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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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家关肃霜，原来叫关。周总理在接见她时，对她说：“你的名字关笔画实在太繁了，不但写起来麻烦，而且一般印刷所里可能缺少这两个字，排字工人也不方便。还有，社会上许多同志识字不多，难以认记，可否简化些，把两只鸟放掉好嘛？”周总理日理万机，对起名用字还这么关注，可见起名的重要。
二、忌用多音字、同音字。
一个字有两个以上的读法，看的人无所适从，不知是哪一个。如，李重的“重”读zhòng也行，读chóng也行。同音字是几个字一个读法，但写起来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听的人不知是哪个字。如“刘洋”，可能写成“刘杨”，也可能写成“刘扬”。“王委”容易让人写成“王伟”、“王玮”。用多音字、同音字命名，无端增加了许多麻烦，有时会造成误会。鲁迅最初名叫樟寿，字豫山，“豫山”被别人戏写为“雨伞”，因而才改名树人，字豫才。
三、忌谐音、忌姓名组词。
现在很多人喜欢利用姓与名组合成词，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可取，因为容易让人误将人名当成不是人名的词。文革中，有人在文件中发现：李某、王某曾一同参加三青团。结果恰好有个姓曾名一同的人，被与李某、王某一起抓了起来。这种对人权极不负责的做法，固然只能是出现在法制不健全的时代，但从中也应吸取教训，其实即使不是在这种场合，其他条件下“曾一同”这个名也是容易被人误解的。现在“纪然”、“严丽”、“袁茵”、“梁爽”这类名很多，这些名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容易被人误当成“既然”、“严厉”、“原因”、“凉爽”。于刚谐音“鱼缸”，樊婉谐音“饭碗”，这些就不算好名了。
四、忌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男人刚劲有力，取名多用铿锵有力的字，听起来气势雄浑；女人温柔美丽，取名应用表示柔美的字。可是有人不注意这一点，过去还有男用女名的孩子容易养活的迷信说法。男用女名，女用男名，常成为同伴嘲笑的资料，严重的会影响孩子正常心理发育。有的用异性名的孩子，自己也把自己当成异性，久而久之，会产生心理变态。用异性名经常会闹出笑话。一个叫李华芳的大汉，参加旅游团时，被编入女士一组，弄得他很狼狈。我党早期青年运动领袖肖楚女，本是铮铮男子，有些男士竟“慕名”给他写来情书。京剧大师梅兰芳从艺之初曾收到写着“梅女士”的请柬。
五、忌政治色彩。
政治风云多变，人生百年，但要留名千古，人名怎能适应得了政治形势？曾叫“红卫”、“卫东”、“援越”的人，多改成“宏伟”、“伟东”、“圆月”。其他如“反修”、“文革”、“忠青”、“跃进”的人，也总是自觉有些不舒服。现在，似乎人们明白了这一点，最近出生的小孩，没听说叫“改革”、“承包”、“开放”的。
六、忌同名。
在大城市中，同名者动辄上百上千。有的单位同名者就有好几个，有的班组有两三对同名的，有的街道上老爷爷与小娃娃同名，在起名的时候应注意，不与名人同名，不与熟人同名。重名的问题，我还要专门说。
七、忌洋名。
有人觉得外国式的名好听，特别是女孩子，叫个玛丽、丽莎、安娜，其实这些外国人名不只是符号，也是有内在意义的，多是根据基督教的教历得来的。而起名的人说不出来其中的意思，就胡乱用上。更有甚者，起的名好像是化妆品、服装的牌子。中国人用了这些名不伦不类，让人分不出是哪国人。
八、忌俗气。
曾有过男人用金、财、发、富、贵、根、利，女人用桂、琴、兰、香、艳、丽、芳起名的时代，这些字的意义本来很好，但是用得多了就俗了，让人一眼望穿，没有什么深义。还有些像连生、招弟、殿臣、忠义等，使人感到很不自在。作家杜鹏程，原名杜红喜，30年代，他不到20岁，在延川农村工作，因觉得这“红喜”太俗，才改为“鹏程”。
九、忌恶名。
秦桧、陈世美、吴三桂、汪精卫，这些名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让他们用过之后，就很少有人用“桧”、“世美”、“三桂”、“精卫”为名了。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以“文元”、“春桥”、“洪文”为名了。原因是这些名臭了。传说孔子口渴了，正好遇到一眼清泉，刚要喝，看到有题刻：盗泉。孔子宁愿渴着，也不饮盗泉之水。就因为名不好。一个好人用了坏人的名，也起码给人一些不好的感觉。文学评论家唐读书的时候，老师为他起名“端毅”，后来读书多了，知道有一个清代汉奸谥号是“端毅”，马上改成了“”。
9。给孩子起个好名
古人总结出来的命名原则，现在许多不适用了，但我们现代人起名也应该有现在的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有以下6条。
一、用名表示纪念。
纪念出生地。老舍的大女儿生在济南，起名舒济，另一个女儿生在新加坡，起名舒坡。这就很有意义。女排宿将张蓉芳，生于芙蓉之城——成都，故名蓉芳。歌唱家李双江，生于黑龙江省松花江边，故名“双江”。其他如赵蒙生、刘京生、张闽、李怀川都是取自出生地的名。
