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2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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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俊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31期）





“不怕死”的中国人

●布鲁诺？马希斯
　　　　
　　作为一名在美国获得学位的欧洲人，我选择到东亚来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比较。许多西方人喜欢中日韩的传统文化，但我对这几个国家的新面貌有更大的兴趣。我坚信，现代化有很多种形式。那么，东亚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听说，中国、日本、韩国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近乎无限的雄心和期望。首尔的一个咖啡馆骄傲地声称，它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在东京，我曾有幸在一家自诩为“近一百年来最好的餐馆”里吃饭。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中国各地旅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重庆的经历就是特别难忘的。整个城市建在峭壁之上，高楼越来越多，把下面的山也衬得越来越高，商业区日新月异，下一次来我一定就认不出来了。但是，这座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差别也大到让人咋舌。如果再看更大范围内的四川省，那里的一些人们还过着三四个世纪前的生活。
　　今天中国最令我惊诧的一点，是代与代之间的断层之大。在四川，我特别难忘很多老一辈人的脸：那是一种习惯了艰苦生活和自我牺牲的脸，笑容里凝固着日晒雨淋，让我想起葡萄牙家乡的农民。可是，年轻一代却与欧洲城市的等轻人越来越像：自信、成熟、渴望好的生活，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露天咖啡座喝意大利咖啡。
　　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今天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可以给他们自己想都没想过的优越条件。这是件好事。但我担心这也将带来一个负面后果：孩子可能觉得从别人那里接受东西理所当然，无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中国令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无畏”。在上海我造访了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很美，建筑很新潮，但也许是因为太新，地砖很滑。那一天下着大雨，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突然滑倒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而且不停地检查着自己白色的小坤包——看来，她对自己的包比对自己的背还要关心。
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感觉，中国人似乎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欧洲或者美国，基本上没有打滑的地砖，因为所有人都害怕因有人摔倒而被起诉。但在中国，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即使摔倒了，也只是站起来重新出发。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太成功了，中国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都希望抓紧时间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机会，享受快乐的心态。又或许，这来自于一种自古相传的老祖宗的精神遗产。
但不论如何，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热爱。
　　而如果要我说中国与韩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我会说，与中国人交朋友更加容易。我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遇见了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年轻人，一听说我喜欢爵士乐，马上就送给我一张爵士音乐会的票。票很贵。他诚实地告诉我说，他有两张，是朋友送的，但他没有女朋友。
　　确实，在中国农村外国人还被视为稀罕物，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学会应付层出不穷的针对外国人的赚钱花招。但是，与日本人和韩国人同样爱国的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外国人时却表现出一种更加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好奇，而且很少觉得其他国家好对自己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国家很大，也许是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让每—个中国人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优势。
　　保持好奇、乐于学习、不持成见，这也许是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丁　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2期）





向爱而生

　　　●辛泊平　
　　

　　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她的一个西方教友志愿到我国西部某贫困山区支教。她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课余时间走街串巷为那些不识字的村妇扫盲。在那里，她不能给人们宣讲基督，因为，他们不懂也不想理解。多少个慢慢长夜，只有一盏孤灯、一本《圣经》陪伴着她，但她无怨无悔。因为，她心里有来自上帝的光和爱。但有一次，她经历了一件让她心碎的事：在路上，她看到一群孩子正在殴打一个爬在地上的孩子，那个孩子已经鼻青脸肿；她疯了似的跑过去把那个挨打的孩子搂在怀里，哭着问那些孩子为什么打他；那些孩子快乐地喊道“他是哑巴！”这是什么理由？在那些孩子跑了很久之后，她也没有明白过来，只是使劲楼着那个挨打的小哑巴陪着他哭；后来，她把那个哑巴孩子抱到镇上，给他洗了澡，为他买了干净的衣服和鞋子。但没过多久，在不同的地方，她又看到了相同的一幕。

　　朋友转述说，当时她的教友真想马上回到自己的国土，享受自己舒适的家和温暖的亲情，但是她没有离开。现在，她依然留在那片让她感慨、让她伤心的地方继续她的工作；因为，她心里有爱。朋友讲的时候，眼睛里有泪花。我理解她的心情，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安慰她。也许，小时侯我也曾跟着大孩子们追赶着往村里的疯子或傻子身上扔过土块。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他是疯子和傻子；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没有能力反击。如果是正常的成年人，说什么我们也不敢。我们是弱小的，但相对于我们，疯子和傻子更是弱者；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安全的。很简单的逻辑，在爱的法则里却显得那么难以置信、那么令人忧伤。

