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经典辩论蚜-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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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想讨好白人又讨好黑人,这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论证曾迷惑了不少人。但是,林肯向听众分析道:道格拉斯这段话包含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似乎是,如果你不让黑人当奴隶,你就多多少少对不起白人,谁要是反对让黑人当奴隶,谁就是多多少少反对白人。这不是弥天大谎吗?如果白人和黑人之间真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我肯定会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样支持白人,可是我认为并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天地大得很,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让黑人自由,一点都不对不起白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黑人和鳄鱼之间的争斗中,他支持黑人。……我认为这个主张可以这样来解释:黑人对于白人,就像鳄鱼对于黑人;黑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鳄鱼当作野兽或爬虫对待,白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黑人当作野兽或爬虫对待。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据的要害所在。”阿凡提诘难国王
有一天,阿凡提被召进王宫,国王给他出个难题,让他列出宫庭里的傻瓜名单。阿凡提略一思索,对国王说:“好吧,我明天就给您。”第二天,阿凡提果真把傻瓜名单交到国王手里。国王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国王。国王十分恼火,发吼似地叫道,“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阿凡提不慌不忙他说:“国王陛下,如果说宫庭里有傻瓜,而您身为国王却任用傻瓜当大臣,拿国家傣禄,那你岂不成了傻瓜;如果说宫庭里没有傻瓜而你却让我从根本没有傻瓜的宫庭里找出傻瓜,那您岂不也是傻瓜。所以,无论宫庭里有没有傻瓜,从这件事上讲,你就是傻瓜。”论辩的悖论
走进论辩,如同走进一个大千世界。
自古以来,盛赞论辩者有之,贬斥者有之,但是谁也无法否定论辩对于人们所具有的奇特意义,甚至连否定的尝试也奇异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譬如庄子;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庄子属于反对论辩的一派。他的学说提倡天人一体,物我两忘。既然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人们之间的争执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说:
“假使我和你论辩,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果然对吗?我果然错吗?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果然对吗?你果然错吗?是我们两人有一人对,有一人错呢,还是我们两人都对,或者都错呢?我和你都不知道。凡人都育偏见,我们请谁来评别是非!假使请意见和你相同的人来评别,他已经和你相同了,怎么评别呢?假使请意见和我相同的人来评别。他已经和我相同了,怎么能够评别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评别,他已经跟你和我相异了,怎么能评别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都相同的人评别,他已经跟你我相同了,怎么能评别呢?那么,我和你及其他人都不能评定谁是谁非了,还等待谁呢?”(《庄子·齐物论》)
庄子以此论证了论辩不可能分出是非曲直,毫无意义。然后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能否定庄子自己的结论:说论辩毫无必要?姑且如此吧!那也就是说,这个判断正确与之相矛盾的判断——论辩是有必要的——是错误的。这个判断怎么来的?它是靠庄子力排众议,从那一篇洋洋洒洒的辩论中得出来的。换言之,庄子通过论辩证明了“论辩毫无意义”。既然如此,论辩不就变得有意义了吗?聪明的庄子设想到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二律背反,透过它,我们恰恰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奇异恩辩。当然,对于论辩来说,仅仅肯定它的意义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回答庄子的挑战,我们还应深入下去:怎么理解论辩的理由,怎么判定论辩的标准,什么是诡辩,什么又是雄辩,及至论辩的语言艺术、谋略技巧……我们将由此走进一个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借用苏东坡的两句诗来说,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谎话的悖论
美国逻辑学家雷蒙德·斯穆里安还记得他小时候一次受骗的故事。那天正是愚人节,哥哥埃米尔对他说:“喂,弟弟,今天是愚人节。你向来没让人骗过,今天我要骗骗你啦!”于是斯穆里安严阵以待,可是整整等了一天,哥哥一直不动声色。最后妈妈只好要求哥哥来骗他。兄弟俩在深夜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埃米尔:这么说,你是盼我骗你喽?
斯穆里安:对啊。
埃米尔:可我没骗吧?
斯穆里安:没有啊。
埃米尔:而你是盼我骗的,对不?
斯穆里安:对啊。
埃米尔:这不得了,我已经把你给骗了!
斯穆里安到底受骗了吗?一方面,如果他没有受骗,那么他就没有盼到他所盼的事,因此他就受了骗。埃米尔正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受了骗,那么他就明明盼到了他所盼的事,既然如此,又怎么谈得上他受了骗呢?说受骗了其实没受骗,说没受骗却说明他受骗了,到底他受骗了没有?
