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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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惶惑，然而涎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亩，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不知他真是位干部呢，还是职工，中国的职工的举止，常在模仿干部，很像干部的。
终于，我第一次当场听到——而不是在电影里看到——有位真的军人真的说出我们从小听熟的词句。和电影里不同的是，连长并没有紧握对方的手，做出无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绷着脸，低眉瞥视手上的烟，缓缓地，掸一下烟灰，说一段句子：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听。
母亲埋下头去，哽噎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嚎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女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
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像一位干部在个别接见中倾听内部机要传达时那样，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可我发现他其实没在听。一个人不是常会极专注地倾听，凝视对方，又完全不在听么。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烟卷凑到嘴上吸，甚至安详地吐出烟来。仅有一刹那，猛地，他的颜面颈脖涨得通红，顷刻泛紫，泪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阳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脸盘即刻就会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倾听的身姿居然完好保持着，只是腿又开始抖动，速度加快。
就像小说上写的那样，我的心“紧缩起来”：悲恸要发作了！我想——只见他使劲眨眼，同时，如内地的男人们在重要场合关键时刻将要表态的一瞬，用力咳呛，像是真的在清喉咙，喉节猛烈地吞咽，总之，他迅速恢复了革命镇定，紫涨、泪光、暴爽的血管，渐次消退，腿的抖动转成徐缓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支烟，又被换了一杯添上热水的茶。
我就开始画速写。
孩子十八岁，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为家里做了一百多只煤饼。这是后来旁的士兵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连长宣布死亡后团团围拢那对夫妇，有位清秀的小兵说他也是长沙人，他竟伸手抚摸母亲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念着我们从小在电影里听熟的话，郑重而诚恳，但也没有电影角色那套标准的悲痛相，倒很像喃喃地朗诵台词，不善做戏的群众演员：
别难过，妈妈，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嗓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入夜，操场上播放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他俩被另一群更高层、更稳重，而且个个粗壮发胖的老首长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推挡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头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4
胡番与西洋
作者：易中天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崽、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42
海鸥和眼泪
青闰 译
我坐在海边潮湿的沙滩上，这样只有大海才能看见我的悲伤。海滩上空无一人，咸咸的海风亲吻着我的脸颊，吹干了我孤独苦涩的泪水。我这样坐了很久，心想我苦涩的泪水已经吓走了周围的每一个生物，只有大海目睹我无尽的痛苦，我把痛苦带给她，在她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波浪里飘荡，直到那痛苦的感觉在我的体内安睡，直至遗忘。随后，一时间，我不再感到痛苦和孤独……
突然，一阵沙沙声惊动了我。我努力从忧郁的思考和绝望的感觉中挣脱出来，蓦然发现，我不再是单独一人。一只海鸥慢慢地向我走来，似乎在死去的贝壳中寻找食物。他挨着我停下来，我们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我期待他会被我的眼泪吓得飞走，但他却又向我走进了一步，毫不害怕。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逃走？我的悲哀已经吓走了我看到的所有生物，贝壳吓得把他们关在壳里，海鸟带着朦胧的睡意被吓得飞走了，甚至大海也会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她能的话。我的眼泪已经驱走了所有的人，你为什么不害怕？”
海鸥向我回答说：“因为眼泪不会持久。一旦它们随着大海到了这里，他们就会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没有人再记起它们。善良的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悲伤，用她的胸怀抚慰着疲倦和伤心，并把他们带到岸上，用爱和永恒的歌取代沉重的心灵。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要环顾四周，就会找到它。”
海鸥抬动翅膀，从我的肩上掠过，飞走了。我想喊他回来，请求他和我多待一会儿。我想请求他抚慰我充满泪水的孤独。我想乞求他留下来，不要走。但当我扭头去恳求他时，我明白他是对的。
在那里，在海鸥留下足印的沙滩的另一边，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我痛苦的眼泪正在慢慢消失，甜蜜幸福的爱的泪水开始流了出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1
哈佛博士如何答辩
作者：卢春玲
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一般至少要4年。美国的博士学习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课，各种必修课和专业课的学分必须修满。课程学完后是博士资格考试。考试淘汰率挺高，我下面一级的学弟学妹们50％没有通过。第二阶段是做论文，这比修课困难多了。
考试的淘汰、外面世界的诱惑使博士路上“逃兵”不断涌现。我在的博士班最初是10个人，5年后，我是班上第一个答辩的，那时已经有5位同学中断了学习，剩下的4位难兄难弟熬到第六年才答辩。
答辩本身是象征性的行为，此前的写论文才是最难的。等到哪天导师开金口说可以准备答辩了，就意味着论文委员会中所有人都认为你的论文已经可以承受各种质询了。
论文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懂行的教授。我当时的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位是论文指导老师，另外两位是主要评判，还有两位是阅读者。此外，论文委员会还必须请外系的老师做主席，他不必懂相关专业，作用是保证答辩公正地进行，如果有什么争执，可以作为外人进行调停。主席通常由学生自己选，在和其他老师发生矛盾时，可以保证有人帮助处于“弱势”的学生与老师沟通。
我当年是6月初进行答辩的。答辩前一天，导师和我预演了一遍，让我不要紧张。
学校会提前公告哪个学生什么时间答辩，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出席答辩，并提出问题。进了系会议室，我看到来听答辩的人有我同班的所有“战友”。我在外系的一些朋友也坐在后面。虽然我知道自己肯定能通过，但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的众人，还是不免心慌。
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首先我用20分钟陈述了论文的要点。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财税体制改革对老人健康保险项目的影响。按照惯例，我首先介绍了做这个题目的意义，以前的相关研究和我的研究的独到之处。然后我介绍了理论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上的假设。最后是实际数据的结果，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每个要点都用幻灯片加以说明。
接着，主席宣布开始提问，真正的答辩开始。第一个提问者是“阅读者”。他是专门做经济统计的，我以为他会问一些有关数据处理的问题。
可出乎意料，那天他对我的理论模型发生兴趣，问我，如果改变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数据的结果会如何。而这个基本假设是“经典”，从来没有学生对它提出过疑问。我于是只好结结巴巴地实话实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假设会不成立。我看着我的导师，用目光求援。
我的导师是公共财政领域的大家，他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