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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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7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1）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邵燕祥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说熟了的一句话。
因为历史的第一义，是指在这世界上确实发生过的人和事，铁板钉钉，不容抹杀和篡改的。没有发生过的，托之于假设，似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有人设问：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么样？却也不是要求“戏说”。
军中无戏言。政治人物没有戏言。如说刘少奇像只蚂蚁，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捻死他；后来果如其言，而且似乎不费举手之劳。
涉及人的命运，自然会有许多偶然因素，比如暗杀而没有打死；但基本上取决于人的性格和际遇。性格可以被环境改变，不过有其主导的不变的方面；而人的际遇是变数较大的，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大环境、小处境，结果往往不同，这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1990年初，我因《推背图》的流行，想到我们还没有《动物农场》、《1948年》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寓言或预言），从而想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生死出处虽属偶然却能对历史发生不小的影响，曾作过一些历史的假设，如：
假设l976年1月周恩来没有病逝，自然就没有4月以悼念周恩来为标志的天安门事件，没有随后借口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代之的两个决议；而再假设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那末中国政坛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
假设1971年9月，不是林彪死于非命，而是如所公布的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密谋得逞，那末中国70年代的历史是否就会完全两样？
假设1936年没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策动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继续执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事情将会怎样？或者，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没有能够实现“联蒋抗日”，而由某种力量处死蒋介石，则后来国内各种政派之间及中国对外关系将出现什么样的格局？
假设中央红军北上途中，不是偶然地从《大公报》发现陕北还有刘志丹所坚持的根据地，并前往会师，那后来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说，在某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历史可能作出另一种以至几种不同的选择。我在《历史假想小说》一文里，希望能有作者对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对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角逐、消长，对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或矛盾或调谐的利害关系和心态，进行研究，虽属虚构却非“凭空”，写出假想的当代史、现代史以至近代史题材的小说来，在激发读者兴味的同时引起读者深思，让我们从“虚构”中发现“历史的镜子”从另一角度反映出的历史真实。
这样的思路，不是我所独有。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写过“假如阿Q活到今天”的话题，只是没有大手笔把这题目做大罢了。而且早在1980年就有人写过假如鲁迅还活着的一首短诗，招来意想不到的罪名，于是大家缄口。现在能容大家在这里放谈，表明二十多年来毕竟有了进步。
据说在1957年罗稷南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到1957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将如何对待鲁迅。反正是假设，我们本来也还可以更大胆些，设想鲁迅活到新世纪的今天。可那样鲁迅就达到120岁了，文章便会做得像是宣传养生保健的东西；限于篇幅，还是不要跑野马，回到罗稷南的出发点吧。
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言论，都发表在鲁迅去世以后。罗稷南要问的，则是如果鲁迅一直健在，活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处境会怎么样，毛泽东将怎么看待和对待他。已故的鲁迅，尚且常在毛的视野之内，假设面对一个活着的鲁迅，自不会视而不见。
1957年回答罗稷南提问时，毛泽东所据是他心目中的鲁迅，是截至1936年逝世时的鲁迅。毛泽东则已是1957年的毛泽东，不是30年代割据一方的苏区领导人，而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中国执政者了。
其实，即使没有毛泽东回答罗稷南提问一事，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想1957年的毛泽东如何处置1957年的鲁迅吗？这种设想不是戏说，那末只能以我们已知的二人的言行和性格作依据，从已知推测未知，就如毛泽东谈蒋介石时说过的，从他的昨天可知他的今天，从他的昨天和今天可知他的明天。排除了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之后，其中应有必然的或至少是接近必然的结论。
鲁迅是不变的，其性格不变，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处世态度不变；虽在某些论者那里他像“莽昆仑”一样被“裁为三截”（少年之外，分为前期、后期），他对世界的认知有所发展，而思路的变化却并不是无迹可循的。毛泽东也一样，纵然某些具体观点有时变化，某些策略更时有变化，而他的性格以及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也是不变的。
