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只要作一分析，罗稷南的回忆跟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内容非常一致。毛泽东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这个人是谁呢？如果是罗稷南，那么，海婴先生提到的毛泽东在上海同罗稷南说话的时间，就不是正值“反右”，而是“反右”之前了。不难看出，毛泽东谈话中指涉的“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和罗稷南的回忆中“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句话，在逻辑思路及表述上非常相近，但所指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虽然个性鲜明，言词恣肆不驯，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之前不可能说出罗稷南回忆中的那段话。我以为最大的可能是：罗稷南即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的讲话中提到的那个人，但他的回忆失之确当。
上述毛泽东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谈话（均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是为他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做准备的。毛泽东讲话之前曾有一个提纲，其中提到：“‘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 “‘不敢写文章’。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国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文章的好坏问题，真正的好文章，会受读者欢迎。” “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76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4页）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同上，第412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讲话，与他的提纲相比，在原则和思路上是一致的。即便罗稷南说的“谈话”是在“反右”开始之后，我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和评价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在“反右”期间对罗稷南说过那样的话没有相关的证据，最好不要轻信这样的“孤证”。
（原载《粤海风》双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3节 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
陈漱渝
记得前年冬天，我在江苏鲁迅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讲过：“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
（中略）
跟鲁迅死因相关的，还有一个“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有权威人士披露，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毛泽东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记得有些报刊曾用大字体将这句话印出，似乎要作为毛主席语录看待。但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同样收录了一篇1957年毛泽东的内部谈话。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毛泽东因此谈到：“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一番功夫研究，又能经过自己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见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171—172页，2002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
学术领域中的史料失真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于学风浮躁，知识欠缺；另一种是存心作伪，另有所图。……鲁迅研究领域的确有作伪和证伪之争，而通过证伪能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提供若干史实考订的方法，其作用显然超越了鲁迅研究本身。
前不久，有七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报刊跟某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在触及学术规范问题时，不仅提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且更强调了学术规范中的道德和文化层面的涵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学术规范有技术、观念、道德这三个层次。我觉得，在史料学的范畴中，统一技术规范是极容易做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更新或求同存异来解决。至于道德问题则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手段加以约束。……证伪辟谬的文章显示出的不止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4节 也说鲁迅活着会怎样
靳树鹏
《百年潮》2002年第9期刊有陈晋先生大作《“鲁迅活着会怎样”？》，副题是：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与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先生认为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的罗稷南和毛泽东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既无确凿的史料也无合理的逻辑，完全不可信。为便于讨论，兹将周海婴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一段录如下。
（编者按：参看本书第一篇，周海婴文。此处从略。）
……在周海婴这部书中这一章是最短的，不过一千多字，陈晋先生却写了一万多字来反驳。从陈先生的驳文看，罗稷南是否是毛泽东同乡和湖南老友以及逝世的年份，周海婴可能说得不很确切。我认为上引周海婴这段文字也有语病，毛罗对话还有其他人在场，似不能说成是秘密对话。但周海婴转述的毛罗对话的主要内容即鲁迅活着会怎样，却是重大和严肃的话题。钩沉旧史主要靠已有的文字记载或出土文物，描述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也仅靠已有的文字记载这本身就令人生疑，毛泽东哪天不谈话，出版物不可能将其谈话包罗殆尽，以毛罗这次对话来说，总会有知情者或间接知情者健在吧。笔者既不是知情者也不是间接知情者，只是感到陈先生论述的逻辑很妙。他查阅了1957年毛泽东几次去上海的有关出版物，如毛泽东去的次数时间，会见什么人，讲了些什么话等等，在有记载的毛泽东谈话中均未涉及鲁迅，因此他认为反右开始后罗不可能向毛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回答。他又查阅了毛泽东1957年的其他讲话和谈话，3月份毛泽东自己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这是毛泽东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解除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鼓动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才抬出鲁迅这个榜样。几个月后的事态就证明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陈先生却不这样说）。于是陈先生得出自己的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陈先生的逻辑妙就妙在把一个重大严肃的话题论证成无稽之谈。写不写毛罗这个对话，周海婴思考再三，写出又抽掉，抽掉又补入，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怎么可能写些误传误听又置换了背景的不经之言呢？
周海婴对这个事件的叙述有些枝节不够准确，陈晋先生的有些论断就不是枝节问题了。除了他那个很妙的逻辑之外，他还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这“一以贯之”就不合事实。五四以前和五四时代毛泽东并不推崇鲁迅，而是推崇陈独秀和胡适，尤为推崇陈独秀。1917年9月23日毛泽东曾对张昆弟说：“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魅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被捕后，毛泽东写有《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他在文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早期文稿》收有毛泽东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的全部文稿，全书五十多万字，连鲁迅的名字都没出现过，怎么能概括为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推崇鲁迅呢？陈先生是研究毛泽东的，他应该读过这本书。再如陈先生还写道：“如果确有罗稷南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事情，而毛泽东又是那样回答的，在90年代的记叙中，人们不会有意回避，毕竟事过境迁，不再是特别敏感的话题了。”我以为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据我的观察，近半个世纪来，“鲁迅活着会怎样”一直是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一首诗《假如他还活着》，副题是：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诗作者是绍兴五中章玉安。这首诗共六节，每节四行，为节省篇幅，只录其中两节。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摄。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许多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据说一位颇有身份的人物看到这首诗后曾说：作者是反革命。连反革命的帽子都亮出来了，还能说不敏感。这个话题在80年代敏感，在90年代就更敏感。在毛泽东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与之长谈多次，斯诺据此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斯诺又来华，毛泽东又与之长谈，记得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毛泽东何时决定打倒刘少奇。他得到的殊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旁检阅红卫兵。这位斯诺先生也提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1981年9月26日在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推举当时尚健在的一丁先生演讲《鲁迅的杂文》，其演说词中有这样一段：“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如何？这问题不断有人提出，毛泽东的好友史诺（大陆音译为斯诺——引者），在《大河彼岸》中也提出过，是否会被迫沉默或被迫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中译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中译本为什么删去这些话呢？也是因为太敏感。
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一封信中写道：“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到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不断有人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给出两种答案：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斯诺给出与毛泽东不同的两种答案：要么被迫沉默，要么被迫按官方的调调说话。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都给出一种答案：被砍头，当右派，下场比高尔基更惨。那首诗作者章玉安其实也是给出一种答案：决不会沉默。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既然今天又提出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与胡适、乔冠华、胡乔木、李慎之、章玉安相同。以鲁迅一向追求个性解放，一向渴望思想自由，一向多疑而独立思考，以他硬骨头的人格，“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作风，他再多活二三十年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一向亲近鲁迅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等，在反右派前或反右派中都难逃噩运就多少能说明。由于以鲁迅名义发表了那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是冯雪峰的作品而不是鲁迅的作品），有托派人物出于义愤而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