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作者:邓拓-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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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二集)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 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 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 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 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 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 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 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 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 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 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 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 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 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 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 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 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 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 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 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 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 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 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 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 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 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 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 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 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 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 之一。
燕山夜话(二集) 广阳学派
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 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 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 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 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 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 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 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 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 道:
“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 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 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歧黄者 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 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 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 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 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 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编纂工 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 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
当时与刘献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据全祖望说:“万先生终 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 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由此可见刘献廷从事实际调查的情形。
当时与他同事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大兴人,名叫王源,字昆强,号或庵,曾作 《刘处士墓表》,其中说到刘献廷少年时,“读书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与膏火,则燃 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摄蔽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 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到后来“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 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刘献廷勤苦学习和以实践验证学问 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人特别关心地问道:刘献廷在政治上有何进步表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又 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只要看王源说他“志在利济天 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全祖望说他的“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 所讳而不令人知”,这就不难想见他与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锐对立的立 场上了。至于他对待农民起义,当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比如,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极力 渲染张献忠杀人如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却写道:“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 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岂不是把当时对农民起义军的一切造谣诬蔑都驳倒了 吗?
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 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 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
燕山夜话(二集)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 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 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 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 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
《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 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 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 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 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 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 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
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 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 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 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
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 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 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 间,所至皆交结豪杰。”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 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 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 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 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
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 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 底怎样?
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 “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 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 的变故。
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 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 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 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 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 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 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 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 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 妻》这样的剧本。
燕山夜话(二集)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 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 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 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 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 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 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 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 “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 《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 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 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 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 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 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 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 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 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 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 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 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 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 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