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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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并没有说，路德曾想让资本主义产生于他提出的神的召唤的主张；相反，是后来人们的解释把他的主张说成为发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神的召唤的确使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工人们不再等待他最后的审判日的来临，而是努力从事他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超出需要之外的物质利益，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意志。这种新教教义带来了世俗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抛弃人间的淫荡乐趣，而在世间劳动，为上帝增光。所有的人都应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缺乏信心的表现就将被认为是不虔诚的。为了培养自信心，每一个人必须从事紧张的世俗活动，而且只有这样才得以消除对宗教的怀疑，取得上帝的恩典。实际上这就是说，上帝将救助自助者。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塔尔科特·帕森斯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8年。原版在1905年在德国发行，1926年修改，增加了对各种批评作出回答的内容。
与此不同，天主教的信徒是虔诚地完成他所应尽的宗教义务的，但除了这个最低要求外，他的善行勿须成为一种纯理性的生活制度。他可能利用他虔诚的善行来赎罪，以增加他拯救灵魂的机会，或作为他晚年免遭惩罚的一种保险费。为了加以更明确的区分，韦伯说加尔文主义的要求是：加尔文主义的上帝要求他的信仰者不是做一点善行，而是将其毕生的行善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这个尘世上，天主教不允许罪过、悔悟、赎罪、解脱，接着又犯新的罪过这种循环现象的存在。同时在一生中功过不可能抵消，但现世的惩罚和教会的恩典会对此给以抵消的。①①出处同上书，第117页。
因此，要求加尔文主义信徒毕生行善，而不能犯下一系列言行不一的罪行，然后再通过忏悔来弥补。韦伯认为，这是培养上进和进取精神的关键；人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让感情不合理地表现出来，而是应根据教义的要求，对一切行动给以自我控制。他们通过世俗活动，以热心和自我约束的行动来证明其虔诚。
这种新兴的新教禁欲主义―韦伯也称其为清教主义―对单纯追求财富的行动是不予以宽恕的，因为财富会导致放荡和受情欲的引诱；相反，积极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必然的推论：（1 ）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因为浪费掉的辰光都是你为上帝争光效力的机会；（2 ）乐于从事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3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做使技术得到更高的发展，使生产质量和数量都能提高，因而符合所有人的利益；（4 ）消费超过基本需求就是浪费，因而是有罪的，“不浪费，不愁缺”。②韦伯认为，这些主张中的每一个都对人们的动机有重大影响，能促使人产生一种进取精神。
②出处同上书，第157—173页。
紧张的活动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忏悔祈祷转为不断地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乐意工作加重了个人的负担，然而，他们自我引导、自我克制的生活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断恢复到平静的境地。①劳动专业化使每个人从事神召唤他做的工作，并且要求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而非专业化的工人表明他失去了天恩。新教伦理规定，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这是神的恩典的表示。而浪费和减少利润，或者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只要人们不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在劳动中创造出剩余即利润。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外还会有所剩余，这样，剩余的部分即可投资到其他新的事业，或者用来改善现有的企业。
①戴维·里斯曼、内森·格莱泽和鲁埃尔·丹尼：《寂寞的人群》，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50年，第29—32页。里斯曼和他的同事认为，新教徒伦理的结果是培养了“有自己看法的人”。
新教为创立资本主义精神带来具体的指导方针。韦伯认为，人有义务工作，有义务明智地利用其财富，有义务过自我克制的生活。世界上物资分配不均是天意，因为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因而报酬也就有多有少。财富不是升天的保证，穷人只要认真完成神对他们的召唤，他们就不必担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创造的，它对精神财富和世俗的成就是同等看待的。在不允许放纵自己以及自我克制和自我监督的教义的指导下，一个新的个人主义的时代诞生了。
对韦伯观点的批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有它的对立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也不例外。R。H。托尼（R。H。Tawney）与韦伯的论点相反，他争辩说，资本主义是新教产生的原因和理由，而不是结果。②托尼说，天主教的城市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天主教徒是大银行家，而且在韦伯所谈到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影响出现之前很久，许多地方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精神”。托尼说：②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约翰·墨里公司，1926年。
如果象韦伯的观点所暗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企业要等到宗教改革带来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再兴办，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矫揉造作呢？同样坚持认为宗教改革本身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否也是强词夺理和片面的呢？①①R·H·托尼为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一书所写的前言，第8页。
