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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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这些运动也留下人名痕迹。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发现，近半数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男性公民，取名“建国”。抗美援朝时期出生的人，叫卫国、援朝、抗美的名非常多。50年代，是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时期，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非常多。大跃进时代，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随处可见。三年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抗洪、图强等名出现高峰。60年代，学雷、敬锋、志农等名，成为风尚。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红卫、卫东、立新、要武、红、忠，成了时髦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现出多样性与人性化，倩、晶、媛、妮、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带洋味的名，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单字名多了起来，不注重性别的中性名字也大受青睐。取名越来越讲究艺术和寓意，并注意谐音与一语双关。贵、荣、丽、花、福、财、宝之类的名字已被视为俗气，政治化和具有时代政治特点的名销声匿迹。姓名与命运有关么？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姓名与命运有关么？人的取名，的确与人生有些关联，否则我们就不会挖空心思地为孩子起名了，随便阿猫、阿狗的叫一个也就得了。
　　　　人的名，是跟随人最紧密的语言符号，好的有意义的名自然会对人的一生有一定的影响。男孩子名中有“勇”，让他时时有“勇”相伴，这对养成孩子勇敢、坚强的性格，是有一定影响的。男孩子起名讲究响亮，有阳刚之气；女孩子起名讲究靓丽动听，有柔和之美，这对人的性格形成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反之，如果男孩子起个女孩名，这对男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不但容易让人当成女性，而且自己也容易产生女性心态、行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性别的错位。
　　　　但是人名对人生的影响必定是有限的，人的社会存在才是人性格、品质、思想的决定因素。咱看看这几个人名：孙桂枝、孙美珠、孙美瑶，一听就是女孩子的名，可这却是几个山大王。1923年，孙美瑶在山东劫持火车，绑架外国游客，造成了轰动世界的“临城劫车案”。可见，人名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杜月笙、别廷芳这些名典雅、文气，可这些人却以暴力闻名，真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典型。
　　　　人名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应当为孩子起个好名，但是许多家长只是做到这一点，就不再管了，这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作法是，在孩子能够理解的时候，经常对他（她）讲解这个名的深层含义，并时时提醒为这名而努力做事。这样，好的名，才能有好的效用。在日常交往中，也应当经常以欣赏的态度看待别人的名，这对别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如果有许多人这样做了，人名的教化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人名也就从单纯的符号转变成教育资源了，人名对人生的影响也就得以发挥了。
　　　　突然间，市井间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的“起名斋”一类的起名公司，这些公司以帮助别人起名为业，有的确实能为人起出好名来，但有许多是从迷信出发，讲的是姓名的笔画与人生的关系。
　　　　姓名的笔画真的与人生有关么？人的姓名真的能预示吉凶祸福么？
　　　　过去曾有男孩取女名，女孩子取男名的风气，认为这样魔鬼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孩子就好养活了。还有的地区，专门找难听的名起，什么狗剩、什么鸡娃，认为这样一来，连魔鬼也不喜欢这孩子了，这样的孩子就不容易遭难了。那个时候，婴儿死亡率极高，而现在没人用这些难听的名了，婴儿死亡率反而降低了。这说明人名本身并不可能避祸。
　　　　现在，有的人在姓名上讲起来阴阳五行、八字生肖，复杂极了，他们说，吉名自有吉象，凶名易出凶事，“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奋斗三生不如取一佳名”。名字的好坏，不仅影响了人们命运的吉与凶，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事。他们说，人的八字中总是有缺陷的，只有按他们所说的，在起名时加以补救，才能避凶趋吉，免遭厄运。自然了，你得花点银子，否则人家是决不会白为你起个好名的。其实，这些东西纯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点道理。可惜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相信这一套。