但在据此作出逻辑推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如要假设鲁迅活到1957年，那他必得经过从30年代后期而40年代，以迄50年代前期的几度沧桑。然则毛泽东在1957年就不是面对一个突然从1936年蹦到1957年（或说是长眠21年后突然醒转）的鲁迅，而在此之前，先得问问鲁迅在那风云变幻的21年间是怎样走过来的，其间毛泽东怎样看待鲁迅的“政治表现”，并采取相应的态度了。
鲁迅的健康状况姑置不论，鲁迅若不死于1936年，究竟能否活到1957年？就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蒋介石对鲁迅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1936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取释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实行军法审判并加以软禁。如果鲁迅当时还活着，多半会与宋庆龄采取同样的态度，也就是支持共产国际提出又为中共所接受的“联蒋抗日”的主张。这时的鲁迅多半不会成为蒋介石必欲杀之而后快的主要对象。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不论鲁迅是否参与，蒋介石迫于舆情，顶多也像对七君子一样予以拘捕起诉，不至于大开杀戒。
在抗战期间，马寅初因公开抨击孔祥熙的腐败，向蒋政权挑战，遭到逮捕关押；假设鲁迅活着，想要封杀鲁迅而封杀不了，他们也会给予同等待遇，不过还不致采取极端手段。但到了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先后制造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的打人事件，并不能平息反内战、争民主的风潮，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此时，假如鲁迅活着，恐怕难逃一枪。因为早在1933年杨杏佛被刺前后，鲁迅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他去参加杨氏追悼会，就没带回家的钥匙。由于积怨过深，在蒋介石1949年从大陆逃往台湾前夕，假设鲁迅脱身有失，落在他们手里，会不会遭到杨虎城那样的肉体消灭，怕只有天晓得。
抗战开始后，假设鲁迅活着，在把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他不会放弃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犀利的批评。鲁迅不会同意王明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客观上是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内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一致的。然而，当陈独秀被康生等造谣诬为收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时，鲁迅恐怕不会轻信。一则他对“五四”时期并肩对敌的陈独秀之人格操守是有相当了解的，二则鲁迅自己身受过所谓“拿苏联卢布”之类的诽谤，因此，他说不定会像有些社会人士一样为陈独秀辩诬，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不能容忍有权者对无权者滥施挞伐，滥泼污水。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所肯定的“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政治的远见”就落空了，因为毛的这一立论是根据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1936年6月），说“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毛泽东也说“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陈独秀当时在他眼中还是属于“托派匪徒”之列的。那么一来，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就会对立起来。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实际上也就是与斯大林保持一致。40年代初，苏联为了保持东线的稳定，竟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这是对中国的出卖行为，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一些有识之士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表示抗议。在这样明显的大是大非面前，假设鲁迅活着，他一定会面对现实，不再囿于写作《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时的闻见，而出面反对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义之举；当有些人士迫于压力而收回自己的抗议并作“检讨”时，鲁迅一定会像参与联署的王造时教授一样，坚持己见亦即坚持原则。但我们知道，王造时当时就被视为反苏倾向，1949年后遭到冷遇；直到1957年打成右派，都与这一桩历史公案有关。假如鲁迅活着，这将是他遇到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验。
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对鲁迅所作众所周知的崇高评价，会不会在收入选集时进行删改，或压根儿就不会那样评价，就是一个问题了。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8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2）
这是想像鲁迅在1937—1938年抗战一开始就前往武汉和重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孤岛”上海租界中停留一段时间，才经香港或河内去大后方。事实上许广平以孤儿寡母都难免被日本占领者拘捕；鲁迅如在，至迟也会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设法离开上海，以避日本的魔爪。
