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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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但是，雅典人在按照苏格拉底的管理具有普遍性的主张办事可能走得太远了。雅典的军事领导人和市政府领导人轮换过于频繁，因此当雅典遭到马其顿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和斯巴达政府的组织较好、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军队的威胁时，上述做法便使政府工作陷入混乱，并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说：“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指挥官。”①他在探讨家庭管理时，同苏格拉底一样，也谈到了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的艺术之间的类似之处。这两种艺术都涉及到对财产、奴隶和自由人的管理，唯一的不同就是经营管理范围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提出了通过感觉和推理是可以了解现实的论点。亚里士多德摈弃了神秘主义，从而成为科学方法之父，并且为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最终会为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由本杰明·乔伊科翻译。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九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474页。

　　　　另一位希腊人色诺芬（大约公元前370　）写出了第一篇著名的论述劳动分工优越性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工厂），一个人甚至仅仅靠缝鞋谋生，另一个人靠剪鞋样，而另一个人靠缝鞋帮，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不干上述任何一样活计，而是把各个部分缝在一起，他们都能谋生。这就是说……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么他肯定能把工作做得最好。①①引自弗雷德里克·克莱姆所著《西方技术史》一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9年，第29页。

　　　　希腊是被台伯河沿岸的剽悍民族罗马人所灭亡的。然而希腊首先是自我毁灭的，这是由于她耗尽了自己的森林和自然资源，由于她内部腐化堕落，政治上动荡不定，以及由于叛乱和反叛乱使大批领导人被杀等。斯多葛主义同其后来的基督教对手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主义一样表现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有力的特点。虽然希腊的哲学是反对商业的，但是，希腊时代却播下了民主的初步种子，标志着分权参预制政府制度的到来，它作了试图建立个人自由的初步尝试，成为采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开端。同时，在这个时代，也注意到了在管理不同的事业中所要求的管理技术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这种见解还很肤浅。

　　　　罗马罗马是在节俭中诞生的，它征服了腐化堕落的古希腊文化。为了生产军队用的武器，生产向世界市场出售的陶器，以及后来为生产出口用的纺织品，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类似工厂的体制。罗马公路体系的修建是为了能快速向反叛的殖民地调动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加速商品的分配。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蔑视贸易的做法，让希腊人和东方的自由人从事商业活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商业实行标准化，因此国家制定了一套有关度量衡和币制的保证制度。第一个类似公司的组织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它向公众出售股票，以便履行为支持战争而签订的政府合同。当时，劳动大军已高度专业化，他们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在小型工场中劳动的工匠，他们为市场而不是为个别消费者制造商品。自由工人组织了行会（社团），但是建立行会是为了社会目的和相互帮助（例如支付埋葬费用），而不是为了确定工资、劳动时间或就业条件。国家控制着罗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征收贸易税，对垄断者处以罚款，管理行会，以及利用收入支付多次战争的巨大费用。当时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因为政府只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政府的合同，不得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罗马人也具有遵守秩序的天赋，而军事独裁政府以铁腕手段统治着整个帝国。这种独裁的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两个基本的思想概念―纪律和机能主义―为其支柱。后者规定了各军政机构之间的具体分工；前者确立了一个严格的体制和权力层次，以保证各种职能得以执行。罗马对人类遗产的贡献主要是在法律和治国施政方面，也就是其对秩序感到关切的具体表现。罗马的法律成为后来社会文明的范例，而罗马的立法和司法的分权制则为后来的立宪政府的制约和平衡体制树立了一个典范。

　　　　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可被看成是罗马帝国的间接产物。吉本认为基督教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摧毁了使罗马人获得道义力量和给罗马帝国带来稳定的古老信仰。与其说基督教教义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到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基督教给贫穷以安慰，给奴隶带来希望，并且许诺死后升天。基督教教义成为人类的遗产，直到现在它还一直对西方文化道德起着指导作用。