　　　　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一书中说“名自命也”，以“命”解释“名”。有人就依据这句话，证明人的名，就是人的命。这是不懂古文，妄解古人。其实《说文解字》所说的“命”，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命运”的“命”并不是一个意思。“名自命也”的“命”是“名”的同义词，“命”就是“名”，“名”就是“命”，这是同义词互相解释。《管子·法法》：“政者，正也，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这里的“命”就是“名”。《史记·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被害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个“命”就是取名的意思。
　　　　战国哲学著作《尹文子》中说：“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有人又附会出：察辨事物，必先定名然后才可以成事，事物的成败得失，又可以检验其名。其实人家尹文子讲的是逻辑，他说的“名”就是概念，他说的“形”可以理解为概念的内涵。尹文子说的“名”并不是人名的“名”。
　　　　姓名与人生命运休戚相关，姓名决定着人将来的穷富得失、祸福运禄的观点，起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能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候人们有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只好用迷信的方式解脱自己。而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竟然有人使用电脑对姓名算起命来，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嘲讽。
　　　　宋哲宗时，苏轼、苏辙兄弟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被贬，苏轼放逐到海南的儋耳；苏辙则迁往当时荒凉的广东雷州。当时人分析，苏轼字子瞻，沾着了儋耳的“儋”；苏辙字子由，“由”同了“雷”字的下半部。哥俩被放逐，是他们的姓名中早已伏下先兆，若早知如此，当初改一改名字，就可免除这番厄运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王安石的“石”是“”的一半，为什么没有被流放到雷州附近的川？再说了，那“雷”字下部也不是“由”呀，那明明是个“田”么。
　　　　宋高宗时，洞庭湖义军首领杨么，凭恃君山险要地势，说出：“欲犯我境，除是飞来”，后果然被岳飞所灭。有人说了：杨么出口没有遮挡，带出个“飞”字，失败就败在这个字上了。当时义军所占不过洞庭湖中一个小山，人马不过几千，即使不说这些话，即使不是岳飞，也是要失败的，与一个“飞”字有什么关系。如果杨么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了“欲犯我境，除是地下出来”。人家也有话说：“岳”是上“丘”下“山”，山丘就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这么说也不行。怎么说他才能不败呢？其实杨么是被叛徒黄佐、杨钦出卖的，否则不一定被岳飞很快攻破。
　　　　清末曾国藩在牛庄战役之际，重新招用赋闲在家的提督黄大胜，黄大胜临出师时，亲自点兵，首呼第一排官兵姓名，这人叫“易长清”，在黄大胜满口湘音读来，变成了十足的“一场清”，队伍中的乡人听后窃窃私议，以为不吉之至。后来在牛庄与英军鏊战，果然全军覆没，黄大胜也死在战场。有人对这件事又作开了文章，我们设想一下，不是有个“一场清”换个占卜家知道的好名字，腐败的清军就能打败日本军队么？如果占卜姓名真的能决定胜负，那可好了，用不着参谋了，用不着将军了，只要带上他们占卜师，就可无往不胜了。日军统帅是乃木大将，要让我说，“木”字是：“杀”掉了头。这名更糟糕。可他们怎么胜了？
　　　　其实，那些占卜姓名的人，倒多数是自己时运不济，只得靠卦摊上混这么点小钱过日子。他们早就应该将自己的名改成将相之名，飞黄腾达了，不必在街头摆摊受罪。
　　　　王莽是最讲算命这套的，他当皇上时，朝廷上下卜算、图谶、符命、瑞应大肆风行。可算来算去，算命者没算好自己，王莽的皇帝之梦没做几天就下台了。
　　　　王莽靠图谶任用官员。有个看门的人叫王兴，容貌酷似图谶所绘人物，王莽就拜他为将军，并将孙女下嫁给他。一个叫王万盛的卖饼小贩，也因名中有“盛”而官拜将军，其余同姓名的，王莽也一律赐为郎官。这样的皇帝自然是当不久的。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原型叫章闰水，闰水的名字，就源于阴阳五行。他是“闺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可他取名中有“闰”了，也有“土”了，好运应该来了，可日子反倒越过越糟。鲁迅已经说了，造成闰土贫苦的原因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并不是他的名。
　　　　西安市某民办高校一男生毕业后，应聘一家公司的客户服务主管。老板对他的人品、才学都很满意，但一听说他姓“贾”，立马拉下了长脸，不再谈聘任的事了。最后道出理由是：姓“贾”会让人怀疑公司的信誉。
　　　　据《城市晚报》报道，一位女士只因姓裴，求职竟遭许多商家拒绝。据裴女士讲，她想找一份营业员的工作，首先到长春市黑水路一家经营布料的商家应聘，老板初步有了用她的意思。可是当裴女士说出自己姓裴时，老板却说：“你等电话通知吧。”这一等就音信全无。裴女士又来到一家卖服装的商家应聘，老板对裴女士很满意，同意她第二天上班。可是当裴女士拿出身份证时，老板一看却摇头了。裴女士连找了10余家均告失败。最后一位女老板向她道出了原由：“你说你姓啥不好，偏姓裴（赔），有哪个商家愿赔钱？”征得父母同意，裴女士改姓母亲的姓氏“刘”。很快，一位老板看中了她，“刘女士”的工作很容易找到了。但她心里很不舒服：“我的姓氏有错吗？”
