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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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破一切藩篱，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大刀阔斧，无所顾忌，所以毛老人家才能建立那样不世的功业。我想这就正如一句古话所说：唯大英雄能真本色！　　　　
　　　　（二）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他老人家再三叫人们多想，说他自己想问题常常下半夜跟上半夜打架。那么，这两个彼此打架的思想，哪个打上了哪个阶级的烙印呢？阶级斗争果然无处不在，难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脑子里也照样不能避免吗？　　　　
　　　　（三）　　　　
　　　　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他自己，说过两句话，十分精辟。一句，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概括了他的思想和品格。再一句，我一生做了两件事，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后一件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句话总结了他主要的事功。　　　　
　　　　我认为第一句如果说成秦始皇加斯大林，可能更贴切。一则他是先精通了中国的再学外国的；二则，马克思是书斋里的大学者，而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大政治家，都是实干的人。而且事实上，他读马很少，读列较多，主要是学斯大林，并且指示全党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来学马列。当然，他所说的马克思是包括马恩列斯在内的，我只是求更准确一点罢了。　　　　
　　　　（四）　　　　
　　　　有两种个人迷信。把一切好事、功劳归于个人，是个人迷信；把一切坏事、错误归于个人，也是个人迷信。这是“迷信个人轻视制度”。“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这是陈独秀1940年说的。整整四十年之后，1980年，邓小平也强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说这些话距今二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套用他自己那句话：“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在实际上解决……”最后那半句太可怕，千万不要再导致一场“十年浩劫”了罢！　　　　
　　　　（五）　　　　
　　　　我们中国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说过相同意思的话。他在《评普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2002年8—12月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2节　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1）

　　　　——兼谈一次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　　　　
　　　　楚庄　　　　
　　　　最近，连续读了几篇关于罗稷南的文章。由于罗稷南是1945年参与创办《民主周刊》和参与创始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前辈，我作为“民进会史”和“民进人物资料”的整理者，当然对此十分关注。以下简单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并把近期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罗稷南特别是关于1957年“毛泽东和罗稷南谈话”问题作一简单的清理、概述。　　　　
　　　　1957年毛泽东和罗稷南谈话首先是周海婴同志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出版）的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提出的。周海婴在书中叙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周海婴说：在罗先生90年代去世前夕（编者按，周海婴原文为：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周海婴说，他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研讨会时，听“这位亲聆罗老生讲述的朋友告诉”的，但周海婴并未说明告诉他的“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的姓名，而且也从无其他人其他文章提到过这次对话，因而只是“孤证”。周海婴叙述中提到的罗稷南的籍贯（湖南）、参加座谈会的人（周谷城）以及罗稷南去世的年代（90年代），以后有好几篇文章正确地指出这几点都有误，应该更正。但这里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1957年罗稷南和毛泽东有没有这段“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对话。　　　　
　　　　（一）　　　　
　　　　2002年《百年潮》9月号发表了陈晋同志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晋同志主要是以公开发表的史料为依据，对周海婴叙述的这次对话进行考证和质疑。　　　　
　　　　陈晋作了细致详细的考查后，提出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大厦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这次有36位各界人士，其中有罗稷南。这是1957年罗见到毛泽东的唯一的一个场合。陈晋提出，这次座谈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泽东熟悉，罗在那个场合恐怕也难随意提出这个用周海婴的话来说是“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对这次参加座谈的罗稷南，陈晋提出：此时反右开始进入高潮，被邀请参加座谈的人，大概也是经过挑选的，不会让人觉得是平日里对反右明显抵触或腹疑多多的人参加。陈晋查阅了7月至9月的报纸上刊登的罗稷南的发言（有的是多人署名的联合发言），“比较起来火药味还算是不浓的”。从这些发言看，罗稷南“并非锋芒毕露之人”，“绝非喜出风头，硬要往风口浪尖里钻的人”。而从报上发表的罗稷南7月7日发言的“语气上品味，看不出罗先生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以罗稷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像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威胁性’的话题来。”以上是陈晋同志根据对公开发表的资料、史料的分析，认为“很难想像”罗稷南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陈晋同志以对资料、史料的分析，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特别是引出1983年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鲁迅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这和《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毛泽东的答话是迥然相异的。　　　　
