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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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所有的“大亨”都是铁路主。约翰·　D·洛克菲勒在建立他的南方改良公司和美孚石油帝国时表现出他具有冒险和狡猾的双重性格。通过与铁路合作，他可以少付运货费，并且向他的买主索取石油运费回扣。③安德鲁·卡内基一度拥有或控制了美国年轻的钢铁工业的三分之二。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活动使卡内基在报界名誉扫地，因为他当时动用了克顿侦探事务所（被雇用来保护工厂的）警卫力量来对付工会的行动，而罢工工人用石头痛击并殴打了他们，后来，州的军队开进了工厂，并且确保工厂的全体雇员均为非工会会员。在此过程中，有14人死亡，163　人受伤。上面这些人是―至少在约瑟夫森看来是―美国企业主中最令人讨厌的像伙。

　　　　③出处同上书，第115…119页。另见文达·塔贝尔所著《美孚石油公司史》一书。纽约，哈珀…罗公司出版，1905年。

　　　　①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贝科恩出版社，1954年，第4页。

　　　　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对企业界说来，达尔文主义可能只不过是为旧思想找出了一个新的装饰词而已”。②他声称，商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需要法则时就制定法则，他们没有读过或听到过达尔文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对于抽象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也不大关心。另一位历史学家很同意他的观点并说：“认为这种竞争的坚定决心是以达尔文的论据为基础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很少有人对达尔文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把生物学用来进行自我辩护”。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商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能作出什么结论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处于高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商人们和其他一些人设法通过联营、农会运动和工会等的协会的努力来避免竞争，而并没有让自然法则来自行起作用。商人们都是讲求实际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他们对知识界提出的社会理论表现出兴趣；因此这一次，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并未起什么作用。此外，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虔诚信教的本性―至少在星期日是这样―也是对那些倡导这种观点者的一个打击，而达尔文的思想对他们这样的人是否会有吸引力是令人怀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使某些做法合理化，但是断定它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②爱德华·柯克兰：《企业界的梦想和思想，1860——1900》，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4页。另一个持这种实用观点的人是彼得·A·琼斯，《重访残酷无情的大亨》，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68年，第5…6页。

　　　　①雷蒙·J·威尔逊：《达尔文主义和美国知识界》，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7年，第93页。

　　　　就十九世纪的道德价值观来说，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大亨们”没有良心呢，还是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某些好处呢？企业界人士的善心就象企业本身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社会工程的资金提供者、教会施舍者以及教育设施的资助者等。任何人都不会对发迹的人使用他们的一部分或全部财产的权利提出质问，毕竟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但是有限公司这个新事物的情况如何呢？它能否会有良心呢？它的管理人员和董事能不能拿出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来支持与企业无关的事业呢？或者说，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只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工作呢？由于在1883年英国的赫顿对韦斯特科克铁路公司的案件中创造了一个先例，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的裁决认为公司完全是作为一个获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其所有者―股东平等分配收入。鉴于有了这个先例，公司负责人在向其他提出要求的人捐赠款项时就表现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股东会提出诉讼。

　　　　虽然公司兴办的慈善事业可能会受到疑难，但是个人从事慈善事业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个人的善行可能是表示十九世纪企业家的社会良心的一种手段。这里只能提及一部分伟大的慈善家商人。埃兹拉·科内尔首先办起了电报事业，后来在西部联合公司中发了财，他拿出一些钱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威廉·科尔盖特由于制造了肥皂而使人们更加神圣，他和他的继承人向一所学院提供了许多资金，因而该学院改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塞谬尔·斯莱特的合伙者摩西斯·布朗在普罗维登斯创办了罗得岛学院（1770年），该学院于1804年改名为布朗大学；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创始人约翰斯·霍布金斯也在巴尔的摩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大学；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海军指挥官）1873年留下一大笔遗产，后来用它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改办成一所著名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此外还有：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他捐赠了10万美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工商学院；爱德华·塔克（Edward　Tuck　）―他为纪念他父亲，向达特茅斯大学捐赠了30万美元，创办了阿莫斯·塔克管理和财政学院（1899年）；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他创办了一所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1891年）；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为一所技术学院提供资金（1870年）；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他建立了信托基金会以创办三一学院（后来以杜克家族命名）。并不是盼望有一名慈善家支持的所有大学都会福星高照的。如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曾拿出一张25万美元的期票捐赠给新泽西州麦迪逊的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开始办学，但是丹尼尔·德鲁破产了，根本无法交付许诺的那笔钱。①不过，这所神学院还是被命名为德鲁大学。

