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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当代-2004年第1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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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时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一步跨过了三十岁的门槛,而在这跨越的过程中,奇怪地,我也似乎忽然间改变了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的看法。譬如说看待某一件事情,三十岁以前,我总是喜欢下一些是非式的判断,而在三十岁之后呢,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却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就像那个小偷的故事,小偷和金发女人的那种相持,为什么不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貌似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倒是常常在不断发生着的。 
  在这里,现在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两年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被我很不应该地忽视了——就在那个旅客临下车的时候,他送给我一罐茶叶,虽然那样的罐装的龙井新茶随处可以在商场里买到,但他却执意要让我收下。他说,有时候,两个人能够萍水相逢就是一种缘分,就让这一点廉价的茶叶给你留个纪念吧!紧接着,火车驶离小站,可是转眼间,台桌上的那只小纸船却不见了。 
  两年前的那趟火车上,我怎么也没有在座位附近找到我的那只小纸船,然而当时我居然没有多想,以为丢了就丢了。现在想起这个细节,觉得真是惭愧,为什么当时就那么愚笨,没有想到它的可能的去处呢? 
  现在,我可以肯定,那个旅客只是想让那只小纸船告诉我一个事实:他所说的那个小偷的故事,它彻头彻尾都是真实的——虽然,在讲述完那个故事的之后,为了让我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他存心向我虚晃了几招,曾经让一句一本正经的谎言,把我引上了一条漫长的歧途。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来,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江青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大奇。我认为只有个中人,过来人,才敢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 (,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的儿子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权奸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瘐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当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勾兰瓦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偃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绝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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