在托尼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作用和反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重要的文化力量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受它们的影响。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发现、探索和科学上；它们全是对教会不可动摇的权威的挑战。文艺复兴提出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使人间的生活更加重要，并且带来了建立新的允许人变革的社会秩序的希望；这预示着人们将能控制环境，而不再象中世纪那样受环境的支配。②经济生活的发展给教会的教义提出了新问题，而从事赢利活动的商人和手艺人是无视信条的。因此，也许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一种为日益兴起的商人阶级创造实利主义机会的试图。
②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61—63页。
有两种设想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一个是韦伯的意见，他认为，先是教会发生变化，然后资本主义精神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另一个是托尼的看法，他认为，在教义（即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它后来扩展成的许多教派）改革这个安全阀能支持经济上的活动之前，经济方面的激励是推动教会当局这个壶盖的蒸汽。
现代对韦伯的支持尽管韦伯的论点受到批评，但是在现代却有迹象表明新教徒对他的工作持有不同的评价。麦克莱兰在他的“取得成就的社会”一书中开始探索对经济发展普遍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因素。③他分析提出的心理因素是“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或者简称为“成就需求”。麦克莱兰的研究是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而他的发现是支持韦伯的论点的。第一，麦克莱兰发现，强烈的成就需求是从事企业活动的基本动力；第二，社会的强烈的成就需求同经济迅速发展有着重大的关联；第三，持某些伦理、宗教观点的集团和一些少数民族集团对成就的需求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他发现，新教徒培养出的儿童比天主教的儿童具有更强烈的成就需求，犹太人培养的儿童的成就需求比上述两者培养出的儿童都更强烈。麦克莱兰断定，“个人主义”的宗教，例如新教，倾向于支持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而“专制主义”的宗教，例如天主教，则倾向于提倡比较淡薄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但是，他确实承认，目前在现代的许多天主教教派中出现了很高的变异和亚文化群。
③戴维·麦克莱兰：《取得成就的社会》，纽约，范·诺斯特兰德·莱因霍尔德公司，1961年。另见约翰·W·阿特金森：《成就激励理论》，纽约，D·范·诺斯特兰特公司，1966年。
获取成就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与其说是实现某些目标—例如财富、地位和尊敬等等―的需求，倒不如说是享受取得成功后的快乐。财富是取得成功的记录，而不是目标。企业家个性的特点是对待风险的特殊态度，甘心情愿消耗精力，愿意创新以及随时准备作出决策和承担责任。从历史上看，这种对成就的关心大约在经济取得迅速发展和繁荣前五十年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麦克莱兰发现，古希腊（在希腊的黄金时代前）、中世纪的西班牙（在探索时代前），以及英格兰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正属这种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500年到1625年，当时新教主义和清教主义的力量正在英格兰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获取成就的需求也在增长。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前的十八世纪。麦克莱兰用来支持韦伯观点的基本论证是：（1 ）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2 ）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3 ）麦克莱兰和他的同事用经验表明，这些作法会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4 ）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韦伯把这种发展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①因此，麦克莱兰根据经验，指出了新教主义的影响和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①见前引麦克莱兰一书，第47—53页。
伦斯基（Lenski）把对韦伯的批评加以概括并作出了评价，然后提出支持韦伯和反对韦伯的证据。他在把两者加以比较之后发现，支持韦伯的意见多于反对的。为了搞清宗教派别与人们在工作中向上进取能力之间的关系，伦斯基对人们的向上的变动以及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研究的结果是：第一（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第三（向上进取最小的）是天主教徒。伦斯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上述三类人对“取得成就”的激励以及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同的。犹太人和新教徒对工作采取积极态度并且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天主教徒对工作采取漠然态度，他们认为做工作不是为了从中得到乐趣，而是出于某个另外的目的。伦斯基说：天主教仍然认为工作是一种必然的不幸，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是一种对罪恶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新教徒认为工作是为上帝效劳的机会，或者用自然神论者的话就是培养性格的机会。②②格哈特·伦斯基：《宗教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对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影响》，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61年，第83页。
