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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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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时非常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来也不便对席勒的家属有更多的询问,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最高水准的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的依凭,就是刘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一颗颗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最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只剩下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这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1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枢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心要脱身而出。在—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驻立。他们两人并肩而立,挽着一条新挂上去的标语。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过眼烟云,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24


   

微笑的天使
●志 宏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旅游中巴与对面一辆飞驰而来的大货车相撞了……一位好心的过路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急救车飞驰而来。 

  救援行动开始了,由于大货车的车身非常庞大,而且撞击的速度非常快,旅游中巴已经面目全非了。两辆车交叉在一起,很多乘客都被压在车身底下,这给救援增加了较大难度。如果乘客因为失血过多而造成休克后果不堪设想。

  在伤员中有一位伤势不轻的姑娘一直在指挥着救援,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这个团的导游,名叫文枝花。她的位置距离抢救队员最近,但是她却一直指挥抢救队员先救里面的乘客不要管她。她用自己那微弱的声音指挥着救援行动,每一次救援队员试图先把她从车身下抢救出来的时候,她都坚持一定要先救其他人……

  在抢救的过程中忽然有一个镜头定格了——文枝花面对众人露出了微笑。她在死神面前绽放出最美的微笑,微笑中所绽放的是顽强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希望。此时她的微笑变成了一种美妙的音符,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但是她忍受的却是钻心入骨之痛。当车厢内最后一位受伤乘客被抢救出来之后,她的那股子精气神儿一下子松懈了下来,昏迷过去。在场的救援人员真怕她昏迷后就不再醒来。她只是一个22岁的女孩,拥有花一般的年龄。

  对她的救援远比抢救其他人要困难得多,她的双腿被紧紧地压在一个汽车座底下,而这个车座已经严重变形,当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个车座底下拉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失血过多,危在旦夕,而且她的左腿骨已经裸露在了外面,连救援人员都不忍心再看了。

  文枝花被送到了附近最近的一家医院,但是由于伤势严重、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而造成休克,随时有生命危险。于是大家赶紧用最快的速度通知她的家人。

  消息对于她的家人犹如晴天霹雳。医生说如果要保住性命,必须截去左腿,但是截去左腿后也不一定能保住性命,最好转院到省医院进行救治。大雨如注、路途遥远,但不转院文枝花性命难保,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再困难也要转院。

  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在手术室门口,她做出了“胜利”的手势,用尽最后的力气问:“乘客怎么样?”此时周围的人甚至怀疑眼前的她是否是他们原来认识的那个俏皮可爱的小姑娘。

  手术完成了,当得知手术结果后,母亲号啕大哭,觉得生活对他们的女儿太残酷了。父亲抱着女儿被截下来的左腿也失声痛哭,血迹染遍了父亲的全身。

  她自己得到噩耗后,只是有些惊诧,由于还在术后麻醉期,所以还感觉不到被截肢的剧痛。当时她的表情异常冷静,这一举动让很多人都不理解,之后她却擦去眼泪安慰周围的人说:“大家不要为我难过,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文花枝


  有一个故事是讲悲观者和乐观者的区别:当两人同时到一个孤岛上去卖鞋子,情况是这个岛上的人全都不穿鞋,悲观者说因为他们都不穿鞋子所以一双也卖不出去;乐观者说因为他们都不穿鞋子所以可以把鞋子卖给每一个人。那文枝花一定是乐观者。凭借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没多久她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扶拐练习了。

  一次妹妹跟她开玩笑说:“姐,以后你坐公交车都不用买票了。”文枝花说:“要是打车也不买票就好了。”说完姐妹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让空气中充满了暖味,充满了对于战胜困难毅然决然的勇气。后来很多人都为她捐款,但是都被她拒绝了,当年她荣获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25


   

