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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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机对全国7个地区的人名用字作了统计,女性人名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华、芳、明
辽宁玉、桂、英、华
陕西英、芳、秀、玉
四川华、秀、英、明
广东亚、英、华、明
福建丽、秀、华、明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大鲤鱼,多么诱人的美味,可是唐朝人愣是不敢吃。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上有这些记载: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叫鲤鱼,不许吃,捕获后必须放回水中;出售鲤鱼者要挨60板子。这真是怪事一桩。
原来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鲤”与“李”同音,吃“鲤”等于吃“李”,当然吃不得。这叫犯了讳。
欧美国家将以人名做其他事物的称谓当做一种荣耀,而中国古代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种不许提某些人姓名的避讳制度。
避讳,虽然不算是我国的“特产”,但是中国封建专制使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更是谁也碰不得。谁违反了这个制度,就是犯下了大不敬的罪,是属于“十恶不赦”之一,重者要杀头问斩。帝王、官长、先辈的名字不能用,这叫做避嫌名。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字了,必须改用别的字,或者用同义词代替,或者减少笔画。例如,隋文帝杨坚,他爹叫杨忠,隋朝不但避讳“忠”字,因“中”与“忠”同音,也得避讳。凡“中”皆改为“内”,中书省改为内史,中牟县改为内牟县。唐朝开国皇帝是李渊,遇到“渊”字要改用“泉”、“深”等同义词代替;清朝雍正皇帝名叫“胤”,江苏省有个仪真县,就改名为仪征县。
避讳制度,大约是从西周开始的,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秦国人就把楚国叫做荆国。“正”与秦始皇嬴政的“政”同音,为了避讳,始皇下令全国,把“正”念成“正(zhēng)月”,不读“正(zhèng)月”,从此一直把正月念成“正(zhēng)月”。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只好改为席;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只得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
汉朝是避讳制度大兴时期。汉高祖刘邦时,改“邦”为“国”,《论语》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变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汉文帝叫刘恒,春秋时齐国有个田恒,这会儿改写成了“田常”;北岳恒山,在《史记》中称为“常山”;奔月的嫦娥,本来叫娥,因“”与“恒”同音,才变成了“嫦娥”。因为西汉元帝叫刘,姓的改成姓盛。现在山东省有个寿张县,这个县本来叫寿良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叔叔叫刘良,为了避讳“良”字,改成了“寿张”。山东省有名的微山湖,得名于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微子启是有名的贤臣,因为汉景帝叫刘启,微子启只好叫微子开了。东汉以前没有姓严的,只有姓庄的。到了东汉明帝时,因明帝叫刘庄,庄不能姓了,改成严姓了。到了三国时,有的严姓又恢复了姓庄,有的继续姓严,结果出现庄、严两姓。“庄”、“严”同义,庄、严两家也是一脉相承。
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当了皇帝,追尊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晋景帝,令天下避“师”字之讳,姓师的倒了霉,只好减笔画改为“帅”。后来帅姓有的恢复了师姓,有的沿用帅姓,成了师、帅两家。汉安帝的父亲叫刘庆,姓庆的为了避讳,如法炮制,找个同义词“贺”,改成姓贺,庆、贺本来也是一家子。为了避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讳,将昭阳县改为邵阳县。王嫱,字昭君,就是《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改为明君、明妃。古城南京三国时叫建邺,为了避晋愍帝司马邺的讳,才改成建康的。
唐朝,不但不能吃鲤鱼,还不能提“虎”字。江南人有一种大便器叫马子、马桶,其实这种东西古已有之,汉朝人叫“虎子”。到了唐朝不行了,避“虎”字,没办法,改为“马子”。都怨唐太祖的爹叫李虎。
武则天当上女皇帝,造出十几个怪字,她给自己起个名叫“”(读zhào,照),这个“”就是她造出来的。为了避她的名讳“诏书”改称为“制书”。
唐以后是五代十国,北方是五个暂短的小王朝,南方是十个割据的小国。短则短矣,小则小矣,避讳却是必不可少的。
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个闽国,“沈”与“审”同音,福建的沈姓为了避王审知的名讳,而改姓尤。
