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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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件变化的速度；（2　）所得情报的确定性；（3　）所作决策或所采取行动结果反馈的时间间隔。

　　　　①作为支持伍德沃德著作的一个例子，见W·L·兹维曼：《组织理论的新前景》，康，威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70年。

　　　　②P·R·劳伦斯和J·W·洛希，《复杂组织中的分化和整体化》，见《经营管理季刊》第12卷（1967年7月），第1…47页。以及《组织和环境》，洪伍德，伊利诺斯，理查德·D·欧文，1969年。

　　　　劳伦斯和洛希发现，在下列情况下分化程度就大：（1　）变化速度较快，（2　）情报确定性较低，（3　）反馈时间间隔较长。由这些环境条件引起的分化程度愈大，则整体化的需要也愈大。正如上面讲到的，整体化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更多地依靠正式的手段，另一种是依靠更灵活的调节。劳伦斯和洛希的研究发现，那些能适应于其有关环境的企业较为成功；那些面对着较为稳定、较为确定的环境，即分化较少的公司，通过较为正式的手段实现整体化，并较为集中化；那些面向较不稳定、较不确定的环境，即分化较多的公司，通过较为灵活的手段实理整体化，并较为分散化。无论哪一种情况，成功的企业都是由于组织设计符合于环境。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引起了许多有关组织设计权变方法的调查研究和书籍。他们认为，不存在着进行组织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对管理人员并没有标准的处方。

　　　　但是，对于权变理论仍未作出结论。①从历史前景来看，权变理论是对于一段时期内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新标签，但尚未予以条例化。教会、军队和国家很久以前就为处理需要纪律、科序和工作统一的情境制定了正式机制。早期的经济企业直到使用蒸汽动力技术以前，是不太正规的。定货式的工厂被生产较标准产品的大批生产所代替，而工厂制度则在组织和管理上更为正规化。麦卡勒姆经营着一个在组织上要求具有正规性的铁路，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批生产工艺来说，泰罗是必要的，而法约尔则管理着一个成批生产煤和铁的企业；韦伯为大规模组织的正规性辩护；穆尼的著作反映了他在通用汽车公司中的经验，古利克受到政府思想的影响；而厄威克虽然有着广泛的其他方面的经历，却喜欢被叫作“厄威克中校”。这些“正规主义者”（或者如果你喜欢就叫他们做古典学者）

　　　　中的每一个人，都讲到了由工艺技术和环境所规定的“最好的一种方法”。他们是“正确的”，至少对于他们的时代来讲是如此。

　　　　①作为例子，见P·M·布劳、C·M·福尔伯、W·麦金莱和P·K·特蕾西：《制造业中的工艺技术和组织》，见《经营管理科学季刊》，第21卷（l976年3月），第20…40页。

　　　　历史地来看，灵活性已成为基调，因为劳动力已受到更好的教育，已成为更有技术和更专业化的职工，他们需要较少的指挥和结构。工艺技术变革的步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快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动乱则要求减少僵化而在反应上更分散化。因此。要求一种能有更多自主权的作业设计，要求由更能干的劳动力参与，要求一种强调自我实现的人道主义。这些要求也是“正确的”，至少就他们的时代来讲是这样的。

　　　　贯彻于前面篇章中的一个持续的主题是，管理思想家同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适应于时间和地点而提出要求的管理概念是世界上的一个给定因素，而这个世界在其他方面却是未确定的。我们必须继续观察、学习，并把我们的传统看作是我们子孙后代的预兆。

　　　　小结传统的人际关系思想方式的实验研究，被人认为是软弱和有缺陷的。组织人道主义则是作为它的反应而出现的。作为一种哲学，组织人道主义试图把新的重点放在人及其各不相同的需要上，放在作为满足的一种手段的工作上，放在如何设计组织才能实现人们及组织的目标上。作为一种作业技术，这种人道主义对我们关于人及最适合于现代环境的激励、领导和组织型式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人们对组织人道主义的微观方面和宏观方面进行了考察，以便显示出从人际关系到组织行为的转变，以及系统理论对组织理论的影响。权变理论涌现出来对包括组织人道主义方案在内的“最好的一种方法”进行挑战。虽然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人和组织之间的和谐存在着疑问，但这种探求在继续着。和谐的目标是值得为之而花费时间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将随着我们对人及其组织的了解的加深而演变。我们必须继续探求组织生活中的和谐，探求在整体中各个部分的更令人愉快而有生产力的安排，这种安排将能满足人们及组织的各种要求。