麦克莱兰和伦斯基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他们不仅用实际中的经验来支持韦伯，而且他们的工作还表明在各种社会中获取成就的价值准则是可以传授和灌输的。在不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的种族隔离区中，如果反复灌输获取成就的价道准则，那么也能为加速或适应工业化进展的自助计划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③③有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例子，请参阅戴维·C·麦克莱兰和戴维·G·温特所著一书：《有激励的经济成就》，纽约，自由出版社，1969年。
自由意志的伦理在需要获取成就和对个人的世俗努力应给予报酬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国王的神权、庄园主的统治、教会行使世俗权力以及一出生就沦为农奴等，都是不利于建立工业化的社会的。在启蒙时代，新的政治哲学家开始提出诸如平等、公正、公民权、推理法则以及建立按民意治理的共和国等新思想，来促进人民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激进的，这些思想由于对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革命的看法而威胁到当时的秩序。
在文化新生出现这些情况之前，政治理论提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理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马基雅维利和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弗罗伦萨城市的一位失去官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外交官，他在1513年写了《君主论》一书。①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他洞察国家和教皇的计谋，并写了一本《如何统治》的书，供某种统治或某位有抱负的统治者借鉴。《君主论》—这本书是献给罗梭佐·皮埃罗·美第奇的―是论述如何统治，不是讲如何做一位善良的或聪明的人，而说的是如何才能成功地进行统治。从马基雅维利对人的本性的基本看法中可以看出，他提倡的领导方式的基本理论为：①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卢吉·里奇译，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2年。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它制定法律，他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其罪恶的本性。②②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论利维》，艾伦·H·吉尔伯特翻译，再版时搜集在《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和其他著作》一书中，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第1卷，1956年，第203页为了对付这些没有理性的人，统治者有理由采取与实现他的目的相适宜的任何领导方式。他应注意获得好名声，但对是否公正却不用操心；如果要在使人畏惧和受人爱戴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会发现使人畏惧更好，总之，他必须既象一头狮子，又象一只孤狸，软硬兼施。马基雅维利认为，重要的是目的，而不是方法，如果统治者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护，他的罪行就会被人们所忘却。“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成为采取肆无忌惮、诡计多端和阴险狡猾的政策的同义语。在当时，也许在目前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体现了统治人的指导哲学。①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利维坦》（1651年）是后期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的一本著作。②他首先分析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还没有建立民政政府的人类情况，接着他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有某个更加强大的权力“利维坦”，以便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这个人或者组织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因为被统治者授与他所有的权利，因此他的权力是不能被剥夺的，他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这位君主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霍布斯看来这无关紧要，只要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公开言行都由这个中央集权者来控制就行。这个君主统治着一切，个人隶属于这个制度。
②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与民政共和国的内容、形式和权力》，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23卷，大英百科仑书出版公司，1952年。
在人类自由的历史上，约翰·洛克的著作《政府论》（1690年）无疑是对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对政治行动起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它说明了使英国宪法发生重大根本变革的1688年英国“不流血革命”的原则。它也为1776年的美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使独立宣言的作者受到鼓舞。“政府论”对让·雅克·卢梭的“民约论”以及随后发生的法国革命都起了启发作用。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政治理论和行动起到如此深刻的影响。君权神授的支持者追述说，这种神权自亚当获得上帝授与的统治他的孩子的权力时就一直存在，而洛克则对这种神权给以抨击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权力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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