　　　　还有一位“裴”姓同学，因为这“倒霉”的姓氏失去了即将到手的会计职位，老板说“裴”和“赔”同音，不吉利。

8。姓名与政治风云姓名与命运有关？

　　　　个别商家用人时，不录用姓黄的、姓裴的，怕买卖“黄”了、“赔”了。可是这些人却忘了，当年上海的大买卖人中有一个叫黄楚九的。
　　　　图个吉利，讨个口彩，人之常情，这无可非议，但陷入了迷信，正好是自己走进了悲剧。怎能因为姓名就放弃了人才？因为迷信、无知、愚昧，在社会转型期，姓名竟成了发展经济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在姓名上讲迷信，真是害人。千万别信那一套。怎样使用人名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怎样使用人名说这事儿，先从我自己的名开始。我姓张，名港。照理说，我这姓极寻常，名也不是生僻字，可是竟也常常被人弄成“别人”。让人喊成“张巷”的有之，喊成“张卷”的亦有之，喊出来“香港”，还得让我答应。真是没招。写就更不用说了，我的名，一劈两半“张三巷”，取头去尾的“张洪”，什么样的都有。让人苦不堪言。别人对不起我，可也有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时候。有一回，我签了个字，因为常被别人写成“张岗”，自己顺水推舟也写了“张岗”。可是，后来坏了大事，人家说这人不是我，我不是这个人。麻烦透了。
　　　　正确对待别人的名，正确使用自己的名，看着事小，说头不少。
　　　　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人名，一个人的一生能接触多少个人名因人而异，很难说得清，就算是一天接触100个人名吧，那么，一年就是36500个，10年就是365000个。如果你是邮递员、户籍人员、医生、档案员，那就更多了。当然了，人一生中能够记得住的人名、熟悉的人名要少得多。这动辄以万计数的人名，在你面前一溜而过，多数人没有充分注意到它的意义，至少没有意识到利用这些人名。
　　　　美国人戴尔·卡耐基在他的《人性的弱点》一书中，从理性上讨论了人名的交际作用。他说：“你如不照此行，你势将遭遇困难”。政治家的第一堂课，就是：“想起选举人的姓名。忘记就是湮没自己。记忆姓名的能力在事业与交际上，同在政治上，差不多同样重要。所以如果你要使人喜欢你，第三条规则是：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当它是英语中最甜蜜最重要的声音。”
　　　　卡耐基说的并不过分，在讲究社交的社会，使用好别人的姓名，是一个现代人的能力之一，不知不觉中就使人成功。这是因为对待别人姓名的态度就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思想觉悟、文化修养的具体体现。
　　　　王蒙小说《悠悠寸草心》中，写“文革”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唐文远书记遇到理发的吕师傅时，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描写：
　　　　“老唐！”我叫了一声。
　　　　他看着我，疲劳压迫着他的身躯和眼皮，茫然地看着我，忽然，他眼睛一亮：“啊，啊，是老许，你来了？”他走过来，无力地拉起了我的手。
　　　　“您，忘了我姓什么了？”我忧伤地，责备地看他。
　　　　“对对对，啊，对，你姓李，不，你是老吕呀！吕师傅，看我，真是老了！”
　　　　这两个人在“文革”时建立了深深的友谊，可是由于唐书记记错了吕师傅的姓，立刻给两个人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许”、“李”、“吕”一字之差，告诉人们，当干部的千万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名。因此说，对待别人的姓名不但是一个礼貌问题，还是人思想观念的反映。一个领导记住下属的姓名，记住来访者的名，特别是其配偶、子女的名，是至关重要的。
　　　　记住别人的姓名是重要的，怎样使用更是重要的，更是一个人文明程度、道德修养的体现。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对使用姓名都有各自不同的不成文的规则和禁忌，这些规则与禁忌，属于道德范畴，多数是历史留下来的，其中有些源自宗教、迷信，但既然已经形成习俗，就应当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也是应该得到外来者的尊重。不按照这些去做，就会被认为是失礼，是不敬，甚至引发矛盾。
　　　　与外国人交往中，一般对男子称先生，对女子称夫人、女士、小姐。已婚女子称夫人，未婚女子统称小姐。不了解婚姻情况的女子可称小姐，对戴结婚戒指的年纪稍大的可称夫人。这些称呼可冠以姓名、职称、衔称等，如“布莱克先生”、“市长先生”、“上校先生”、“玛丽小姐”、“护士小姐”、“怀特夫人”等。
　　　　对地位高的官方人士，一般为部长以上的高级官员，按国家情况称“阁下”、职衔或先生。如“部长阁下”、“总统阁下”、“主席先生阁下”、“总理阁下”、“总理先生阁下”、“大使先生阁下”等。但美国、墨西哥、德国等国没有称“阁下”的习惯，因此在这些国家可称先生。对有地位的女士可称夫人，对有高级官衔的妇女，也可称“阁下”。
　　　　君主制国家，按习惯称国王、王后为“陛下”，称王子、公主、亲王等为“殿下”。对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人士既可称爵位，也可称阁下，一般也称先生。
　　　　对医生、教授、法官、律师以及有博士等学位的人士，均可单独称“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博士”等。同时可以加上姓氏，也可加先生。如“卡特教授”、“法官先生”、“律师先生”、“博士先生”、“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