　　　　天主教会本身带来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组织问题。随着天主教的传播，新教派也越来越多。一种刚刚出现的神学很快就能成为一支成熟的教派。早期的天主教会都是单独活动的，它们自己确定各自的教规和入会条件，主教是各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长老（祭司）和执事开始成为主教的助手。到公元三世纪，他们同执行人事、秘书任务的副执事和助手，以及执行礼拜任务的祈祷师和读经师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教阶组织结构。在科内留斯主教给安蒂奥克的费边（公元251　）的一封信中列举了所有这些职务。在阿莱斯会议上（公元341　）有些主教被认为比其他主教“更胜任”，这样就产生了大主教即罗马主教。马太福音是为罗马的权威即彼得教会奠定基础的唯一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19）。在尼西亚会议（公元325　）上，罗马主教被任命为教皇，结果在罗马和天主教制度中形成了集权和权威。但是，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一再出现，不仅在天主教会内，在其他组织中也如此。用现代的组织术语来说，天主教会的领导人看到了使组织“制度化”的必要性，即必须规定政策、程序、教义和权力。甚至今天也一再碰到这种问题：目的需要统一、一致，然而还须谨慎对待局部的问题和条件。

　　　　封建主义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创造了“中世纪”这个词，用来说明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文艺复兴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变得不合算了，因为养活奴隶的开支大，而奴隶对劳动已经没有任何的热情。奴隶制的废除不是道德进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变革的结果。事实证明，雇佣自由人当佃农对土地占有者来说更为合算，因为养活他们的开支较少。而为了不致挨饿，一种原始的但是却很有效的激励制度便产生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它为封建主义制度的出现创造了成熟的条件。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从公元600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500年。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奴，他们是自由人，但是他们比以前的奴隶更依赖于主人。农奴租种庄园主的一块土地―很象现代的雇农―并用他们的部分劳动成果来换取庄园主的军事保护。封建制度紧紧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它规定了严格的阶级界线，创立了一直到工业革命才结束的土地贵族统治时代。它使得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使贫穷和无知成为群众的特征，并且在改革时代来临之前完全扼杀了人类的进步。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喜欢把这个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天主教会统治了中世纪的生活，它使死后的希望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天主教会也成为欧洲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并且雇佣农奴；正如杜兰特所说：“封建主义使天主教会封建化了。”①天主教会成为国上之国，它的教义告戒人们不要放债取息，今生除了维持生计之外不要期望得到其他任何东西，以及不要进行实利主义的经商赢利活动。这种教义使人们继续把商业看成是一种罪恶。由于教义完全统治了生活，因而使得人们不是考虑今生而是考虑来世，不是考虑得益而是考虑灵魂的拯救。贸易的自私性使人们的思想从上帝转而考虑得益，使人们变服从为主动，变谦卑为积极。怀疑和绝望的种子播下了，只有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才能为建立工业社会铺平道路。

　　　　①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第四部分：信任的时代。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1950年，第564页。

　　　　商业的复兴封建主义使十字军诞生，而反过来它又由于十字军而死亡。历时两个世纪的宗教狂热曾使耶路撒冷为穆斯林所控制，而当时的欧洲正在酝酿进行变革。十字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它开辟了新的贸易通道，并使眼光狭隘的封建主义欧洲接触到东方的财富。十字军削弱了基督教的信念。他们出发远征时抱着战无不胜的宗教信念，而在归来时却认识到中东的文化无论在方式、道德、贸易、工业和作战方面都比他们优越。这种文化对比的结果削弱了欧洲的宗教约束，使欧洲的生活更加世俗化了。人们对探索发生了兴趣，在封建主义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贸易和商业精神。新市场和新思想的出现、城镇的兴起、新的中产阶级的萌芽、货币和信贷证券的更为自由的流通，以及政治秩序的恢复等―所有这些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

　　　　贸易的发展使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同时，出现了一些成为贸易中心的新城市。工业随着商业通道的开辟而得到发展，而纺织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面。第一个工业化组织的方式是“家庭式”生产体制。在家庭生产体制即“承包”制度下，商人购进原料，然后把原料承包给个体工人或家庭去加工，个体工人或家庭用自己的设备，在家中把原料制成产品，把产品交给雇主以换取工资。目前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织花呢的行业中，甚至仍然存在着家庭生产制。家庭生产制的缺点，一是工具简单，技术落后，不能刺激人们去改进生产，二是生产规模小，效率低，劳动分工有限。随着贸易的增加，家庭生产制被证明效率太低。因此，由于需要更多的资本，由于从劳动分工中可获得好处，以及由于建立集中的工场将更为经济等原因，导致产生了工厂制度。