　　　　陈晋同志是以严谨的态度，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史料的分析，提出了有据、有理的质疑。而且，陈晋同志也没有轻率地完全否定罗稷南向别人谈论此事。陈晋同志说：“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谈话‘鲁迅活着会怎样’，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上述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这是说，毛泽东确实谈过‘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只是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把讲话的内容、时代、场合置换了。”——这是积极的、善意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猜想。　　　　
　　　　但是，最近又出了一些新材料，使这个问题有了新发展。　　　　
　　　　（二）　　　　
　　　　海婴同志《鲁迅与我七十年》提到这段毛罗对话是罗稷南“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而海婴同志是1996年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他的。但并没有提出姓名。2001年12月，贺圣谟同志出来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的“一位信得过的学生”、“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而又告诉海婴同志的“就是我”贺圣谟。贺圣谟同志在2001年12月向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就此事作了说明。2002年12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贺圣谟同志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贺圣谟同志叙述了罗稷南向他全盘托出的细节：　　　　
　　　　时间：1965年暑假（7月31日）。　　　　
　　　　地点：罗稷南家中（贺“应邀到上海罗稷南家中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　　　　
　　　　内容：“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情景：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曾出过特辑，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还活着……”贺圣谟听罗稷南说毛罗对话后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贺圣谟同志向周海婴同志提供这次毛罗对话的细节：　　　　
　　　　时间：1996年10月24日。　　　　
　　　　地点：宁波。“纪念巴人学术讨论会”代表所住的饭店。丁景唐先生住的房间。贺圣谟去看望丁先生，在那里初会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内容：我向他转述了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见前）。　　　　
　　　　情景：“海婴听后一怔，接着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贺圣谟当时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以上是贺圣谟同志亲耳听到亲口转述的过程。因为当时所知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的仅贺一人，因而称为“孤证”。但是，又出现了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毛罗对话的回忆”，“孤证”又增了旁证。　　　　
　　　　2002年8月，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二十四辑，其中有罗稷南的侄儿陈焜同志的文章《我的伯父罗稷南》，其中有“毛罗对话”内容。《书摘》2002年12期以《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为题摘登了这篇文章。陈焜同志“自己就曾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1957年7月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3节　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2）

　　　　陈焜文中所述的罗稷南讲述的细节如下：　　　　
　　　　时间：1960年。　　　　
　　　　地点：陈焜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养病住了几个月。　　　　
　　　　内容：伯父讲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就单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情景：陈焜同志认为，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特别重要。这次1957年7月的设问求答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1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我自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以上的材料说明，罗稷南确实先后向他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和他的侄儿亲口讲述1957年7月他向毛泽东设问求答的情况。而他们又先后向周海婴做了转述。但这些也都是罗稷南一个人的口述，虽已不是一个人的“孤证”，但也还是没有更有力的旁证的疑案。　　　　
　　　　（三）　　　　
　　　　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以近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黄宗英同志的文章：《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在此前后，《文汇读书周报》也发了黄宗英的文章。黄宗英同志说，“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　　　　
　　　　黄宗英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1957年7月7日晚上，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7月11日和《解放日报》7月9日刊载的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问起几个人后，“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关于“毛罗对话”的过程，黄宗英回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回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同志在亲聆这段“毛罗对话”以后四十多年的今天，还“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对她的震撼”。　　　　
　　　　当时黄宗英坐在毛主席身后，她旁边是赵丹和应云卫。他们也应是在现场听到的，因为她和他们还有过议论。从照片上看，围着小圆桌的除毛、罗外还有四五个人。周海婴同志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