　　　　第二十一章　　　管理科学：对条理的探求人类始终对数字有一种强烈的爱好；人们曾赋予某些数字以神妙的力量，而认为另一些数字是有害的，并在整个历史中用数字来计算羊群和到达星辰的距离。

　　　　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但却成为探求知识的标志，因为它们为我们的环境提供一种精确性和条理性。在对自然界进行观察时，也可以注意到，四季、太阳系以及所有事物的生与死都有一种自然的节奏。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探索，试图解释那些费解的事物，并探求那种使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复杂事物处于某种逻辑条理的伟大力量。我们试图通过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和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探求来从混乱中达到条理化。我们虽然是好奇的并寻求生活的多样性，但我们也需要终结，需要使我们观察到的事物在概念上统一起来。我们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有条理的、理性的生物，要求尽可能地对我们的环境加以控制。

　　　　对于管理来说，对条理的探求表现于整个历史之中，企图对工作场所加以合理化和系统化，并对组织的作业加以衡量和控制。现代的管理科学深深植根于以前的管理理论之中，本章将简略地描绘管理对条理的探求的开端和发展。

　　　　对数量化的探求科学方法在探求秩序和可预见性的过程中，通过以下各种措施来求得问题的合乎理性的解决：提出假设，积累数据资料，确定各种备择方案，对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行动途径进行试验、核查和选用。亚里斯多德同认为现实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者相决裂而为科学方法打下了基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后，理性在中世纪让位于信仰的时代，但在文艺复兴和理性的时代，理性再现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时代，打下了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基础。雷尼·笛卡儿（Rene　Desccrtes　，1596—1650）认为世界是机械地运转的，并用数学来描绘世界的运动。伊萨克·牛顿（IssaoNewton，1642…1727）发现了微积分并提出了运动和重力定律，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儿有关世界是一部巨大机器的概念。还有其他一些人把宇宙看成是有秩序的，并把数学看成是一种构件，以便把各个部分组成为一个庞大的整体。

　　　　这个时期对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数学和科学的重感兴趣，导致了人类环境中被叫做工业革命的巨大技术变革。

　　　　查尔斯·巴贝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安德鲁·尤尔，把科学方法应用于解决刚诞生的工厂制度的问题。工业化要求秩序和可预见性，而工程师就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对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化的人物。科学管理以及泰罗、巴思、甘特、吉尔布雷思夫妇、埃默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就是二十世纪管理思想中的理性时代。科学管理在三十年代衰落了，由于当时强调社会还有生产产品以外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规模企业的重新增长又为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正是在现代，形成了新的思想，并把这种新的思想补充到亚里斯多德、笛卡儿、巴贝奇和科学管理的传统之中。

　　　　运筹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广泛地承认和接受管理中的科学概念；政府和工业组织抓住科学管理的措施，以便调动巨大的资源进行战争。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经理、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联合，以便为全球的战争后勤工作带来秩序和合理性。英国建立了由各种专家组成的第一批“运筹学小组”，以便把他们的知识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雷达系统，防空射击，反潜艇战，轰炸德国，以及民防事务。最有名的一个小组是在P·M·S　·布莱克特（Blackett）教授领导之下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雷达的发明人之一。布莱克特小组被叫做“布莱克特班子”，其中包括“三位生理学家，两位数量物理学家，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一位军官，一位大地测量学家，一位普通物理学家，以及两位数学家。”①正是在这样一些小组中，各种专家汇集在一个帐篷中解决战争和防务的各种复杂问题。

　　　　从概念上来说，运筹学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用于研究复杂的问题，以便为达到组织目标的决策提供数量依据。英国组成了第一批运筹学小组，美国很快也看出了“运筹分析”的潜力。当时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科南特（James　Bnant）和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新武器和装备委员会主席的布什（Vannevar　Bush）参观了在作业中的英国小组并协助美国海军和第八轰炸机司令部建立了类似的参谋小组。运筹学并未随战争的结束而消亡。陆军成立了一个运筹处，海军成立了一个运筹评价小组，而新组建的空军则成立了运筹分析科。②①F·N·特雷费森：《运筹学史》，见于J·F·麦克洛斯基和F·N·特霄费森编的《用于管理的运筹学》，巴尔的摩，约翰·霍浦金斯出版社，1954年，第6页。