以出生时发生的国家、家庭重大事件作纪念。罗荣桓元帅的四个孩子叫南霞（谐音南下）、东进、西宁、北捷。这些孩子出生时，正是罗帅为祖国解放南征北战东讨西杀的时候，这四个名正是罗帅战斗历程的纪念。“黄世仁”陈强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时，大儿子出生，为纪念《白毛女》在布达佩斯演出成功，给大儿子起名“布达”，第二个儿子出世后，便按先来后到起名“佩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与之相峙，这时候，他的外孙子出生了，就起名“永丰”。
用人名做纪念，可以时时勾起回忆，既可激励后人上进，又可回顾历史，起出的名多彩多姿，很少雷同。
二、用人名直接寄托家长的愿望。
1913年，孙中山的长孙问世，适逢民国初创，孙中山先生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为长孙起名“治平”。1915年次孙降生，时值袁世凯酝酿称帝，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孙先生为次孙起名“治强”。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虽入美籍几十年，仍梦魂萦绕中华故土，他为儿女起名都用了一个“中”字。
用人名寄托家长的期望，意义深远，容易理解，是使用最多的命名方式。
三、化用别人姓名，表示仰慕或怀念。
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因仰慕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而取名“相如”。南宋大词人陆游，字务观，据说他出生前母亲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观。秦观字少游，于是用秦观的名做字，用秦观的字做名，希望他能像秦观一样。后来陆游果然成了大词人，而且成就在秦观之上。抗联名将冯仲云，为怀念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烈士，为女儿起名“忆罗”。吉它歌手庄鲁迅的祖母是鲁迅同时代的人，她景仰鲁迅的为人，喜爱鲁迅的作品，希望孙子也像鲁迅一样，因此为孙子起名“鲁迅”。
直接用别人的名做名，一目了然，容易理解，但也容易产生误会。
四、借助姓起名。
借助姓起名方式很多。有父姓与母姓相连的，父亲姓王，母亲姓方，取名王芳；父亲姓陈，母亲姓周，取名陈周。有借助姓的字形的。如，林森、金鑫、石磊、王匡、林双木、张长弓、李季、方芳、陈东、林木、何可人。有借助姓组成词语的，如陈述、凌云志、牛得草、马识途、于德（得）水。
这种起名法，高雅机智，富有情趣。但如果单纯追求形式，搞成文字游戏，就失去积极意义。
五、截取成语、古诗文。
毛泽东，字润之，他的名字取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王若飞的名取于《木兰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美学家王朝闻的名，取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名取自于《离骚》“苟余情其信芳。”刘伯承元帅给儿子起名刘蒙，取自成语“吴下阿蒙”。
截取古诗文、成语取名，意义深沉，不落俗套，能表现出家庭的文化教养，但不能矫揉造作。
六、讲求声韵和谐。
“秦发奋”、“傅菲芬”、“黄汪洋”，这样的名从意义上看不可谓不好，但读起来拗口。传说，古代王子出世，要“吹律定名”，即用乐器检验人名是否和谐悦耳。这虽然是传说，但可以看出人名节律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读shǎng）声、去声，也有人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阴平、阳平，称为“平声”，上声、去声称为仄声。好听名应该是平声与仄声交错开的，不要几个字全是平声，也不要全是去声。
姓与名中的声母或是韵母也最好是不一样的，“傅菲芬”三个字声母全是F，“黄汪洋”三个字韵母全有anɡ，这样的名读起来就别扭。
七、注意字形的美感。
汉字是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不一样，看到ABCD后，人们什么也不会想，可是汉字就不同了，看到“梅”字，有的人就流出了口水，看到“虎”字有的人就害怕了。“小兰”和“晓岚”虽然听着一样，但一看字，人的感受就不一样了。“王艳”给人的是浓丽之美，“王燕”给人的是轻捷之美。“树”、“文”、“凌”、“平”、“贵”、“亚”、“之”、“其”这几个字，若是换成同音的“淑”、“雯”、“玲”、“萍”、“桂”、“娅”、“芝”、“琪”，美感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字形、笔画也应该有所考虑。“魏毓麟”这三个字笔画太多，看着挤挤的，写着也费劲儿；“魏臻一”这三个字，前两个笔画多，后一字只有一笔，看着偏前一边，视觉上不舒服；“王玉三”全是横笔，视觉不美；“田国固”全是框框，也不好看。在字形搭配上，还应慎用形体相近的字。如冶与治、已与己和巳、戎与戍和戌、日与曰，这样的字容易被人误读误记。
八、考虑人的一生。
