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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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３年，美国布朗大学医学教授、基因学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提出，人类至少存在５种甚至更多的性别。

　　她提出的５种性别是：男性、偏男性（Ⅱ型）、两性人（Ⅲ型）、偏女性（Ⅰ型）、女性。安妮博士指出，“性别是一个巨大的统一体，它具有无限的延展性。”

　　人类的“其他性别”

　　偏女性（Ⅰ型）：如果父母只将一个Ｘ染色体遗传给胚胎，就会产生特纳氏（Ｔｕｒｎｅｒ）综合征，即Ⅰ型雌雄间性（“女性两性化”）。由于这些人只有一个Ｘ染色体而没有Ｙ染色体，因此她们具有女性特征，像女性一样生活。她们的身材较矮，没有喉结，月经很少，卵巢发育不全，没有体毛，外部性器官发育不全，有些人甚至没有乳房。

　　所有该类型的人都具有ＸＸ染色体、卵巢和输卵管，医生们通常采用外科手术使其外部性器官变成女性器官。这类人通常被当成女孩子抚养长大，她们绝大多数能通过外部帮助成为真正的女性。

　　偏男性（Ⅱ型）：正常男性染色体若多出一个Ｘ染色体，将会导致克兰费尔特氏（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这类人由于既携带男性染色体，又携带女性染色体，因此拥有男性内部生殖器官和外部生殖器官，但是睾丸和阴茎却没有在青春期发育充分，被称为Ⅱ型雌雄间性（“男性两性化”）。

　　其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是由于男性胚胎的缺陷造成的，而这一缺陷又主要是由于雄性激素合成和雄性激素接收方面存在缺陷造成的。

　　Ⅱ型雌雄间性有一种特有的形式，被称之为“雄性激素不灵敏综合征”，或称“外生殖器女性化”。据统计，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的比率大约为１／２０００人～１／６５０００人。

　　这类患者具有ＸＹ染色体，有产生雄性激素的睾丸，但由于他们的基因有缺陷，或是基因突变，从而使他们无法对雄性激素产生反应，接收不到雄性激素。因此最终产生了子宫和女性输卵管，并发育出较短小的阴道。

　　虽然从外部来看，这类患者完全像个女性，但她们在青春期不会有阴毛生成，也无法产生月经，她们被当成女性抚养长大。医生通常通过手术摘除其内部睾丸，加长阴道，从而使其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

　　两性人（Ⅲ型）：Ⅲ型雌雄间性最罕见，被人们称做真正的“雌雄同体”。这种人的主要特征是长有两套生殖腺，既有睾丸又有卵巢。

　　有的性腺一部分是卵巢，另一部分是睾丸，叫做卵睾丸；有的人一侧的性腺是卵睾丸，另一侧是卵巢或睾丸；也有的人一侧是卵巢，另一侧是睾丸。

　　据统计，大约有４０％的两性人，一侧长着睾丸，另一侧长着卵巢；另有约４０％两性人，一侧长着睾丸或卵巢，而另一侧长有卵睾丸；其余约２０％的两性人两侧都长有卵睾丸，是一种真正的中性人。

　　根据染色体的核型，两性人也有男女之分。男性两性人性染色体为ＸＹ。这种人的外观多为男性，但外生殖器却有两套，既有女性特征，也有男性特征，而其性腺一般一侧长着睾丸，另一侧长着卵巢。

　　女两性人的性染色体为ＸＸ，第二性征多是女性，如乳房发育。这类人大部分一侧长着卵巢，另一侧长着睾丸，其输卵管和子宫都发育正常，虽有外生殖器，但有２５％的女两性人能产生精子。男女两性人大约各占５０％左右。关于两性人形成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合理的解释。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52
　

　　　

妮可“狮吼”与“家长意志”
白兰

　　寓居澳大利亚两年，印象最深的事，还是与返乡度假、省亲的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的不期“邂逅”。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和朋友到悉尼曼莉海滩冲浪。刚刚铺好沙滩垫，便见一位戴着大墨镜、披着大浴巾的女人带着一双“花样”儿女向海滩奔来。

