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光圈中的凤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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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若一天天在恢复,刘长乐仍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那样看护着,照料着。2004年4月,海若途经香港逗留几天,刘长乐就召集在香港的主持人,到尖沙咀同她一起唱卡拉OK。陈文茜和另一位台湾女立委李永萍晚上要回台北,也先来热闹一番。那晚兴致最高的,就是海若和刘长乐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凤凰东南飞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新加坡之行,以严肃的时事评论开始,以热辣的劲舞结束。起因是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与《联合早报》邀我们前去举办时事讲座,讲台海与亚太局势;这几年中,台海与中美关系乃中国各地观众最关心的事情,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如此。关心是因为担心,担心两岸会打仗。三十元新元一张入场券,听众居然坐满会场。
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华人观众中广获好评,也想借势做几个专题,这次正好作《凤凰东南飞》之新加坡篇,就由董嘉耀来承担,还特邀新加坡电视台的漂亮女主持人陈秀丽小姐做他的搭档。镜头前两人配合默契,实际上对陈小姐压力不小。问题在于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喜欢临场发挥,一般都不需要稿子,陈小姐第一次“赤手空拳”上阵,开始时有点心中发慌,但很快就适应的,而且觉得有趣,于是就这样拍下去了。
拍了新加坡的白天景象还要拍夜生活,我们联系了HARD ROCK 迪斯科舞厅。阮次山先生习惯早睡,我就和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一起前往,为那两位年轻人助兴,同时也在现场充当“监军”(按刘长乐的说法是“政委”),结果却是我自己差点失控。
舞厅酒吧有两位调酒师,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绝技”,最后倒出两杯烈性鸡尾酒,一点就着火,又插上两支吸管,请董嘉耀和陈小姐品尝。他们两位见状连连摇手,我却要试试着火的酒究竟是什么味道,一吸一杯,两下就都见了底。接着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再由红转紫。还好头脑没有糊涂,还能够用我的醉眼,抓住董嘉耀与陈小姐在劲歌声中大跳热舞的镜头。
【凤凰人】董嘉耀
董嘉耀是我在凤凰卫视合作最多的同事。我们还有别的“关联”。他与梁冬同来香港时,我不仅知道他们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而且还知道董嘉耀最迷罗大佑,甚至自组摇滚乐团,因为我姐姐曹雷的儿子李征也曾是他们的同班同学。
董嘉耀的特点是既老成又年轻,既沉稳又活泼,既理性又感性。1999年《时事开讲》开播,很快就确定了他的主持者的角色。他善于听,插话插得恰到好处,不会打乱评论员的逻辑和思路。但这个角色又很重要,就像是车子的驾驶员,决定节目的速度、节奏和走向。而且,凡是涉及到电视专业技术的事情,一概由他处理,我们评论员只管评论内容。
这样一讲就讲了七八年,董嘉耀也从二十五岁开始“听讲”,一直听到三十开外。实际上,好几年前就常有人问他“你三十几了?”尤其在镜头上,他看起来更加成熟。说实在的,他做《时事开讲》这样的节目,天天晚上要面对我们这些老头,岁月不紧催也会老得快。
董嘉耀精力旺盛,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作《时事开讲》时,他还常常要上《时事直通车》播新闻。现在,他同马鼎盛一起制作的《军情观察室》,长居凤凰所有节目收视率之冠;除了继续做《时事开讲》,他还要做《总编辑时间》;去年下半年,他出任凤凰卫视咨询台的常务副台长,三十一岁。
即使如此,他的劲道还是用不完,每天还要和一帮邻居小伙子打一场篮球,这时他往往连电话也没法接。凤凰有什么活动,或者同事一起唱卡拉OK,又喝了不少,他一定会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唱到嗓子沙哑更有罗大佑的味道。再喝多一些,唱多一些,他就更加情绪奔放,还直向我掏心里话,挺让我感动。
他也好学。内地长大的年轻人中,对台湾情况、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掌握和熟悉,大概没有多少人比得上他了。他也喜欢看电影,我看过的影碟都存放在他家,他的夫人、同学兼同事张晓文更是电影发烧友。晓文到法国巴黎去读硕士,那段时间,董嘉耀过日子的办法就是拼命干活。她回香港后,我同他们小两口又多了共同兴趣点:拍照和法国葡萄酒。
不平常的“十六大”
中共开“十五大”时,凤凰卫视刚刚开播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只能小打小闹。五年之后的“十六大”,凤凰已经长大许多,派出的采访团队不下二十人,专用采访吉普车三辆,还首次打算在北京现场做新闻评论。如此阵容,引起北京媒体同行的关注,作了报道。