土路的尽头
●韩 香译

  我们改造了太多的土路,这是今日社会的主要失误。

  只要能多一些土路,当今美国的所有顽症——犯罪、毒品、教育、离婚、行为不轨——将不复存在,因为土路塑造品格。

  住在土路尽头的人们早就知道,人生是一段崎岖坎坷的旅程。有些时候,这段旅程可能会把你颠得够呛。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有深爱着你的另一半、快乐的孩子,还有一条狗。

  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天跟同伴一起在土路上走过并学习如何与人相处,那么现今我们的教育体系就不会麻烦重重了。

  在土路被改造之前,街头犯罪要少得多。坏蛋们不会顶着尘土走上两里地去劫财劫色,如果他们知道等着自己的会是五条狺狺狂吠的猎犬和一支双管猎枪。

  以前也从未有过汽车枪战。那时的道路比现在糟糕,但价值观念却比现在高尚!

  那时的人们不会爱汽车胜过爱自己的孩子。那时的司机也更为谦恭有礼,他们不会紧贴着人家的保险杠开车,否则前面那家伙的车扬起的灰尘会让你窒息,小石子会将你的挡风玻璃打碎。

  土路教会了我们耐心。

  土路还有益于环境。你不用开着汽车去买1夸脱牛奶,溜达到牛棚去就行了。

  取信的时候,你会走着去。

  下雨天,土路被冲坏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再好不过了!你可以呆在家里,安享天伦之乐:烘点儿蜀葵糖,爆点儿玉米花,学学怎样缝一条别人都缝不出的漂亮被子。

  在土路的尽头,很快你就会明白,中伤他人的话如肥皂一样无味。

  改造后的道路大多通往麻烦,土路却往往同乡一条可以垂钓的小溪,一泓可以畅游的水湾。

  在土路的尽头,只有在8月份我们才需要锁上车,否则邻居们会用南瓜把你的车塞得满满当当。

  在土路的尽头,春天里总能有意外之财——城里人的车陷进泥里了,你能因此拿到1美元,而且你总会结交到一个新朋友——就在土路的尽头。

  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61


   

天使的玫瑰
●郭委鑫 编译

  虽然走进了一家杂货店,但我并不想买东西,和我共同生活了37年的丈夫的去世仍刺痛着我。这家杂货店里有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

  丈夫鲁迪经常陪我来这家店,每次他都假装有事走开,去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知道他去干什么,我总是能看到他手中带着三朵玫瑰,沿着过道向我走来。鲁迪知道我喜欢玫瑰。

  带着悲痛的心情,我只想买几件必需品就走。但因鲁迪的去世使得店里的每件商品看起来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现在一个人挑选商品很花时间,比以前两个人时费神多了。

  我站在肉类柜台旁,寻找着完美的小牛排,想着鲁迪以前多么喜欢牛排。

  突然,一个妇女来到了我的身旁。她一头金发,身材苗条,穿着柔软的绿色套装,显得很可爱。我看到她拿起一大块排骨,放到她的篮子里,然后又放了回去。要走时,她又一次拿起了那块牛排。

  她发现我正看着她,于是微笑着说道:“我丈夫很喜欢排骨,但是,我没想到它这么贵。”

  我压抑着内心的悲痛,看着她蓝色的眼睛:“我丈夫8天前去世了。”我看着她手中拿着的篮子,极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说道,“给你丈夫买这牛排吧,请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

  她先是摇摇头,但最后还是把那包排骨放到篮子里推着车走开了。我能看到她眼中的神情。

  我掉转头,推着小车走向奶制品柜台,我在那儿不知道该买哪种牛奶。我最终买了一盒脱脂牛奶,推着车走到前面的冰淇淋专柜。

  我把冰淇淋放到车里,看着前面的走廊。我一眼看到刚才那位穿着绿色套装的漂亮妇女向我走来。她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脸上带着我从没见过的明媚的笑容。如果在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上加上一个光环,她简直就是一个天使。当她走近时,我看清了她手里拿的东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送给你,”她说着,把三朵漂亮的长茎玫瑰放到我的怀里,“你到结账台时,她们会知道这些花已经付过账了。”她在我脸上轻吻了一下,微笑着走开了。我很想告诉她,她所做的和她的玫瑰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一时没法开口。我看着她走开,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低头看着这些漂亮的玫瑰花,觉得不可思议:她怎么知道的?