　　　　②同上书，第12…15页。读者们将会想起，布什博士也参加了由全国研究委员会支持自最初的霍桑试验。

　　　　工业组织和私人咨询公司也开始认识到运筹学的方法可应用于非军事性质的问题。一家私人咨询公司亚瑟·D　·利特尔公司是首先试图把它应用于工业的单位之一。其他一些老的和新的公司开始应用运筹学概念，还有各种专业协会和专业杂志，开始形成了运筹学的第一个高潮。美国于1952年成立了运筹学协会并开始出版《运筹学》杂志。1953年成立的管理科学学会宣布其宗旨为“发现、扩展并统一有助于了解管理实践的科学知识”，并开始出版《管理科学》杂志。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这才还是断续出现的，但战后复杂的管理环境变化得很快，管理人员和学者都在为决策寻找一种更有条理的依据。战争使得资源前所未见地堆积起来，公司面对着科学知识的许多进展，这些进展导致新产品、新市场、新工艺技术、交通运输的新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有趣的是看一下资源积累阶段和资源利用合理化阶段之间差距的缩短。美国在资源积累（第一阶段）和科学管理（第二阶段）之间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大萧条期间这个进程休止了。战后美国开始了重新积累资源的第三阶段，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企图通过在管理中应用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使资源的利用合理化（第四阶段）。

　　　　工业中运筹学的开端很自然地开始于生产管理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结构较为固定的问题，而且决策可以合理地运用决策规则。这些问题有：储存恰当水平的存货，安排生产日程，以经济批量进行生产，质量控制，资金获得，以及其他许多物质资源问题。对于工业实践来说：“运筹学从其最普遍的意义上可被描绘成把科学的方法、技术和工具应用于系统作业的问题，以便对作业进行控制，使问题得到最优解决。”①①C·W·丘奇曼、R·L·阿考夫和E·L·阿诺夫：《运筹学入门》，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57年，第8…9页。

　　　　这样，运筹学直线的根源在于科学管理。事实上，两者的类似是极为显著的。

　　　　弗雷德里克·泰罗在其金属切削试验中组成了一个研究人员小组，其中包括一位数学家（卡尔·巴思），一位冶金学家（蒙塞尔·怀特），一位工程师（亨利·甘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帮助他解决各种问题。还有，泰罗、吉尔布雷思和其他人讲到他们科学分析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最好的方法”。现代的管理科学家只不过把这一探求提的更为委婉一点：“最优分析方法就是考虑到这些备择方案，并询问这些可能的决定中哪一个最接近于实现企业的目标，即哪一个决定是最好的或最优的。”①①W·J·包莫尔：《经济理论和运筹分析》，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1961年，第4页。

　　　　“一种最好的方法”同一种“最优的”决策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学究式的区别。

　　　　老学派和新学派两者都探求通过科学方法来合理地评价各种备择方案，以便作出尽可能最好的决策。在泰罗的时代，人们相信科学能导致社会的完美，目前，我们不大相信这一点了，因而“最优的”就比“最好的一种方法”听起来更顺耳一点。

　　　　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点是，现代的学者象其前人一样，试图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分析人的行为。管理科学学会曾建立了一个机能性利益集团―管理心理学社团，其宗旨是“运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来调查工作的过程和对工作的管理，以便加强我们对管理的理解。”胡戈·芒斯特伯把这情况说得最清楚不过了。现代行为科学家常常把管理科学看成是对人的一种机械观点的继续，并认为行为科学方法同数量方法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不是轮子、而是轮轴才是人的最大发明。我们需要探求这些领域怎样才能互相补充，以及怎样才能把它们在某种宏伟方案中结合在一起。

　　　　管理科学是科学管理一词的倒置，它与其说是探求管理的科学，不如说是努力于把科学应于管理之中。正是这里，数学和科学的工具被用来帮助解决长期以来的管理问题，即把有限的资源最优地分配运用于一个既定的目标。

　　　　变化中的生产管理戈登和豪厄尔报告曾特别批评了工商教育中的数学教学状况。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宇宙空间的时代，为了解决六十年代的大量问题和满足信息方面的要求，发展出了几代电子计算机技术。作为电子计算机化空间时代的领导人培养的工商业学生，在典型的工商学校课程表中，数学方面的要求却很少（如果有的话）。

　　　　六十年代，这种情况倒过来了，学校开始对学生提出愈来愈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面的要求。课程表中正在出现的数量方法使得新的管理专业课的数量激增，并最终造成了管理理论丛林中出现了大量的语义问题。

　　　　对于许多人来说，管理科学家的语言类似于难懂的巫医语言。其中有制定模型的仪式，在仪式进行中运用的符号，以及令人生畏的魔法咒语。对于没有入门的人来说，这整个仪式引起恐惧、害怕和对数学杰出人物的敬畏。所以，数学专家对传统管理理论产生这样大的冲击，就不足为怪了。五十年代出现了大量新型的生产管理教科书，它们都受到运筹学技术的严重影响。①其结果是，管理教育超出了工厂／工业／生产管理而进入了一个把旧的和新的结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