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2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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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的见解，的确像伯牙曲后子期的阔论，言中了要害。不妨想一想黑塞和傅聪两人走过的路，他们都处于动乱的年代，都曾浪迹天涯。黑塞是纳粹严禁回国的危险分子，他只能改入瑞士籍。而萧邦的作品大部分写于俄罗斯入侵波兰之后的巴黎。诚然，这三个人物都有一种称之为“Zarl”的精神。“Zarl”是波兰语，意为特有的忧愁，永恒的故国思念。傅聪把这种感觉称作是李后主的“离愁别恨”。傅聪深刻地弹出了萧邦的Zarl，黑塞则深切地悟出了琴声中萧邦的复活。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13
生命的困惑
熊召政
我的一位朋友从日本来信说：“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此境不由使我想起达夫先生的《沉沦》，在仰望蔚蓝色空谷的一瞬间，我告诫自己抱住正气，千万不要患上达夫先生当年的刺激性神经衰弱症。”
读罢信，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风景。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但由那些草、树、泥土、流水以及云烟构成的能够诱人沉入颓唐情绪中的特殊景致，不知怎的，竟让我联想到了唐诗中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孤寂的一联。
记得我的朋友去日本之前，曾来我家住过一个晚上，其意一在话别，一在想听听我对他东渡扶桑的意见。我说，世俗的生活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他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如果社会是一杯水，你就必须是一匙速溶的咖啡，其可溶度几近百分之百。反之，如果你是一块永不被水溶化的石头，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朋友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是的，生活的勇气不在于参与社会，而在于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日本是一个经济至上的国家，支撑人格空间的不是“义”而是“利”，带着传统的人格去那里的人，会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此情之下，人要么参与进去，变成经济动物，要么分离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放逐的鲁滨孙。想做到后一点，很难。
几乎每一代的贤圣，都哀叹“人心不古”。促使“世风日下”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人类本身不断膨胀的欲望。南宋的朱熹看到这一点，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这老先生却不知道，这样做又压抑了人性，使人失去创造力。既不压抑人性又能制欲，把二者统一在一个可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度”上，这个人就必定是人类的救世主。问题是，这样的救世主很难出现。
所以，人类中的智者，就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速溶咖啡式的，力争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使社会有滋有味；一类是石头式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前类智者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把社会搅得天昏地暗的也是他们；后者只求在精神上解脱自己，但却把一个人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或者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两者的利弊，也试图去伪存真，把两者的优点统一起来，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内圣外王”“性命双修，儒道同怀”等口号，但从实践看，很少有成功的典例。我想其中原因，还是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由于两种处世哲学的源流不同，想两者兼得的人便只能是一个悲剧。而且，芸芸众生对速溶咖啡式的智者，可谓众星捧月，趋之若骛。至于石头一类的智者，则只能是惺惺相惜，在很窄小的范围中相濡以沫。
好在这类人不求闻达，有闲情逸致，有深山古寺的钟声可以咀嚼，有不用一分钱买的林泉风月供他消受。不过现代的林泉风月都被围进了风景区的院墙，想欣赏，请买门票吧。
所以，人类的发展，是以人之个性的萎缩来换取物欲的欢乐。但是，毕竟更多的人，是处在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渴求成功，如此，则要百分之百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尽力摆脱世俗的挤压，争取更大的个性空间。即便一个人在两难的处境中获得成功，但一旦远离喧嚣的尘世，独自面对一方纯净幽美的风景，他立刻就会卸下人生的“累”，并感到生命的乐趣不在于拼搏，也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一分难得的悠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感伤的词句，其意在规劝我们不必那么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生的风景。坐在依旧的青山上，看那欲坠的夕阳，有人认为这是沉沦，有人则认为这是进入了人生宁静致远的境界。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12
我说不出
马金瑜
我说不出那四个徘徊在三里屯服饰大厦里的清洁工有多穷，她们都三十多岁了，聚在一角商量去吃两碗面条，谁也不敢打头，怕进那个里面装饰着荷花的餐厅。她们每天都拖着餐厅门口的地，每天都打扫餐厅旁边的厕所，每天都擦着餐厅前面楼梯的把手。要到元旦了，餐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许多打折的菜名，菜名都很好听。她们在楼梯的角落里商量了半天，一个年纪大的才说，怕什么，三个女人跟在她后面。餐厅的服务员吃惊地看着排着队进来的四个蓝衣服，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叫了饭。餐厅里灯光很亮，吃饭的顾客不停地看她们，她们就坐在亮处，脸上红红的，高兴地说着话。我隔着玻璃，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们，脸上却呆呆的，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说不出那个扛着铁镐走在建外SOHO的民工身上有多少土。他的眼睫毛都没灰尘压住了，整个人是灰土的颜色。要过春节了，地铁口附近全是叫卖年货的人，等车的人，挤得走不动。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用挤，人们为他们让开一条路，他们像是刚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有的人背着一卷绳子，有的人拿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尿素袋子，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哪，佝偻着腰，裤子抽在半腿，灰土里露出满头扎眼的白头发。走着走着，扛着铁镐的人在一个卖小猪储蓄罐的地摊前面站下了，他呆看着红底撒着金粉的小猪，卖东西的人说，十块钱，十块钱，我还给你个盒子。队伍里的一个伙伴说，赶紧走，买那个又没用。他说寄给小孩。看着，他又跟着队伍走了，一步三回头地望着，走到红绿灯那里，他突然又跑回来，什么也没有说，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把包好的小猪抱在肚子上走了。我远远的跟着他们，不知道走了多远，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流着眼泪跟在他们后面，北京的冬天风真大，真冷。