　　　　①见前引约瑟夫森所著一书，第20页。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在1896年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一笔款子，并通过一个普及教育基金会提供了几百万美元来教育南方的黑人，同时他在1937年去世时，还给以他的家族命名的这个基金会捐赠了5　亿美元的一笔款项供今后使用。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前的一生中共捐赠了3　亿5　千万美元，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分文全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和基金会是他所主张的“财富管理员”哲学的不朽的纪念碑。尽管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如此慷慨，但是，1915年国会劳资关系委员会仍然指责他们为社会的威胁。②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政府的权限，这反映出人们担心商业界兴办慈善事业可能会加强商业界对社会的控制。

　　　　②引自克拉伦斯·沃尔顿所著《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公司，1967年，第41…42页。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得税和继承税使人们很难象十九世纪企业家那样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我们下面将谈到这个问题），公众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所抱的期望也改变了。但是，我们今天却享受着十九世纪美国建设者兴办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

　　　　政治环境：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1776年间问世的两个文献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它们是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继承的经济遗产主要是重商主义，但是，要求摆脱英国政策控制的压力却十分强大。在美国独立宣言公布的同时，斯密的著作在英国也出版了，它是一项经济独立宣言。

　　　　在1776…　1787年这段时间内，美国企业家和政界领导人广泛阅读和探讨了亚当·斯密的主张。斯密的著作与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中反对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斯密主张的放任主义倾向是宪法制定者可以接受的。第一条第八项授与国会赋课、征税、借贷款项、铸造货币、规定度量衡标准、惩办伪造货币者、颁发专利权以及“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及各州之通商”条款等的权力。除了这些权力外，政府显然要对经济事务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而政府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各州之间的一致性和正常关系。美国对重商主义的限制和关税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它渴望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十九世纪末期。

　　　　这种“不干涉”政策扩展到了有组织的劳动力和企业。美国从英国继承下来的一个观点是：工人间的联合就是阻碍贸易的“密谋”，因而是非法的。在美国，地方的手工业行会有些发展，但是当他们试图举行罢工时，却时常接到法院下达的禁令。在1842年的一件划时代的案件中（共和国对拜特诉讼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工人们的联合本身不是非法的。如果这种联合的目的是违法的，那么才可以禁止它。法院认为，争取建立不得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人必须是工会会员）以及举行罢工都不是非法的目标，而工人们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联合是正当的。虽然这项决定只适用于马萨诸塞州，但是它却妨碍了其他一些州企图以密谋为理由而对工人组织提出的控告。

　　　　虽然在建筑业和铁路兄弟会中手工艺工人的力量比较强大，但工业工人中通过工会组成的工人组织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对共和国与拜特的诉讼案作出了裁决，但是持某种敌视态度的公众舆论阻碍了工会化工作的进展。工业工人（即非手工业工人，例如建筑业工人）曾两次试图组织起来，但是均遭失败。这两次尝试是劳工对企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抗衡性回答。以威廉·　H·西尔维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曾试图用合作性生产制来取代工资制，根据这种制度，工人们将合伙使用他们的资源，并由他们自己提供劳工和管理工厂。在1867年成立的劳工协会曾订立条文，试图谋求实现八小时劳动日、建立劳工统计局、保护童工、分等级征收所得税、铁路和电报的国有化、取消国家银行以及用合作制取代工资等等。但这两个组织都没有能生存下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劳工暴力行为使得公众更加害怕工会。莫利·麦凯斯党在宾夕法尼亚煤矿采取暗杀和其他残暴行为对人民进行恐吓。劳工协会试图在芝加哥强行组织一次总罢工，结果造成一些人死亡，这便是海伊市场事件（1886年）。霍姆斯特德罢工（1892年）和普尔曼罢工（1894年）是由于劳资双方发生对抗而引起暴力行动的另外两个例子。公众对“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常常把这些人看成是合法的工会组织者―的畏惧心理使工会运动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一个手工业行业联合会是成功的，它集中力量追求的是在业工人的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争取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

