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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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46年的答案；每一份答卷都紧紧联系着1946年的现实。1946年的现实是怎样的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了。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内战。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最后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写下了“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训政”，“党派平等合法”等等内容。一项具体成果是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在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之后，于31日闭幕。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作了颇为乐观的估计。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一开头就说：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设想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以下引文凡只注明页码的，都是引自这本书。）　　　　
　　　　这篇《指示》甚至设想，为了适应这一新阶段，为了“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党和军队要作怎样的改变：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第63～64页）　　　　
　　　　可是，这个“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到来。蒋介石无意执行政协协议，和共产党边打边谈。6月26日更以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使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处和民主同盟等第三方面的斡旋都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的发动内战，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6月23日《解放日报》刊出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说“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表示“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第209页）。接着，6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提出：“望各地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并分电美国政府国会、群众团体与名流（电报需简单扼要并经电报局或美方人员发到美国），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第216页）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中，提出“当前的宣传口号，要转到‘美军退出中国’”，并通报说：“上海从申养（按：9月22日，当时电报以‘天干’顺序的一个字代表月份，以‘韵目’顺序的一个字代表日期）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将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运动将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向司徒（按：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抗议，请三人会议（按：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调处机构）调查，实行法律控诉。北平、成都、重庆、香港、南洋亦将响应。”（第299页）这《指示》还打招呼说：“不要说外面的运动是我们发起，而要说民主爱国人士发起。”（第300页）　　　　
　　　　《文艺春秋》1946年10月号刊出《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这一组笔谈的时候，政治形势简单些说就是这样。参加笔谈的作家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他的议论的。　　　　
　　　　好几位作者都表示鲁迅不可能活到现在。他们谈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这也就足可以推知鲁迅将要面临的命运了，“这个时候，鲁迅还会活着？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说到的都是1946年发生的几件事。　　　　
　　　　郭沫若挨打，是在2月10日。这天重庆各界人民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正要开始开会的时候，预先布置在会场的特务分子就出来捣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铁器石块行凶，打伤多人，被打的有郭沫若、李公朴等。　　　　
　　　　马叙伦挨打，是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推派代表团到南京请愿。雷洁琼在《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记下了这个请愿团的名单以及当时的职务——　　　　
　　　　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　　　　
　　　　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公司董事长　　　　
　　　　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　　　　
　　　　吴耀宗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　　　　
　　　　雷洁琼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这些人的政治身份，雷洁琼说“九人中除阎宝航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两个学生代表是地下党员。（见《雷洁琼文集》上，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6月23日请愿团启程前往南京。开车前，在上海北站举行了有十万七千余人参加的欢送会，执行主席林汉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仆人；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在人群中，不断响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声。　　　　
　　　　雷洁琼在前面引过的那篇文章里说：“车离开了火车站，我偷偷地问马老：‘今天这么大的欢送场面，大概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吧？’马老回答说：‘你说对了。’”（前引书，第403页）。具体情况他没有说，在江渤著的传记《马叙伦》中，对此有简要的叙述——　　　　
　　　　中共上海局对此行非常重视，直接领导发动群众到站欢送。为加强领导，特地成立了秘密指挥部。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张执一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离宝山路不远的一家民房里。地下党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委的张祺，学委的吴学谦，职委的陆志仁，都担任了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进行秘密指挥。在地下党统一领导下，马叙伦和“人团联”的其他常务理事一起，领导所属各团体单位，对欢送大会作了周密布［部］署和准备工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在欢送大会进行过程中始终在群众队伍里，进行秘密指挥。这时，当代表乘坐的列车开行之前，又到车厢仔细察看，还有一位联络员随车前往（前引书第170页）列车被阻于下关车站。一些自称是“苏北难民”的特务暴徒等在这里，包围和纠缠请愿团成员，话不投机，于是就打了起来。殴打的经过，雷洁琼的《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得颇为详细，这里就不细说了。　　　　
　　　　1946年6月24日南京《新民报》晚刊报道说——　　　　
　　　　记者于今晨十一时赴中央医院，分访受重伤之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及学生代表陈震中，兹特态印象于后。　　　　