我说不出住在北京草场地村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每天是怎么睡着的，冬天，深夜一点，他们钻进不到一米六的低矮平房里，屋顶上只用砖头压着石棉瓦或者油毡，里面还有孩子的哭声。我说不出我的父亲在左眼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这个靠种地和卖凉皮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的农民说，街上的瞎老汉不是多得很嘛，去医院有啥好看的，我迟早是要进土的人。
我说不出那个在新疆石河子老街口晒太阳、修自行车的老汉有多孤独，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下面农场来赶集的人，看着看着他就磕睡了，头一歪就睡着了，苍蝇爬在他当午饭的半个馕上，人们走来走去的，没有人喊醒他。
当我在出差的路上，啃着买来的一块馍馍，喝着矿泉水，看到和想起这些不会留下名字的人，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地落在我身上，饿了能吃上一晚饭，磕睡了有个地方躺下睡觉，能活下去就行了。我的父亲说，《古兰经》里写，要是福气不在这一辈子，那它一定在下辈子。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放羊，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的铁铃声，只有那丁冬丁冬的声音，让人感到无限的慰藉，也像是给人燃起希望的火花。羊能在厚厚的积雪和彻骨的寒风中行走，给人开辟出可走的道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08
将帅战创知多少
吴东峰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帅，他们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极致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二百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世界迪斯尼记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军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９次战创１０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林彪：负伤1次战创1个。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累记战创1６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 ，他们是：。
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共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各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尽有的罕见情景。
开国将军们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了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生命的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23岁那年，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许世友将军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第一个往上冲（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用竹竿把他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正因为开国将军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力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腿部负伤的陈毅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到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慷慨陈辞，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已的绝命诗。
生死的炼狱，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危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在我们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军。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老病死纠缠着人们直至永远，苦难和死亡仍然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开国将军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54
数学家们的生活趣事
萨苏
徐迟先生的一篇精彩报告文学，让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走路撞树，或者张广厚先生吃馒头醮墨水之类的轶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
因为我父亲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我从小就住在数学所的宿舍，所以得以目睹这些数学家的生活趣事。
王元买瓜算得卖瓜
中关村每到盛夏，82楼门口总有个大号的西瓜摊，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姓魏，挑西瓜不用敲，用耳朵贴上听，十拿九稳。大概是1987年或1988年，我爹让我去买西瓜，我骑上车，直奔魏歪脖的瓜棚子———毕竟他的瓜好。一看买的人不少，正要往里挤，忽然看到有两位熟悉的人物，也在挑西瓜呢。谁呢？数学家王元先生和太太，两位一边挑一边算价钱呢。
魏歪脖的西瓜卖得好，不免有些“作怪”。不称重，分大瓜小瓜卖，大瓜3块一个，小瓜1块一个。看到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拼命往小瓜那边挤。
王太太好像也是这样，却听见王元先生说：“咱买那个大的。”
“大的贵3倍呢……”王太太犹豫。“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