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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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原则就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如果政府没有给穷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即使贫富差距并不特别突出，穷人仍然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老百姓的感觉来得比我们更加真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的公平在恶化。首先是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已经跟发达国家大都市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中国最穷的地方呢，我刚刚到过西宁，去了一个贫困的地方，在村头有一家小店，我们把一切东西买光才花了370元。
其次，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表达意愿与参与权力的不平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全国人大中，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个表现就是社会排斥。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套合体的西服、合脚的皮鞋，就感到没有脸面进入到公共场所。我原来调研过一些农民工，他们每天吃完饭之后，就在马路旁几个人一起砸开一个西瓜就在那儿吃，他们感觉到城市没有办法容纳他们，他们不能进入到城市里任何一个公共场所。
如果公平状况继续恶化的话，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短期看，会危及社会稳定，中期看可能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长期看可能会导致经济转型被锁定，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合法性的危机。
比如说，在浙江发生了一起简单事件，就是当地的农民对污染治理不力去找政府，本来当地农民去找政府大概就十来个人，后来就扩大到酿成了1万多人的围攻事件。小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出现闹革命的问题。？
这几年有一个词叫“改革冷漠症”，工人阶级说我现在穷得都到菜市场捡菜梆子吃了。富人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变得保守起来。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动改革，普通老百姓也不愿意推动改革，“改革冷漠症”就是这样产生的。
原 因
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五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还有就是制度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都具有震荡性。还有可以避免的三点，公共政策存在失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政府的职能错位。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贫富分化，这是在现代经济学上有说法的。我们知道农业社会很简单，一把锄头、一条扁担，如果有一头水牛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人均占有的资本量大了，就要给资本更大的利润，那么你就要不得不压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所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差距会拉大。
第二个因素就是制度转型。这可以从改革动力论上来理解，你要让改革能够推进下去，首先你就要让改革的参与者有改革的积极性，就是给他更高的收入，比如说我们的沿海，民营部门、三资企业，他们是中国增量改革的参与者，要让他们有积极性，只能给他们相对高的收入。如果改革越改越穷他们还会有积极性吗？
但是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造成了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解释公平恶化的问题，这只能由后面的几个因素来解释。第一个是公共政策存在失误，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按照道理我们交了钱给政府，政府就应该给我们保障，但是政府是失职的。比如说教育，这是典型的半公共产品，或者是混合公共产品，但是最后都是老百姓自己掏钱。
由于医疗走向市场，所以现在出现了“创造病人”的现象。像我的一个邻居，孩子感冒了送到儿童医院，花了2000块钱。这还不算，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还有一点不正常，为什么，说是有点性早熟，就这样又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还治得焉焉的。
第二就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像官员弥散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都属于此类。商务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外逃官员是4000人，携带资金约5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00多亿。我去年承接这个课题进行大型调查，将官员腐败视为社会公平感的首要原因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63％。
第三个原因是发展主义压力下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本来政府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行宏观调控、创造法制环境，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省长就是董事长，在这样的发展下，政府就有本能的亲善资本的冲动，造成不公平。
解决之道
中央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推动制度转型，这个时候我们说促进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解决不公平问题，而且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动力的问题。
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改革大体分两步走，先有经济绩效的总体改进，后有对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及时补偿。比如说，一个单位有100人，现在有一个决策，如果决策通过的话，可以为这100个人中的某一个特定人带来300元的收益，而给另外99个人每人带来1元钱的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99票反对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是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会给单位增加300元的福利，带来99元损失。所以改革是允许的，净收益是201元，这个时候政府就来协调，怎么的协调，改革的收益者给受损者补偿，做这么一个承诺就可以了。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受益者从增加的 300元中拿出198元，给其他99个人每人补偿2块钱。所以这样的话，改革一定会得到100％的支持。