西楚霸王项羽的叔叔项伯,身在楚营心在汉,替刘邦办了不少事,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忘他的功劳,赐他姓刘。五代时他的后代子孙,因“刘”、“”同音,为避吴越王钱的名讳,去掉“刘”的卯头刀旁,改姓为金。
那时候,对违反避讳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算是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也决不宽大。避讳制度在宋朝达到了极点,玄、朗、敬、镜、弘、殷、匡、胤、义、祯、通等字全要回避,而且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违者处以重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因此连“僧”字也避;他又是被称为贼的起义军首领,连“贼”字也避。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本是给皇上打溜须,没想到,朱元璋勃然大怒:“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这么的,学府教授的头不与身体相连了。
北宋有个大臣,叫文彦博,祖上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在后晋做官,后晋高祖是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敬”字犯了讳。当时有规定“为了避讳,敬字得拆开,一分为二。凡是姓敬的,要么改姓文,要么姓苟。文彦博的曾祖父姓了文。可没多久,后晋为后汉所灭,上来的皇帝叫刘知远,姓敬的不存在避讳问题了,又都恢复敬姓。可过了十多年工夫,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的爷爷名叫“敬”,这样姓敬的又犯了讳,只好再次姓文。
无独有偶,勾姓有好几千年了,到了赵构当皇帝时,因当时“勾”与“构”同音,为了避赵构的名,有的改姓钩,有的改姓苟。
9。封建礼教走上极端
宋朝,封建礼教走上极端,开始避孔子讳。凡遇“孔丘”,就读“某某”,单遇“丘”,则读成“区(ōu欧)”或“休”。
元朝皇帝是蒙古人,不大讲这套,元代避讳不严格。
明代的“十三陵”原来选在一个叫屠家营的地方,永乐帝大怒,皇帝姓朱,猪进了屠家,那还得了,这叫犯了地讳。后来,足足用了两年,才选好了“十三陵”的位置。正德皇帝朱厚照干得更绝:不许百姓养猪。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存产者,竟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朱厚照禁止养猪理由有二:第一,“猪”与皇帝同姓,要避讳;第二,朱厚照生于辛亥年,属猪。这一弄,株连到猪,全国的猪差点儿绝种。第二年清明祭祖,一时竟找不到猪。以后由于大臣们婉言劝谏,朱厚照也自觉过分,才废除这道叫人哭笑不得的禁令。
满清进关以后,也学起了避讳来。康熙皇帝叫玄烨,凡是“玄”字都要改为“元”,“烨”字改为“煜”。玄鸟成了元鸟,玄黄成了元黄,玄孙成了元孙。到了雍正、乾隆,变本加厉,因而构成的文字狱例子很多。为了避孔子名讳,雍正时明确规定“凡系地名,改丘为邱”。从此才有了个“邱”字。
吴三桂在云南称帝没几天,就搞出了一套避讳制度。“三”改为“叁”,“桂”改为“贵”。桂林改成了“建林”,桂阳改成了南平州,桂东改成了义昌县。离他的地盘很远的襄阳,也因他爹叫吴襄,而改成了汉南府。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想弄个检举有功。没想到,乾隆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判了斩刑缓期执行。这事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
农民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竟然也讲起了避讳,而且既繁琐又严格。为避上帝称号,上海改为尚海;为避北王韦昌辉的名讳,武昌改成了武(读qiāng)。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把避讳制度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影响到了外国人。东京的一位名叫师广信子的针灸师,看了《末代皇帝》后,将一份书帖向报社公开。这份书帖上写着“广濑义忠第三女,赐名信子。宣统御笔”。上面还盖着皇帝的大印。这是一份命名书,是1931年溥仪写给师广信子的,当时师广信子叫广濑宣子。宣子的父亲是日本驻天津商社的职员,溥仪向他学打高尔夫球。溥仪感到宣子的名字与他的宣统相讳,就给她改名为“信子”,并写了这份命名书。广濑信子结婚后,依日本习惯改从夫姓,变成了师广信子。
以上所举的是“避君讳”的例子。封建地方长官,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也大施淫威,不许冒犯自己的名字。
有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王登的州官,他规定谁要冒犯了他的名字,就要受刑罚,遭鞭打。因为王登的“登”与“灯”同音,谁也不敢说“灯”,只好把灯叫做火。元宵节到了,官府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天”。百姓看了说:“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有些文人中,还讲究避家讳。
宋朝有个叫徐秋的人,因为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