　　当代学人刘小枫说，爱就是怕。我们可曾怕过什么？我们怕的是权威、是绝对的力量。面对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弱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怕；我们相信勇敢，相信拼搏，相信斗争，就是不相信爱。我们都知道要热爱生命，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要敬畏生命。所以，我们才会在高喊热爱生命的同时践踏更弱小的生命。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敬畏。没有敬畏的热爱是空洞的，它缺少必要的土壤，显得矫情。当尼采搂着被主人鞭打的马哭着喊兄弟的时候，他拥抱不仅仅是受虐待的牲畜，他拥抱的还有爱的真谛——超越种属、心怀生命。

　　是的，用不着讳饰，许多时候，我们的确缺乏基督徒的博爱和生命意识；我们宁可相信社会化的达尔文主义，相信极有可能演变成“超人哲学”甚至纳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才会在时代进步、提倡和谐的大前提下出现那么多的不和谐音符：关注物质，漠视生命。那些以强凌弱者，那些虐食者，其实都没有基本的生命常识。而缺乏这种必要的意识，衍生的只能是自私和冷漠。生命是平等的。任何生命，不管它有多卑微，也有属于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在这里，我无意劝人都信仰基督。那是个人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不信仰，但面对生命，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然后爱它、尊重它；即使不能，也要同情；即使还做不到，最起码也不要欺辱和践踏。真正的爱没有条件。因为，任何生命都是惟一的，逝去的一切都不可重来。人的一生，迟早要面对死亡，但我们可以做到向爱而生。这是应该是生命的意义之门。

（郭　嘉摘自《雨花》2007年第8期）





历史与遗佚

●余秋雨
　　
　　年迈的皇帝祭陵，仪毕，在陵园门口看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　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内争斗剧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墓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于是，守陵老人被驱逐回乡。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两天，他吩咐过，祭祖那天要与那位守陵老人谈话。
　　
　　　臣子们一片慌乱。快马奔驰，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从，扶起跪在陵园门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着，又是皱眉、摇头、叹气，然后说一声：“我们都老了，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老。”
　　
　　　守陵老人不敢接话。
　　
　　　“初次见面，我们还都是小孩，”皇帝说，“在一起玩，玩蹴鞠，谁摔倒你就扶谁，但我只摔倒一次。”
　　
　　　守陵老人轻声应“是”，却不敢抬头。他心中想，摔倒最多的皇家兄弟，早已在宫廷争斗中落败。
　　
　　　突然静默。守陵老人知道，皇帝也想到了什么。他想轻声说一句：“我年年去他们坟头烧纸”，但只是想想，当然不能说。
　　
　　　皇帝终于又叹了一声：“都老了，你多保重吧。”
　　
　　　第二年，陵园门口再也没有出现这位皇帝和这位守陵老人。他们去世的时间只隔了半个月。
　　
　　　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守陵老人的同龄表弟，一位乡村老秀才。他更重要的笔墨是《内宫蹴鞠》，想来也是根据守陵老人的口述记录皇家兄弟年幼时的游戏项目，但仅留目录，不见文本，所以不知详略长短。
　　
　　　历史反复刻印的，是皇家兄弟间的残酷争斗；遗佚不存的，是童年嬉戏和白头叹息。因此中国历史逮住的，大多是无聊的嘈杂；失去的，却是天下人生。