小平晚年在想什么，一个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三农问题。而现在我们恰恰忽略了小平关于改革设计的后半段的有关补偿阶段。
政府现在急需承担一些基本的保障责任，这就是兜底，像基本的救助，还有教育资助政策，不能以任何理由妨碍失业者临时性就业，还有就是法律援助。
长远点必须要惩治腐败，提高政府的效率，降低政府运行的费用，完善监管与法制，堵塞非法致富的渠道，建立劳资谈判的机制，还有就是司法公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22
我的日本朋友
北岛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以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我就怕。”他说。
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可发现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然后深鞠躬。入乡随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后握手，后来索性放弃握手。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补。在日本，据说，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要不怎么成了魔症，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纱幕代替铁幕，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也被捎了进来。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野餐，赛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着我当众朗诵，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被甩了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一准儿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区别是不仅免费还得管饭。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白洋淀是保定地区的水乡，不少朋友在那儿插过队。从70年代初起，我们如闲云野鹤，常在那儿游荡。如今人去楼空，与当地农民兄弟的友情却依旧在。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我拍拍他肩膀，问他是不是有点儿冷，他缩缩背攥紧拳头说是。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我们落脚的大淀头村，是诗人芒克当年插队的地方。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我们白天棹船游泳，晚上喝酒聊天。白洋淀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污染，鱼越来越少，为了请客，渔民用一种所谓“绝户网”，把只有蜡笔那样大小的鱼捞上来，上百条还凑不够一海碗。连渔民都摇头叹气：“罪过啊罪过。”他们开始背井离乡，到天津等地打鱼维生。
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白洋淀让他想起北海道，他讲到母亲，讲到童年的贫困与孤寂。这种乡愁有点儿怪怪的：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思乡。
我得到了重要情报：北京勾船的看上了北海道这条船，非要勾走不可。于是当晚我找AD谈话，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应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喝到很晚，宿醉未消，我提议出去走走。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远处芦苇随风起伏。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于是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成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他又不会甜言蜜语，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那年冬天，他们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摆了两桌喜宴，除了亲朋好友，还有AD打工的日本公司的老板。上桌的两瓶“四特酒”估摸是中国的首批假酒，不一会儿来宾全都酩酊大醉。日本老板摇摇晃晃到别的桌跟陌生人敬酒，扯着嗓子高吼日本民歌。我跟小淀对饮，后来才知道他两天没爬起来。我嘛，骑车回家路过中南海，大骂执勤警察，人家挥挥白手套，没跟一个业余酒鬼计较。
1983年夏天，我的朋友、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要去北海道度假，我把她介绍给AD，他又把北海道的亲人介绍给她。旅游归来，安妮卡讲述了北海道风景之优美，民风之淳朴。语言不通，她和AD的亲人交流有问题，但为热情好客所感动。“他们让我想起瑞典北方的农民。”安妮卡说。
AD在一家日本大公司当了多年临时工，跑腿的干活。后来到东京总部培训后转了正，据说正式雇用像他这样一个非技术非管理科班出身的，在全公司是破了先例的。他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爬，不到七年工夫，成了该公司驻北京总代表。他的升迁，据说不仅由于他为人厚道可靠，更主要的是他深谙中国人的文化密码，通人情知“猫腻”，办事麻利，连中国的高官都特别喜欢他。他搬进高级公寓，有了私人司机，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说到中国人的文化密码，这事非得靠自己悟。他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专程去重庆度假。按照日本习惯，他事先研究导游手册，通过旅行社订好当地最高级的旅店 ——人民宾馆，包括桑拿浴等高档服务。我也在那儿住过，远看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近看像土地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最高权力既敬畏又嫉恨的扭曲象征。
为了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他身穿褪色中山服，剃了个小平头，兴致勃勃地上路。刚下火车，就看见有人高举着“人民旅馆”的牌子在吆喝。他稀里糊涂地跟别的客人上了平板三轮车，转弯抹角，被拉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巷里。灯火通明处，进门登记，被安置在一排通铺上。他躺下，找出旅游手册，纳闷，环顾四周，终于找到服务员。“同志，请问桑拿浴在哪儿？”“什么桑拿浴？”人家白了他一眼。他拿出预订单和旅游手册。原来是把“人民宾馆”与“人民旅馆”弄混了，这是一家白天洗澡晚上出租床位的公共澡堂。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