　　　　在塞谬尔·冈珀斯的领导下，该联合会的成员在1886年还不到20万人，而到1924年冈珀斯去世时，工会会员已增至286　万5　千人。①但是，产业工人不得不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待舆论发生变化后才能使他们希望组织起来的努力合法化。

　　　　①菲利普·A　·塔夫脱：《冈帕斯时期的英国劳工联合会》，纽约，哈珀…罗公司，1957年，第3章。

　　　　为制定全国性企业管理条例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因为政府对商业的概念是局限于狭隘的条款之内的。改革企业惯例的努力理所当然的首先在铁路部门开始。1869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管理铁路的法令，七十年代制定的农会法使其他企业部门也有了条例，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令成了第一个全国性法令，虽然在买践中，这个法令总的说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铁路之外，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抑止妨碍贸易的托拉斯和垄断行为。由于这个法令的规定不明确和适用范围狭小，因此该法令一般没有什么效力。为了进一步表明“不干涉”政策，甚至纳税人也得到了好处。1894年通过的威尔逊—戈曼税收法第一次规定和平时期征收联邦所得税。该法令规定要对收入在4　，000　美元以上的人征收2　％的税收。1895年，最高法院宣布该法令为非法。纳税人又有几年可以高枕无忧。总之，十九世纪的政治环境一直是比较放任，符合亚当·斯密的主张；二十世纪则将使这个哲学发生许多变化。

　　　　第一部分概要本书第一部分是研究美国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思想，并可用图表5—1把它形象地概念化。人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中心议题，他们有多方面的需要和要求，他们想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在组织中，管理是为了有效地获得、分配和使用人类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为组织的成员谋求积极的利益而进行的某些职能活动。文化环境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因素，它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和体制对人、对组织以及对作为一种活动的管理都具有很大影响。

　　　　早期的文明，反映出某些早期的企图使个人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但总的说来，当时不太重视经济活动，同时对管理职能持有一种狭隘的观点。文化的新生使人们对人、对经济活动、对社会道德价值、对政治安排等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这场技术和文化革命使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生产制度，并且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管理问题。概括地说，这些问题可以分成下列三类：（1　）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2　）为了实现预想目的，如何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以及（3　）为了实现目标，如何把上述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管理问题。

　　　　在本书对管理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作家中有的比较强调组织和方法的重要性，有的则比较强调人事方面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排斥的，相反，这是一个相对的侧重点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巴贝奇关心的是工厂的人事问题，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分析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罗伯特·欧文更关心的是工业化对人的影响。同样，亨利·瓦农·普尔更关心的是铁路的制度化问题，但是他承认组织和方法方面和人事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图表5—1概括地总结了科学管理前的管理思想。它表明文化环境同早期对管理活动的看法是相互有影响的，说明了各位管理先驱者所强调的相对的侧重点，并且提出了美国进入科学管理时代的基础。

　　　　第二部分　　　科学管理时代第二部分首先将探讨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作用，并将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的欧洲和美国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泰罗对一个以寻求效率和系统化为特点的时代的出现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以泰罗为中心，在美国传播效能主义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卡尔·巴思、亨利·劳伦斯·甘特、弗兰克·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