  突然间,我明白了,我不是孤单的。“鲁迪,你没有忘记我,是吧?”我自言自语着,眼中满是泪水。他一直在我身边,她是他派来的天使。

  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41


   

书房花木深
●冯骥才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用一堆木头在阳台上搭一座木屋,还将剩余的板条钉了几只方形的木桶,盛满泥土,栽上植物,分别放在房间四角。鲜花罕有,绿叶为多。再摆上几把藤椅,竹几,小桌,两只木筋裸露的老柜子,各类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放置其间。还有一些老东西,如古钟、傩面、钢剑以及拆除老城时从地上捡起的铁皮门牌高高矮矮挂在壁上……最初是想把它作为一间新辟的书房,期待从中获得新的灵感。谁料坐在里边竟写不出东西来。白日里,阳光进来一晒,没有涂油漆松木的味道浓浓地冒出来,与植物的清香混在一起,一种享受生活的欲望被强烈地诱惑出来。享受对于写作人来说是一种腐蚀,它使心灵松弛,握不住手里沉重的笔了。

  到了夜间,偏偏我在这书房各个角落装了一些灯。这些灯使所有事物全都陷入半明半暗。明处很美,暗处神秘。如果再打开音响,根本不可能再写作了。

  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自己心里的一种生活,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在这样的被各种美迷乱了心智的房子里怎么写作呢?因此,我没在房里写过一行字。每有“写”的欲望,仍然回到原先那间胡乱堆满书卷与文稿的书房伏案而作。

  渐渐地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得不到我的照顾。我只是在想起给那些植物浇水时才提着水壶进去,没时间修葺与收拾。房内四处的花草便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疯长起来。从云南带回来的田七,张着耳朵大的碧绿的圆叶子,沿着墙面向上爬,像是“攀岩”;几棵年轻又旺足的绿萝已经蹿到房顶,一直钻进灯罩里;最具生气的是窗台那些泥槽里生出的野草,已经把窗子下边一半遮住,上边一半又被蒲扇状的葵叶黑糊糊地捂住。由窗外射入的日光便给这些浓密的枝叶撕成一束束,静静地斜在屋子当中。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唧唧喳喳地飞了进来,使我欣喜之极,我怕惊吓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边快乐地鸣唱起来了。

  一下子,我感受到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的自由自在。我便顺从这个逻辑,只给它们浇水,甚至还浇点营养液,却从不人为地改变它们。于是它们开始创造奇迹———

  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端织成一道绿盈盈的幔帐。常春藤像长长的瀑布直垂地面,然后在地上愈堆愈高。绿萝是最调皮的,它在上上下下胡乱“行走”———从桌子后边钻下去,从藤椅靠背的缝隙中伸出鲜亮的芽儿来。几乎每次我走进这房间,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画面:一些凋落的粉红色的花瓣落满一座木佛身上;几片黄叶盖住桌上打开的书;一次,我把水杯忘在竹几上,一枝新生的绿蔓从杯柄中穿过,好似一弯娇嫩的手臂挽起我的水杯。于是,在我写作过于劳顿之时,或在画案上挥霍一通水墨之后,便会推开这房间的门儿,撩开密叶纠结的垂幔,独坐其间,让这种自在又松弛的美,平息一下写作时心灵中涌动的风暴。

  我开始认识到这间从不用来写作的房间非凡的意义。虽然我不在这里写作,但它却是我写作的一部分。

  我前边说,写作是一种忘我的想象,只有离开写作才回到现实来。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常常十分尖刻地切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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