　　尽管伊人“全身披挂”，但却掩饰不了一种从里向外喷出的高贵和优雅。“妮可·基德曼？”“妮可·基德曼！”人群中一阵惊呼，立刻把全海滩的眼球都吸引到伊人那边。但围观只是片刻，人们最多也只是走过去跟妮可打个招呼，便自觉地散去，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澳大利亚人发自内心喜爱他们的“国宝”（妮可年前被封为“澳大利亚国宝”），他们不愿她的正常生活被打乱。

　　人们刚刚散去，却见两个扛着摄像机的“狗仔队”突然从沙滩那边窜了过来，对着妮可的正在玩沙的养子养女一阵乱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妮可摘掉脸上的大墨镜、掀掉身上的大浴巾，一改镜头前的“性感尤物”形象，竟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似的冲了过去：“离我的孩子远一点！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她当即把惊吓得脸色发白的依莎贝拉和刚罗揽在怀里，不让摄像机的镜头对着他们的脸：“别怕，别怕，妈妈在这儿呢……”在人们的愤怒谴责下，“狗仔队”最后收拾起行头落荒而逃。

　　妮可·基德曼的“狮吼”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一场大讨论，90％的澳大利亚人都站在妮可一边：“拿孩子娱乐是一种野蛮！”“孩子的母亲是公众人物，但孩子不是公众人物。”“借孩子炒作牟利，没有人性！”“佩服妮可的勇气，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公众舆论排山倒海，那一段时间，“狗仔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澳大利亚，不仅名人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的隐私，尽量不让孩子在镜头面前出现，就连普通人也持如下观点：“孩子出镜太早，会影响心智的发展。”

　　邻居翠西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为健体塑身，培养淑女风范，孩子们6岁时，翠西便送她们到附近的芭蕾舞学校学习舞蹈。天赋加上勤奋，两个孩子很快就脱颖而出，双双夺得市镇的少儿芭蕾舞比赛第一名。一家电视台要求上门采访，给两个孩子拍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却遭到翠西的断然拒绝。我对此不大理解，便私下问她：“在我们中国，不少家长有‘出名要趁早’的思想，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出镜，你怎么……”翠西回答得十分干脆：“孩子尚未成年，我得像保护她们的眼珠一样保护她们的隐私！”接着，她便把自己的担忧一古脑儿倒出：出镜固然可以给孩子鼓励，但媒体的过分渲染也可能助长她们的虚荣和浮躁。而以后如果失败，社会各界的指指点点则又会在她们成长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使其难以自拔。

　　原以为这种思维是翠西这样的中产家庭的“专利”，岂料，在社区医院当门卫的克雷德先生也是这样“固守己见”。

　　克雷德9岁的儿子彼得，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部儿童电视剧里出演了主角。没想到，电视剧播出后竟好评如潮：“一颗冉冉升起的童星！”“星途无量……”　媒体镜头都纷纷对准彼得。久而久之弄得孩子烦了，竟在闪光灯下连喊“再不要拍戏了”。权衡再三，克雷德最后毅然辞职，把家搬到了远离市区的乡村，并登报声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若有偷拍孩子者，定将诉诸法律！”放着让孩子能出名、挣钱的大好机会不用，在我等看来，不啻是天字第一号傻瓜，但克雷德却自有他的道理：“我家并不富裕，我当然希望孩子能够挣一点钱，但是如果这种挣钱方式有碍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我宁愿不要这些钱！”

　　回国后将这些故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当即打开电脑：父母为了出镜，让五六岁的孩子“挑战”纪录、“挑战”极限的网络新闻竟层出不穷。尽管东西方文化不尽相同，但总觉得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错了位。错在哪儿？恐怕还得在“家长意志”上挖挖根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54
　

　　　

母亲与小鱼
＇美＇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