对凤凰卫视的新闻评论来说,这次的安排也有新的含义。过去两三年,我们把评论的焦点主要放在国际问题和台海两岸,而到此时,中国内地题材出现的频率已越来越高。实际上,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时事开讲》就做过一个两小时长的特别节目。
我在“十六大”开幕的前一天到北京,当天就赶着去参加记者会,我提的问题就是“中共开放民营企业家入党,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会议期间,江苏浙江两地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分别举行记者会,那可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拍下全程,不仅发了新闻,还在《时事开讲》中播出主要内容。
会议期间,我每天除了做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还要在晚上赶到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卫星传送中心,为台湾的“年代”电视做现场评论。有位上海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刚看完凤凰我的评论,转到台湾的频道,又听到我的声音,可谓“两岸统吃”。在江泽民发表报告的那天,我在评论中强调,中共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并且作为生产力要素参与分配。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突破。
凤凰卫视的记者和主持人在“十六大”会场上也有点特别。我们采访代表,拍代表,别的媒体也采访我们,拍我们。经常是,陈鲁豫或谢亚芳刚采访完一个代表,就被其他代表围住要求一起拍照,接着又要签名。香港一家报纸还发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是“中共官员也追星”。原来,这位记者采访江苏省代表团的讨论时,看到时为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同我一起拍照,就作了如此推断。他有所不知,我们其实是老同学多年不见,在会场中重逢而已。
凤凰与四川有缘
2002年10月,我和一群凤凰同事到四川成都参加广告演示会。排练时,在杜甫草堂和“皇城老妈”店堂里,拍了一些照片,味道有点特别。(这其实是我第二次到成都。上一次是2000年的夏天,随同香港新闻界访问团前往,期间给作家流沙河拍了一组神态颇为生动的照片。)
一年之后的2003年10月,四川省的党政领导率团到香港招商,专程来凤凰总部访问。内地各方人士来凤凰参观,每天都有好几拨,但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起上门,好像还是第一次。而且在午宴中谈出了“凤凰四川行”的设想,他们回去后还专门发了文件。
2004年恰逢邓小平百岁诞辰,6月“凤凰四川行”的一个主要题材,就是到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参观、植树和“开讲”。这次凤凰去的主持人特别多,各有分工。我和董嘉耀的任务,就是在邓小平旧宅前的场院上面,与四川的专家一起做一场《时事开讲》特别节目。
当地作了充分的准备,连场上的群众都早就选定,预先排练,还调来了摄影的大吊臂。开场镜头从邓氏老宅的青瓦屋顶上扫下来,很有气派。只是六月的广安正处酷暑,虽然拍摄《时事开讲》时已是夕阳西斜,我仍然大汗淋漓,想必所有在场人士都是如此。一次特别的开讲,留下特殊的记忆。
在成都还有几场活动。一场是在成都画院举行,会场的背景是把凤凰的台标和成都市的市标并排放在一起,像似同一套图案中的两枚,实际年份却可能相差五千年。原来,成都前几年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以金沙堆为名,其中有件文物是一片金箔,所有人第一眼看到它的图案,就会联想到凤凰卫视的标识。现在,成都市已把它作为市标,与凤凰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了。那时,金沙堆遗址尚未正式对外展出,我们获准入内,还能够把那张金箔拿在手中细看。
四川报业竞争激烈,记者本事了得,我们每次去成都,主持人都会相互提醒。这次“四川行”第一天就开记者会,没想到已有早报刊出独家消息:昨晚凤凰卫视人马一出成都机场,就由老板刘长乐带领,直奔一家很有名气的小店吃猪脚圈。确有其事,但把我们当成了馋鬼饿狼,言过其实了。
多事之春
2003年的三月不寻常,无论中国之内还是之外都如此。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是伊拉克战争。那个月初北京有家网站问我美国会不会打伊拉克,我说时至如今一定会打,从气候来说不应拖到三月之后。再就是中国要开人大和政协“两会”,上一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执政党新老交替,现在人大也要选出新的政府班子了。但也有没有料到的大事,那就是“非典”突然袭来,给中国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从上到下都受到极大的震荡。
“两会”比“十六大”时间更长,题材也广泛的多,就像是每年一度的新闻“庙会”或“赶大集”。数以千计的记者都在会场内外猎取新闻,报道出来的东西却大不相同,高下立见。有一则花边新闻,是把我向身穿民族服装的会议蒙语翻译的请教,说成我对他当堂“考问”。我哪有“考问”的资格?