因为人有名是从孩子开始的，现在许多人的名只是孩子名，而没有想到这个人的整个一生。现在许多孩子用叠音的名，或是带“小”的名，女孩叫欢欢、翠翠、豆豆，男孩叫乐乐、洋洋、冬冬；女孩叫小丫、小琳，男孩叫小兵、小虎。这样的名小时候听着很好，但是人一大了，就不好听了，如果到了老年，就更不适用了。“下面请院长王卉卉讲话”，“请李妮妮宣布大会纪律”，不熟悉这名的人，可能就会笑。盼盼、琳琳、珍珍、翠翠这样的名用于老年人是不得体的。
以上这样命名方法，很少单一落实在一个人名上，往往是交叉使用的。既要考虑美感，又要声音和谐；既要追求形式，又要讲究思想；既要表现高深的文化，又要注意社会影响。为人起名，本身就是从事着文学创作，一个好的名，就是一篇好的作品。要想起个好名，做家长的还得先学好文化知识。与你同名知多少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与你同名知多少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天，他的母亲正在织布，突然一个人闯进来嚷道：你的儿子杀人啦！知子莫如母，像曾参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去杀人呢？曾母一点没有相信，连手里的活都没停。过了一会，另一个跑来，又说：曾参杀人了。这回，曾母手中的活慢了下来，心有些乱了。不一会，第三个人气喘嘘嘘地大叫：曾参真的杀人了！曾母扔下梭子，跳墙逃走了。
其实曾参根本没有杀人，凶手是另一个叫曾参的人。因为同姓同名，让曾母虚惊一场。
战国时，有位毛遂，他曾自荐陪平原君出访楚国，按剑威劫楚王，定下了合纵抗秦的条约。平原君十分看重毛遂，认为他的三寸舌，胜过百万之师。一天，忽然有人报告，毛遂堕井身亡，平原君不由放声大哭。没多久，毛遂却来了，这才知道死的是另一个毛遂。
自有姓名以来，同姓名现象就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事。早在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就亲自编撰了《古今同姓名录》一书，自此，唐、元、明、清，代代有人在同姓名上作文章，清乾隆年间，浙江萧山人汪辉祖从《旧唐书》到《明史》9部正史中辑录出同姓名者10812个，共计约3万人，编成76卷的《九史同姓名录》。仅仅9部史书中就搜集了这么多同姓名者，可见，同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受过同名之苦，汉朝有两个刘歆，张良之后，历代都有叫张良的，仅宋代就有9个。其他如叫“周瑜”的4人，李广的6人，张衡的6人，董仲舒的3人，王羲之的3人，曹操的2人等等。不少同姓名者都是名人，如4个叫王充的人，一位是东汉著有《论衡》的哲学家，一个是隋朝的越王郑国公，另两位分别是苻坚中山太守和侍中将军。汉代的两位韩信，一是曾受“胯下之辱”的淮阴侯韩信，一是韩王信。曾有报载，上海叫“王小妹”的多到13000多人，沈阳市现有4800多个“刘淑珍”，4300多个“王玉兰”。广州的“梁姝”、“陈姝”各为2400多个，天津的“张力”、“张英”各有2000多个，武汉城区仅16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叫“王红”、“王斌”的便超过1000个，甚至在一个单位，叫张伟、李华的就能一打打地出现。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在174900人中，重名者达46745个，占调查总数的2672％。时至今日，重名率更是大幅度上升，如中国体育报评选建国以来80名杰出的教练员、运动中，便有4人名“健”：张健、高健、黄健、韩健。吴国桢是40年代的上海市长，有个被判死刑的罪犯也叫吴国桢，电话纷纷打到法院讯问罪犯的情形。有人作了调查，发现当时上海有13个吴国桢，中国电影公司突发奇想，将这13个吴国桢聚在一起，拍了一部新闻影片，热闹得很。
南京大学某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组同名的，有的是两人同名，有的是三人同名，还有四人共一个名。有四个“吴昊”，“徐佳”、“刘丹”、“孙杰”、“陈伟”、“王军”各有三个，有的同名者还不是同一性别。
造成重名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人口增多，交往扩大。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现在已经达到13亿多，这同时，人与人交往的空间、频率越来越大。人多了，见面机会大了，可是人名用字不但没多，反而因汉字的简化比古代还少了；同时现在的姓越来越向大姓集中，虽然有几千个姓，但常见的只是几百个。现代汉语常用字大约7000个，最常用的只有3500个，据查，人名中所用字数为3350个，与最常用量不相上下，但是这些字中有些生冷字除极个别人使用外，用者甚少。人名用字基本集中在几百个表达美意的字上，最常用的不过400多个。百十个常见姓与400多字搭配组合成的人名，在十几亿人中自然要有许多是相同的。
二、命名方式日趋雷同。科技发达了，总体文化水平提高了，但是，不能否认，人的汉语文能力反而下降了，要讲数理化、外语，现在的人比以前强多了，但是汉语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