无与我事。”
用推事的观点看来，这位脚上长疮的人，把脚伸到邻家，当然他的脚痛也就被推出 去了，于是，他自己在精神上无疑地可以得到了安慰。然而，这样自欺欺人的把戏又有 谁相信呢？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大胆负责的精神，在我们看来，推事之风决不可长。如果在什么 地方发现有这种遗风余毒，就一定要把它扫除干净。
燕山夜话（三集） 涵养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 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 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 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 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 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 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 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 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 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 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 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 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 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 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 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 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 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 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 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 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 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 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 “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 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 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 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 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 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 “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 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 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燕山夜话（三集）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古来的骗子真不少，他们设下了许多骗局，叫别人上当；而受骗的人大概都有种种 弱点，给了骗子以可乘之隙，否则他们纵然有布置周密的大骗局，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 因此，研究一下历来著名的骗局，分析骗子施展的各种伎俩和受骗的人所以会上当的原 因，我想这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吧。
但是，骗子的故事在历代的笔记中连篇累牍，随手可得，从何谈起呢？我想找一部 比较正经的有价值的笔记来看创。于是我选了《唐国史补》。这部书的作者李肇是九世 纪初期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参与了李唐封建政府的机密 大事。他写的这一部书从来被人认为是唐宋小说笔记中最严正的，对于每件事情的记载 都有可靠的事实做根据。从这部书上，我发现了黄金和宝剑的骗局，很有意思。
故事发生在唐代的伊阙，即今之河南洛阳龙门附近，有一家姓薛的，祖上做过大官， 是个富翁。忽然来了一个道士到他家里要喝一杯茶，说是走路口渴了，谈吐之间流露出 一种高雅脱俗的风度，姓薛的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道士看到谈话十分投机，就顺口问 道：
“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 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 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 道士还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 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 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 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芨有四， 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档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 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 “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 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明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 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 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候不见火光，不得已开门往外观察，也没 有任何影响。跑到五棵松树下面一看，情形就大变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法坛了， 而是“掷杯复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道士竟把 全部赃物都运走了。
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 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 成了泡影，反而丧头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 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 身的经验，那末，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燕山夜话（三集） 文天祥论学
大家都读过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传很广。然而，也 许有的朋友没有读过宋代文天祥论学的文章吧，现在我想谈谈文天祥的“进学解”。
可能有人马上会提出质问：文天祥何曾用过什么“进学解”这样的题目写文章呢？ 我看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进学解”。而且， 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还要短，见解却比韩愈的还要高明。我们现在谈学习问题的 时候，倒无妨把文天祥在这篇文章中论学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的人，应该记得，韩愈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劝告学生们说：“诸生业患不能精，无 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尽管韩愈在文章中间掀起了几个波澜， 反复论证，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基本论点，想使人立定勤学的决心和成功的信 心罢了。
显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对于学习和 实践，哪个是基本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还 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论断。这是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主要缺点。当然，我们也不能以 此为理由，而抹煞了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处。
但是，比较起来，文天祥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了这个问 题以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说，文天祥就比韩愈大大地前进了。至于文天祥的强烈爱 国思想和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伟大风格，永垂千古，更非韩愈所能比拟的了。
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韩愈的《进学解》全文七百 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认为文天祥的文章内容，却远比韩文为有力。
为了强调说明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文天祥首先引证了《易经》的命题，这就是：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他解释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 矣。”这里所谓天行，是指的符合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实践。离开实践，当然无法掌握客 观的自然规律；而正确的实践，又必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才有成果。这个道理非常 重要，文天祥可谓一语中的！
接着他又写道：“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 不行也，非远罪也。”道理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进益， 一定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为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个“行”字，而他的书斋又叫做“进学斋”，所以，文天 祥说：“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 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我们的经验完 全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在内，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许多很好的计划，也 是要落空的，不会有什么结果。
仔细体会文天祥所说的“行”，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广义的。这 里边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从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初步追求某一项新的知识， 或者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过程。“行”字就应该概括这个过程的全部。换句话说，整个认识过程也都可以算做 “行”的过程。
按着这样的观点，那末，知与行的过程，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两者完全统一的过程。 这比宋、元、明的理学家，从朱子、二程以至王阳明等人的学说，显然都要进步得多了。 那些理学家们不管说“知难行易”也好，说“知易行难”也好，说“知难行亦不易”也 好，他们总是把“知”与“行”分割开了。甚至说“知行合”，也没有强调以“行”为 基础。殊不知这两者实际上不能不是以行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们自命为理 学家，而徒尚空谈，毕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斗争实践中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
我们现在对于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价。过去一般人只读他 的《正气歌》，我现在提议大家还要读他论学的文章。
燕山夜话（三集） 选诗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