吴小莉刚生了孩子,重新上阵,不断受到代表、委员和记者的“关注”。我的工作是评论,除了出席大会、小会、记者会,就是到处找人说话聊天,探讨民众最关心的话题,如“三农危机”。
闾丘露薇一面采访“两会”新闻,一面加紧申请去伊拉克的签证,不断跑大使馆。我知道她是“拼命三娘”,劝她去后务必当心,如果真有化学武器,不要过于冒险了。但我也知道这些话说了等于白说。2001年11月她与三位同事借道塔吉克去阿富汗采访战事,先乘俄制直升飞机到达“北方联盟”控制的潘杰希尔峡谷,兵荒马乱中再搭车前往首都喀布尔。途中两辆车失去联系,她只得摸黑继续往前,到了喀布尔才又与同事会合。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找饭店旅馆,而是在街头摆开海事卫星装备,同香港连线。为了等她的消息,那晚的《时事开讲》改为直播,直到听见她的声音,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3月20日,也就是“两会”结束的第二天,我一早就赶回香港。刚到北京机场,美国的巡航导弹就已在巴格达炸响。我接到香港总部电话,就在机场作现场连线,报道北京市民和机场旅客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应。午后,我从香港机场直接到凤凰卫视总部,加入了连续多日的“海湾第一线”直播。我的班次是午夜12点到2点,第一晚同鲁豫合作,开播前相互简单交换了看法,“我们谴责这场战争”。
伊拉克战争也是一场新闻大战,凤凰卫视虽然也早作了准备,初战仍然打得很辛苦,因为我们的对手可运用的资源实在太多。要摆脱困境,凤凰靠的还是“以少胜多”的老办法。在我看来,中国的电视战场中,中央台是正规军,地方台是地方部队,凤凰卫视比较像是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优势在灵活和创意。
早先2002年足球“世界杯”时,凤凰卫视既不可能花巨款购得转播权,也没有派记者前往,却又不甘心缺席,就动脑子想出个《大话世界杯》,硬把混遍各地江湖的光头梁文道,同那个连几个人上场踢球都不知道的陈玉佳捏在一起,用“大佬加傻丫头”的偏方,打入中国媒体评出的“最佳世界杯节目榜”。
这次为了突出重围,更一下就开出三个“偏方”:《军情观察室》、《时事辩论会》加《海湾风云录》(《文涛拍案》的雏形)。董嘉耀穿上香港街头买来的迷彩服,请来由军事发烧友变成军事专家的香港媒体人马鼎盛,每晚解读伊拉克战场局势,大受好评。战后重新开锣,发展至今,这对从来没当过兵更没有上过战场的凤凰男子,居然把《军情观察室》办成收视率稳居首位的王牌节目。
窦文涛善侃,《锵锵三人行》的成功就是例子。现在伊拉克战争正处转折关头,让窦文涛每天晚上“侃”一通伊拉克发生的大事小事,题材源源不绝,只需他用窦式语言来发挥。一天午夜快轮到我做直播了,看到一伙人还在讨论《海湾风云录》的内容,就拿起相机拍了几张。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只留下这几张照片作记录,可惜了。
《时事辩论会》刚开始时,美国人马一龙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曾任美国《新闻周刊》驻香港记者,知道如何营造气氛,抓住观众。在辩论会上,他一方面表达正宗的美国立场观点,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充当其他辩手的靶子。大概辩论了一年,他要回美国去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一本名为《我与凤凰卫视的缘分》的“美国人马一龙幽默随笔”在北京出版了。翻开一看,与凤凰有关的内容只占十分之一,这个美国佬真是狡猾狡猾的。
战火中的凤凰“娘子军”
在伊拉克战争新闻竞争中,真正让凤凰卫视摆脱被动、转守为攻的,还是在第一线采访的“娘子军”。3月23日,闾丘露薇出其不意地进入战火中的巴格达,得到无数中国民众的喝彩,“战地玫瑰”的称号出现在各地媒体上面。实际上,她在约旦采访时已经出过车祸,摄影师陈汉祥伤了颈部,她自己的下巴也贴上了胶布。她在同我们电话现场连线时讲了这件事,我连忙问她要去哪里,意思是问她会去哪里治疗,她却回应说“现在赶去办边境地区采访证”。我不禁唉了一声。
后来我为她的书《我已出发》写了一句话:“我和她都是来自上海的香港的‘新移民’,读过同一所大学,又在凤凰同事五年,但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女孩子胆子为何如此之大。且看书中的闾丘,自己总能交待的。”
走上伊拉克战争海湾第一线的,还有凤凰卫视驻美国的女记者隗静、莫乃倩、沈玫琦和摄影记者萧燕(作家萧军之子)、赵宏等。当时凤凰卫视在美国建了两个记者站,分别设在默多克的FOX电视台纽约总部和华盛顿分部里面。两个月前的2003年1月,我去美国度假,在两地窄小的办公室里与美国同事聊了许多,实地感受了他们的不容易。有趣的是,他们大部分是我在“中天频道”的前后同事,闾丘露薇也是。在香港开创“中天频道”的于品海先生,为台海两岸培育了不少国语(普通话)电视新闻人才。
在纽约,庞哲带我进入了警戒森严的华尔街证券交易所;“9·11”那天,她就是在这座大楼里面最先向香港报告纽约受到恐怖袭击,并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坚守现场。专跑联合国新闻的罗晓莹,让我体会了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时,各国记者在场外等候是何种滋味;那天安理会正在讨论伊拉克问题。我到华盛顿时,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刚刚出事,记得那天是农历大年夜,但凤凰的记者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