　　　　马叙伦先生：马先生年逾六十，白发苍苍，昨晚被打后，头部、腰部、胸部均受重伤，现在已呼吸不均。看护女士以马先生年事过高，受伤颇重，劝阻记者与之谈话。（见《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　　　　
　　　　接着写其他几位伤势的，不引了。　　　　
　　　　应该指出的是，不但请愿团的几位代表挨了打，代表民主同盟总部前来车站迎接请愿团的叶笃义，前来采访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大中报记者徐士年都挨了打。浦熙修为了保护雷洁琼，受伤也不轻，头发都被暴徒拔去许多。　　　　
　　　　据唐纵6月25日的日记，“经警察厅查明，下关事件系南京市党部的领导”（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唐纵做过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这时是警察总署署长，他是了解情况的。这就对了。马叙伦等人从上海出发，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在下关车站阻拦和殴打他们的暴徒，却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导的，原来这整个事件就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斗争。这就如同讲解棋局的电视节目一样，观众只看见棋子的走动，棋手并不出面。　　　　
　　　　刘西渭（即李健吾）的文章里说的“银行董事蒉延芳先生会请愿挨打”，也就是这件事。雷洁琼在《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了一点他的情况：　　　　
　　　　蒉延芳先生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蒉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给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蒉延芳先生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前引书第399页）　　　　
　　　　据雷洁琼说，当暴徒在下关车站行凶的时候，“被围困在西餐厅的盛丕华、蒉延芳、张伯等人，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没有挨打”（前引书第409页）。到达南京之后，他是唯一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团成员。　　　　
　　　　有的作者说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被杀。这两位都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李公朴是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散会之后即被特务刺杀了。关于李闻一案，发表的史料已经很多，不必细说了。可以指出的一点是，从唐纵的日记看，李公朴和闻一多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蒋介石不会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他的政敌，也不是说他并不十分仇视民主同盟。例如这年2月6日的日记，记“主席官邸会报决定”，其中就有这样一项：“对民主同盟为共党作鹰犬应予膺惩。”（前引书，第587页）6月5日的日记：“上午情指（按：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开会，主席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前引书，第622页）明显的表示了对民盟要“膺惩”和“打击”的态度。这“打击”要指向谁？他点了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三个人，却没有点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很明白，那时罗、沈、章三人，在民盟内部，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对外是民盟的主要代表，都是国民参政员，有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在政治斗争中的能量，比李、闻要大得多。从民盟自己的安排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李、闻是民盟的中央委员，而罗、沈、章是中央常务委员。假如蒋介石要下令暗杀民盟的人，首先会在罗、沈、章中挑选，而李、闻恐怕还不在他的视界之中。　　　　
　　　　闻一多被刺之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办公。从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到案发之后他的反应。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边二的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前引书第632页）这个军统局二把手不知道是“何方所为”，可见不是军统局作的案。第二天，“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前引书，第630～631页）。23日，他从重庆飞昆明。调查的结果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人作的案。27日，他到庐山向蒋报告案情：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余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相。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按：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前引书，第633～634页）


第二辑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设问求答第37节　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5）

　　　　霍揆彰让手下的人杀了不必杀的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给共产党方面增加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使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这霍揆彰岂不是发了疯吗。蒋介石本人就没有这样蠢，不会去做下令刺杀李、闻这样的蠢事。　　　　
　　　　当年《文艺春秋》这一组笔谈的作者们，不止一人提到郭、马挨打，李、闻被刺的事，以此来推想鲁迅，如果他活着，也不免像郭、马那样挨打吧，不免像李、闻那样被杀吧。其实这推论也未必恰当。郭沫若挨打，是他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到校场口去参加庆祝会。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不会去校场口呢？解放后给现代作家排座次，有一句口诀，叫做“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置于郭沫若之前；既然郭沫若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为政协代表，鲁迅就应该更可以了。在笔谈中，魏金枝说，倘使鲁迅还活着，“或许也被请到政协去做一下幌子”。恐怕也未必。确定政协代表的名单，不是用文学或学术方面的声望做标准，而是用的政治标准。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写了《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等等安排为政协代表的，而是因为他有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做过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38年）这样的经历。鲁迅没有诸如此类的经历，不会获得政协代表的提名，2月10日就不会去校场口，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马叙伦是因为到南京去请愿挨打的。我愿意假定，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他会赞同请愿团的全部主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赞同赴京请愿的这个具体做法。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写了好些篇文章赞扬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见《华盖集续编“死地”》）。1935年，他又在一篇热情赞扬“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从他一再表明的态度来看，他不会坐在6月23日的列车中，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