（刘晓梅摘自《青年作家》2007年第3期）





生死柏林墙下

●灵　子　
　　在电影《别人的生活》（又名《窃听风暴》）之前，很少有中国观众知道德国演员乌尔里希？穆赫（Ulrich　Muhe）。在这部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里，穆赫以独有的冷静与深沉击中人心，霎时成为世界范围内倍受瞩目的演员之一。影迷们都在期待今年他与妻子苏珊娜？罗塔一起主演的新片《复仇女神》，孰料影片尚在后期制作中，穆赫已因病于7月22日在母亲的住处离世，年仅54岁。
　　《别人的生活》将背景设定于1984年，这个奥威尔预言四处都被老大哥监视的年代。穆赫饰演东德国家情报局史塔西的特务魏斯勒，奉命每天监视一位作家的生活。他的表演不动声色，目光深邃冷静，脸上从来看不出表情。窃听生活中偶尔的颤抖和轻微的身体舒展，透露出内心的巨大悸动。穆赫拿捏如此到位，看过电影的人，很难不记住这个花白秃顶的中年男人。
　　电影上映之后，媒体怀着崇敬追问穆赫，在《别人的生活》中的表演，何以如此震撼人心。穆赫的回答显然比他的表演更加震撼。
　　“我的前妻曾经就是一名告密者。”穆赫说，“这不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
　　按照穆赫的说法，1990年东德秘密档案公开时，他才知道自己之前曾遭受长达十年的监控，而为史塔西充当线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前妻珍妮？葛萝曼。据说，与穆赫往来密切的戏剧界的朋友，葛萝曼都没有放过，全部作为了与秘密警察合作的资本。
　　随着影片在德国的火爆，穆赫在新书《别人的生活》中首次公开了这段秘史，震惊影坛。已在病榻上的葛萝曼惊讶于前夫的控诉，一纸诉状将穆赫告上法庭。
　　为了打官司，穆赫从“史塔西纪念馆”中调出了当年对他多达254页的监控记录。但法庭最终判定葛萝曼胜诉，理由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她曾为史塔西充当线民。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胜败可言。穆赫和葛萝曼都是历史、回忆和怨恨的牺牲品。他们把自己的恩怨置于祭坛之上，悼挽的是无法遗忘的时光，和对背叛的恐惧。
　　法院对穆赫下了封口令，禁止他在任何场合将葛萝曼称为“史塔西线人”。葛萝曼赢了官司，却身心俱疲，2006年8月因癌症去世。一年后，是穆赫。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的恩怨再也不需要人世间的法官来裁决了。
　　人类的晚年，本来是用来遗忘、宽谅和化解恩怨的。然而，命运却将乌尔里希？穆赫的一生随意地抛掷在柏林墙下，然后是柏林墙的废墟下。尽管演员生涯堪称成功，但成功的花冠何以抵消痛苦的记忆？
　　穆赫出生于1953年，做过建筑工程师，因为爱好表演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戏剧，最终转行开始戏剧表演。在1989年之前，作为演员的穆赫默默无闻。1989年将历史的转折带到德国，推倒了柏林墙，随后把穆赫推上了人生的分水岭。他先是凭借哈姆雷特一角成为德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形象，后又凭借电影《蜘蛛网》获得当年巴伐利亚电影节影帝桂冠。
　　1989年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柏林墙下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宽宥，可以让遗忘来抚平伤痛。他与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三度合作，还在剧组中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苏珊娜。新千年到来之后，他主演的电视剧《最后的目击者》在德国家喻户晓，他因此获得了2005年德国电视界表演类最高荣誉。第二年，《别人的生活》把他推上了电影事业的巅峰。
　　《别人的生活》结尾处，魏斯勒在书店买到剧作家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看到扉页上“献给史塔西7号”的字样，会心一笑。他明白，书是属于他的。同样，穆赫的出色表现证明，这部伟大的电影作品也是属于他的。2007年2月，穆赫手持小金人，笑容可掬地站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人们都认为他将在未来贡献出更加出色的表现。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病情已经恶化。领奖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回柏林，在一家医院里接受了手术。
　　柏林墙显然包含了更多的宿命。穆赫曾在东德军中服役，被指派于柏林墙附近一带巡逻，据《别人的生活》导演多内斯马克介绍，那段经历给穆赫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心理和生理都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他因此患上了胃溃疡。多年以后，正是柏林墙下发端的慢性疾病发展成癌症，夺走了穆赫的生命。

（晋　宣摘自《新民周刊》2007年第31期）





只因不在盐湖城

●熊秉元　
　　朋友的宝贝女儿已经在台湾读中学了，他仍坚持每天送她上学、接她放学。问他为什么要操这么多心，他振振有词：“现在坏人多啦，骗的、偷的、抢的。放学那么晚，怎么能放心让小孩自己回家呢？新闻里说，总有人盯着这些不懂事的小女生！”
在我看来，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朋友的做法完全可取。
社会经济学者认为，如果某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彼此有基本互信，那么，社会上就存在一种社会资本。这是人们可以依赖、可以利用的资本。
比如，一对年轻夫妇在纽约生活，他们一定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在街头巷尾玩耍。因为纽约这个城市里，人际关系淡薄，同一栋公寓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外面更是毒品、犯罪泛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
相反，如果这对夫妇生活在盐湖城，那里宗教气氛浓厚，街坊邻里彼此都认识，就不用担心小孩被坏人拐走。万一有事，大家也会彼此照顾。
用社会资本的观点看问题，答案往往出乎意料。拿住房来说，政府本想在房价高涨的情形下，以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方案刚推出来。社会就想起一片质疑之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