而到了大后方，更加直接的“考验”则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来后是否表态，怎样表态。郭沫若、茅盾都及时在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拥护的文章。对于鲁迅来说，姑且不说一般的方向问题，单是具体涉及他的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例如毛泽东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由于在特定的话语系统里，人民大众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做人民大众的牛”，也就是“甘”愿向一个政党“俯首”，这一引伸义能否为鲁迅所轻易接受呢？再如，“讲话”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两点的质疑和批驳，涉及的是允许不允许独立思考，让不让批评，有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否只要求知识分子驯服听命；因此，这与鲁迅反对奴隶主义、主张“立人”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可能并非为个人的写作辩护，而是从一般文艺创作（包括杂文写作）的原理和常识上加以申述，兼及他关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客观上也就成为对“讲话”的对抗了。
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有一篇文献表明，“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假设鲁迅在40年代就发表对毛讲话的不同意见，而且形成后来指责党外人士的所谓“分庭抗礼”的局面，鲁迅即使活到50年代，他的命运会比胡风好多少呢，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不过，至少在建国以前，我们可以相信，在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有周恩来居间调停，缓解矛盾，尽量使之不致激化。自然，能够缓解于一时，只能推迟爆发的一刻，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同样是决不妥协的。鲁迅深知陈独秀之为人，陈独秀也深知鲁迅之为人，陈在1937年曾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在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假设鲁迅活着，除了与周恩来的关系外，他还将面对与郭沫若等的关系。早在1928年，郭沫若曾化名杜荃，骂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谛”。后来，鲁迅在联合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表示过和解的意向，但他不久就去世了，没赶上与郭握手言欢。抗战开始，郭氏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为秘密党员，由周恩来直接联系。已知的史实，是当时由于鲁迅已故，中共中央传达党内通知，以郭沫若继鲁迅之后作为中共领导下文化战线上的旗手。现在我们假设鲁迅还活着，中共将作出怎样的安排？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出任厅长，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们到所属机构包括众多演剧队工作，恐怕还非曾在北伐军中任职的郭沫若莫办。设在重庆的文协的领导权也会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手，可能像上海时期推举鲁迅为左联领导人那样，推举鲁迅为文协领导人。为时既久，有些矛盾就会产生，或说暴露出来。例如郭沫若应召会见宋美龄，并在宋的安排下演讲，其间有些表现不免传到鲁迅耳中，以鲁迅曾就胡适会见溥仪后说“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而加以讥嘲为例，鲁迅也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
鲁迅一生中，主要是写文章和当编辑。假设他活到40年代，在大后方，文章还是会写的。征之30年代的情形，编辑出版期刊和丛书的事，大约不会再亲手为之，而由他的学生去干，例如胡风，鲁迅会给他们出主意，推介书稿，自然还会加盟其间，发表自己的杂文、论文以至书信。不能说胡风所做的都能代表鲁迅，但大体上不会与鲁迅的意见有太大的出入。这样一来，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胡风所引起的麻烦；在我们虚拟的有鲁迅在世的场面里，似乎仍将照样上演。何况，在例如当时引起论争的一些问题上，鲁迅也不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只要健康情况允许，他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在乎违拂了什么人物的意旨或面子，哪怕是在朝居于统治地位或在野居于“领导”地位的大人物。当年周恩来在同胡风谈话时，特别强调“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那末，如果是在鲁迅面前，周恩来尽管会说得婉转些，恐怕也还会说这样的意思，而鲁迅是否首肯，大是问题。总之，比起胡风来，鲁迅会让周恩来更感为难。
在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舆论阵地上，也许不会公开展开对鲁迅的批评，但批评胡风的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文章，无疑要对鲁迅起“敲山震虎”的作用。在历史上，当时的确并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看待，但对他的定位，则是进步文艺界思想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对立面。假设鲁迅活着，这个对立面，不管是否挑明，主要就不是胡风，而是鲁迅了。
这个矛盾，到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就会明朗化。如果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学状况的总结，还是像茅盾在他的主题报告中所作的那样（换了别人如郭沫若也会一样说），鲁迅便不会默不作声；如果事前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仍照原样不动，他必定会拒绝与会；如果事前绕开他，形同突然袭击，说不定他会拂袖退场。把这样一个“大会师”的集会搞得举座不欢，汇报到毛泽东那里，他能容忍吗？即使一时容忍了，也会记下一笔账，时机一到新账老账一齐算。但这次会后，还能不能像原来计议的，让鲁迅当个“文联主席”，也成了问题。也许经过周恩来的协调，会让鲁迅和郭沫若并列文联主席。郭沫若在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