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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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一般推算，文中所述的“最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分别占了城市总人口的5％和10％左右，有的城市这两种家庭加在一起的比例连10％都不到 （如南京）。这也就是说，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在房改中的“核心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再三对它高调力挺。他不仅特别强调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还说：“中低收入家庭是目前城镇家庭的主体，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实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重要条件。”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1998年公布施行的房改23号纲领性文件中，其指导思想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房改要能“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建设部也声称多年来“一直把让百姓愿意买房、买得起房和放心买房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使老百姓在房改后“买得起房”，这份纲领性的房改文件要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与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还特别注明中低收入家庭为房价收入比（即本市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的职工家庭。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埋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如果说开发商的游说和影响力是使中国的住房政策决策发生转向的外因的话，那么相关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则是中国住房政策“走样”的内因。
悄然“换位”的住房模式
实际上，在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之时，以供应商品房为主的开发商模式，不仅不是其中的唯一选项，而且也不是主要的选项，当时它只是新的房改政策中，专门为占人口1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所制定的一种住房供应模式。当时这也是一种对富人收入进行“调节”的办法。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种原本只为富人设计的“开发商模式”，仅仅过了几年就取代经济适用房模式，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主宰。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据统计，按照住房小康的目标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每年2000万新增人口，全国城镇每年新增的住房至少应该年均保持在15亿平方米以上。但现实的市场是，现在全国每年房地产市场有效供应的商品住房还不到4亿平米（去年新增住宅商品房推算为3．42亿平方米，2004年建设部统计实际销售为3．38亿平方米），供求之比相差竟高达3倍以上。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26
1977，我参加高考
吕 游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一个农场的土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中学又赶上“反回潮”，接着又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但却早早进工厂、结婚成家、高我几届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孩子才满月，妻子又没工作，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前途扔下她们娘俩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又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口）。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小城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97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 日至9日试考，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人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十多公里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还借了别人一本两人伙用，我看完后再跑十多公里给他送去。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而让我至今仍忘不了的是，另一位知青却主动给我送来了几本复习资料，我一看，正是我所急需的。他说：“反正我也不参加高考，你觉得有用你就拿去用吧！”（可后来听说那次高考他也参加了），前面一个曾是我的好朋友，后面一个我至今还叫不出他的名字。
由于上级有文件，对参加高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又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起来参加当时鹿楼公社组织的柴厂冈平整千亩土地大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面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又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知青宿舍的门便被一个个“咚咚咚”地砸响了，几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山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山冈挖平，修建成 “大寨式”的梯田。
当时大部分知青才十七八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及无什么油水的盐水煮菜，一个月才有一两斤细粮，大家谁也不敢独自享用，等同学或家人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人吃发霉的黄窝头吧。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大会战” 中夺得前几名，曾改善了一天伙食，即白馍随便吃。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的啃着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馍，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小点儿的瘦弱知青一顿饭竟吃了九个二两多重的馍，差点儿把他撑死……头头一看，让我们随便吃不行，吃得太多，第二天又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日子来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每天又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山冈上干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面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动画片《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山冈上挥汗如雨，一直干到夜色降临。晚上，才是我们的复习时间。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一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飕飕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课本。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步行十几公里去请教一位中学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敲响了。强体力的劳动，每晚又要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带队干部一遍遍地脚踢砖砸，甚至一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一次，同屋的一个知青见我睡得太晚了，实在不忍心喊醒我，独自悄悄走了。我醒后吓了一跳，不参加“大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平安过去了，原来任小组长的他谎称我生病把带队干部蒙了过去。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全体知青一早来到会场。趁着人多杂乱，我与一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后来，一个小头头发现我干活儿时老是带着本书，没能一心搞“会战”，大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立时发疯似的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又还给了我。一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今后，凡是你的活儿我们两个人都轮着替你干了，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儿书吧！” “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大，与其大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一听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几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用，便先后将自己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这一点儿灯油在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 “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口一样地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十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三十年了还没有回去。
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四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数字。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记得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