这便是逻辑学上的悖论!悖论的奇特之处在于,你沿着一条无懈可击的推理一直往前走,看似步步春风得意,结果却发现自己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矛盾之中。我们再来看一些悖论:
据《圣经》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克里特岛上有个名叫伊壁孟德的传奇式人物,他幼年时在一个山洞里睡着了,但他这一觉竟睡了57年,待到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个学者,熟谙哲学和医学,成为这个岛上的“先知”。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撒谎者。
这也许是最早而又最简明的悖论,它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这句话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伊壁孟德是克里特人,他必然说了假话。这是假话吗?如果是假话,那么克里待人就不是撒谎者,而作为克里特岛人的伊壁孟德也必然说了真话。从说谎话可以推出他说真话,从说真话又可以推出他说谎话。到底是真是假?为此,有人给了它一个生动的名字:“一步即成的、奇异的循环。”
这个奇异的循环令人类的思维规则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古希腊人曾为此大伤脑筋,一句话看上去完美无缺,却怎么会是既是真话又是假话呢?斯多噶派的克吕西波——一个被第欧根尼认为上帝写逻辑也不会超出他的大逻辑学家——专门写了六篇关于“说谎者悖论”的论文;一位希腊诗人叫菲勒特斯,他的身体十分瘦弱,鞋中常带着铅以免他被大风吹跑,他常常担心自己会因思索这些悖论而过早地丧命,后来也果真为它送了命。真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样潜心殚智的研究,果然使问题有了突破。人们发现,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断定“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者”为假,并不能必然断定所有的克里特人都不是撒谎者,可能只有部分人。这样,如果伊壁孟德不属于这说真话的部分人,那么说谎者悖论就仍然是假的。于是麦加拉学派的欧布利德就把它改为:
“一个人承认自己说谎。”
或
“我说的这句话是谎话。”
这样,原先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如此一来,反倒真正构成了悖论。斯穆里安是否受了骗?伊壁孟德的话是真话还是谎话?谁都无法简单作出一个确定的回答,因为它体现了语言中的自我涉及。再用东坡先生的话说便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胸中有圣人
据《传习录》记载:某次王阳明对众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只是因为自信心不足,圣人就给埋没了。”然后他回头告诉于中说:“你胸中原就有个圣人。”
于中慌忙起来推辞。
王阳明说:“这是你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还是回答说:“不敢当。”
王阳明说:“众人胸中都有个圣人,何况你于中,为何由此谦虚起来呢?靠谦虚是得不到的。”
于中便笑着接受了。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大学问家,不过,此中的论辩却颇为可疑。他以“每个人心中都有圣人”证明于中胸中当然也有一个;继之,又以于中胸中有一个圣人来说人人胸中有个圣人。那么凭什么说于中胸中有个圣人呢?理由又是众人胸中都有个圣人,始终在论据和论题之间绕圈子,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于中开始并不承认,后来居然被王阳明的迷魂阵弄得晕头转向了。
问:谁最喜欢出口伤人?
答:军火商。
一毛不拔话杨朱
“一毛不拔”源出古代的杨朱。“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因而它多少被认为是极度的自私自利。其实,问题还有另一面;“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韩非子》),“为我”且“轻物重生”,这才是杨朱统一的人生哲学。据《列子·杨朱》记载: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盂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示之。有侵若肌膨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默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体万分之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杨朱》)显然,在杨朱看来,全胜保真,不同于贪利自私,乱世的出现,恰是人们求利天下堕于物累的结果。治理乱世的要素绝不是以世人的奉献为代价,而是只要每个人都收敛自己的利欲。“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这禅辩式的机锋之中,杨朱所论证的恰恰是绝对消极而避世的无私无欲观。这一思想的精义后来为老庄反复阐发,终于成为颇具影响的人生哲学体系。
天地无限
无限是庄子对天地的基本认识。时间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正因为无限的存在,古往今来的一切又都是无本末的,不但没有结果,而且也没有开始。《知北游》中有一段假托是孔子与其弟子冉求的对话: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仲尼曰:“……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仲尼曰:“……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这段论辩极精彩,问未有天地时是什么样子,答曰:“古犹今也”,就是古的时候世界也像今天一样存在着,没有绝对的开始。冉求不懂,仲尼进一步解释:古今始终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古是相对于今而说的,在古的当时,古也是今,并且也有它自己的古。始是对终说的,始也是被产生出来的,对于自己的始来说,则始又是终。事物乃至世界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系列,任何一环都是继往开来,既是“父”,又是“子”。如果有一个环节不是“子”只是“父”,那就是说有一个绝对的开端,这不合理。其不合理就在于要一个不是子孙者去生子孙,当然不行,冉求仍不理解,仲尼又说:是否有物产生在天地之先呢?没有。天地乃万物的总和,认为有物生于一切物之前是不对的,物之前仍有物,物物如此,没有尽头。无用之用
全生避害是先秦道家的根本观点。但对于“避”的方法不同,比如杨朱的避即为通常的隐遁。庄子则认为人世繁杂,不论隐藏得多么好,总还是难以幸免。所以到了庄子则进入了大彻大悟,从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这样就能超越现实世界。无用之用也含有这一意义。《人世间》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于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最后总结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不能多力恶,也不能多为眷,须处乎善恶之间,力求无用,到头来反是对他大用。他在《山木》篇具体分析了这个道理: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共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村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杀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无用虽可全身以为大用,但无用终只是手段,仅仅保持这种手段仍很难彻底应付各种变化,所以它所揭示的意义,就在于必须从一个新的高度看待事物。这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否定一切,死生一也,那样自然就没有任何物累。
鼓盆而歌
在世俗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灾祸,而最大的或许是死亡。但庄子对死亡却另有一番看法。《养生主》中讲到老子死了,秦失往吊,长号三声便罢。老子的学生责问秦失,既然是老子的好友,怎么这样草草寡情。秦失反过来批评那些痛哭者“是遁天信情,忘其所受”,他讲老聃之生,是偶然人世,应时而生;而偶然离开人世,也是顺理归天。如果一个人真像老子那样得道,生死安于常分,顺于天理,那么也就不会有哀乐之情了。庄子本人恰巧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事件。《至乐》篇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欧,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药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偶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段辩解极精彩。庄子认为人之生死,如万物之顺化,是自然之本性,而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通过理解低消情,以理化情,所以无情。但这并不是说他无情,而是通于情化于情,可以说是不为情所扰乱。斯宾诺莎说:“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真正的和平,而且过着对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伦理学》)庄子就是这样享受着“灵魂的和平”。
嚎水观鱼
大小之辩,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一旦通情知物,就能上升到无为的境界,至于形式的差异并不足道。《秋水》篇记有庄子与惠子的一段论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修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