　　　　贸易的发展还要求对会计方法加以合理化改革。虽然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银行家早在1340年就运用复式簿记的基本原理来记帐，但是，第一次用文字的方式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则是方济会的一位僧侣，名叫卢卡·帕乔利。他在1494年发表的一本题为《论算术、几何、比例和对称》的著作中对此作出了说明。帕乔利所提出的方法是第一个管理信息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告诉企业主有关他的现金和库存的情况，并且使他能够对他的现金流通的情况进行检查。这种系统不能对他的费用开支情况作出说明。直到二十世纪，帕乔利的方法才得到改进。

　　　　由于贸易扩大，伦理也成为商人们越来越关心的紧迫问题。西方世界第一个对商业伦理进行研究的是弗里阿尔·约翰内斯·尼德尔。①尼德尔反对当时盛行的不主张放债取息和赢利动机的天主教会教义。他认为合同有“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之分，他争辩说，获取收益即利润的合同从宗教教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从世俗观点来看也是合法的。因此，商业中的实际伦理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人们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

　　　　①约翰内断·尼德尔：《商人的合同》，科隆，乌尔里希·策尔公司，1468年，查尔斯·H·里夫斯译，罗纳德·B·舒曼编，书名译为：《论商人的合同》，俄克拉何马州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66年。

　　　　封建主义消亡了，它被贸易的扩展、城市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等埋葬了。但是，工业化的时代暂时还没有来临。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当时需要的是一种新精神，一种对人类努力的新的支持。

　　　　文化的新生促使旧的文化制度摇摇欲坠的新事物，是由三种最终将导致产生工业革命以及人类新文化的力量组成的。这些力量为新的工业时代奠定了文化基础。而这个时代使人民在分配资源的经济安排中、社会关系中以及政治机构中摆脱了屈从的地位而获得新的自由。对古代文艺的复兴以及对推理和科学产生新的兴趣，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特色，而且通过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教伦理打破了古老的神学对人们的束缚。自由伦理通过制宪政府在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另一种力量―市场伦理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主张。这三种“伦理”或者说文化行动的标准在改变对人民、对工作和对利润的文化价值准则的实践中是相互发生作用的。这种文化新生的结果建立起一种新的导致必须对管理进行正式研究的新的环境。

　　　　新教徒伦理十字军运动削弱了宗教的约束，商业的复兴增进了普遍的繁荣，这种情况早晚会促使人们起来反对教会。这场反教会运动首先在德国由马丁·路德发起，并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不管人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可能把马丁·路德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同天主教会一样，他也谴责利润，认为商业是“极为肮脏的勾当”，而且他强烈反对德国的主要商业世家富格尔家族。约翰·加尔文受到路德改革企图的鼓舞，他同路德一样信仰奥古斯丁的宿命论，并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一种认为人是渺小和软弱的悲观观点。他认为政教合一是一种很理想的体制，从而使得他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且明确地抛弃了文艺复兴的哲学。他的“上帝的选民”―即命中注定将被拯救的人―的主张给他的信仰者带来了新的精神。既然一切都是天命主宰的，每个人都要相信他确是属于上帝的选民的，而且根据上帝的神志，每个人都会有勇气来对付坎坷人世中的任何艰难困苦。难道路德和加尔文的严峻的清教主义是从宗教上在给资本主义以支持吗？他们的思想肯定不支持资本主义的事业，但是（正如对弟子失去控制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的思想是否为新时代培育了新人呢？

　　　　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在阐述中认为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精神。①韦伯在开始探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解释时就注意到，绝大多数新教徒都是商业界领导人、企业主以及较熟练的工人或受过较高技术和商业训练的人员。韦伯认为，路德提出的“神的召唤”的思想指的是任务由上帝确定，它是一项终生任务。这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出现的一种新思想，它后来成为新教各派的主要的教义。它抛弃了天主教的主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禁欲主义的见解，因为它要求个人履行他在今世应实现的义务，即他承担的“天命”。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并使完成世俗的活动具有宗教的意义和得到宗教的支持。每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神的召唤，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职业都是正当的。韦伯并没有说，路德曾想让资本主义产生于他提出的神的召唤的主张；相反，是后来人们的解释把他的主张说成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