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 作者:[美]卡萝尔·卡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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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这也使彼得金要求有一个保险柜，以便安全地存放文件和钱。
尽管情况开始时很糟糕，但使团逐渐变得像一个小型军事组织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新的飞机跑道，它足够长而且很结实，能供轻装的C…46、B…25、B…24和B…29飞机起飞。他们还建了一个厨房和杂物间，并用〃弹簧〃绳将木架床改造成了上下铺的床。当然，建新房子和机场跑道的建筑材料需要空运过来。新建的房子里容纳了气象设备和气象员、一个发电机、收音机、一个密室、一个作战室和一个暗室。美国人在那里冲洗他们旅行时或在延安各处参观时拍的照片，这些拍照都是不受限制的。共产党负责拍照的吴先生也使用〃迪克西使团〃的暗室，有时是为他自己洗照片，有时也为美国人洗。他的工作并不收费，但他会得到胶卷作为礼物，或是其他难得的照相器材。
〃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AirwaysmunicationS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廉·英格（William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延安生活（4）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
彼得金继任观察组指挥官前，与其他几人前往日军后方的阜平（Fuping），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包瑞德教彼得金如何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食物、衣服、士气和潜能。他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断有多少武器是国民党丢弃后被捡回来的，多少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多少是从友好的军队处获得的，多少是共产党人自己制造的。彼得金还需要从根本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力度，并对共产党的突出能力和缺点给出一个大体评价。彼得金需要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要留意他们的训练设备，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力做一个判断。包瑞德希望彼得金和他的下属们能带回报纸和刊物。
延安距阜平大约有1000英里路程。观察员们坐在骡子的木鞍子上，在1200～1500人左右的共产党士兵的护送下前进。一队人马护送他们走一段路后就有另一队人马接替。沿途的村民为他们提供热水和粥。彼得金上校带着证明其身份的文件，上面称他是美国政府的特别使团的官员，请沿途的军事或民间组织尽可能地予以关照。
当日军就在附近时，观察组就夜间行进，主要是在山里。他们在行进中碰到了无人监管的伪军战俘。他们参观了医院，那里的医疗人员用红丹、大蒜和鸦片治疗有毒瘾的病人，病人需要从医院走两英里去拍X光。观察组考察机场、军事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中国人为他们进行军事演习和操练，并在每一站接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有一次约翰·高林还给主人演示如何使用当地人自制的地雷。观察组见到了民兵，也看到他们埋地雷。他们看到农民买粮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他们经过一些村子时，也看到日军过后的一片狼藉。美国人在所到之处，都有孩子们围观。一天他们碰到一个四处演出的戏班子，他们的行头放在箱子里，驮在骡子上，摇摇欲坠。戏班子里的女人也骑着骡子，一些骡子还驮一只或几只哈巴狗，这些狗看来也是行李的一部分。
在观察组过夜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把门卸下来，放在木架上，上面垫上充气床垫，为旅行者搭起临时的床。有时候中国人会给他们诸如小块的本地丝织品作为礼物。他们有时在村子里的饭馆吃饭，坐在只有六英寸高的小凳子上，吃着放在一英尺高的桌子上的食物。
在这些旅途中，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他们将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一块假石头下，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美国人钻进地道，那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的头。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些小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有一个陷阱是将8英尺的木板横放在一个30英尺深的洞口。如果日本人来了，木板就会被抽开。有时共产党在地道口放一口磨，或是用很重的木头堵住地道口，防止日军进入。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地道的建造就像井一样，最初是以一些新挖的井筒为基础建起来的。当一个井筒的一端向前伸展到另一处时，比如说150米远的地方，地道的一部分就建起来了，它穿过井筒，连接两端。最初的洞就被填满了。因为地道是挖在泥土里的，所以尽管人们挖地道时不用柱子，但地道也很少有坍塌的。地道里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卫生设备。当日军进入一个废弃的村子时，他们总试图找到这些地道。他们一找到地道，就向地道里扔催泪弹和手榴弹。
彼得金一直在阜平这一中共游击队在敌后的总部待到1944年12月28日。他和他的使团成员参观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他们还考察了平汉铁路。日军在这一铁路每三分之一英里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派哨兵把守，监视附近村庄。一次，一个碉堡中的十个日本人试图拦截美国人，但他们快跑逃脱了。幸好他们逃离了，因为捉拿彼得金的通告已经张贴出来，不论死活，悬赏5000美元。
延安生活（5）
在这些旅行中，美国人穿着中式的棉袄。羊皮大衣可以帮他们抵挡大风。陕西省的大部分农民都住在没有家具而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家人睡在炕上。炕是一种泥土或砖砌成的台子，下面有弯曲的暖气管道连通，用来取暖。一个炉子上面放着半圆形铁锅并与炕相连接。家里用锅烧饭做菜。他们的食物仅限于大米和粟米、一些大白菜，有时也有其他蔬菜和一点儿肉。人们通常都吃一瓣瓣的生蒜。
共产党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社区中心，交由它看管。有时一个月只看见孩子一次或两次。每个家庭都有织布机，每人都有一个碗、一双筷子、四到五个盛食物的罐子。家里没有橱柜或是椅子。在冬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将他们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三四件棉衣服，一件套在另一件上。在北方，男人和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大多数人都剪着短发，戴着旧的蓝色棉帽，穿着夹衣和长裤。男人和女人都几乎分辨不出来，有好几次，美国大兵们在梨树园里参加舞会，当他们打断正在跳舞的两个女子后，才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与男士跳舞。北方的女人远离化妆品，但在南方，一支口红可以卖到15美元的价格。南方的女人则穿裙子。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织土布做的。在中国所有地方，农民都从初冬起就穿上土布内衣裤，直到春天才脱下。
〃迪克西使团〃在阜平度过了圣诞节。尽管主人们都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反对所有的宗教，但他们还是待之以礼，为美国人准备了一顿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他们送给彼得金的礼物是熏烤的鸡、土布帽子和围巾、白兰地、一件日本军官大衣和中国人概念中的美国蛋糕。
事实上，共产党人非常细心地对待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很重视它。圣诞前夜，中国人没有忘记送上正式的祝福。1945年的圣诞夜，使团邀请最重要的一些共产党人出席他们的晚宴，并请他们看电影。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尽管这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现存的物品里挑选出来的。1946年的中国新年，伊顿上校收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战区总部努力不忽视这些远离他们的人。魏德迈将军通过信使的飞机送了一棵挂着装饰品的圣诞树和特别的食物，并送给每人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共产党人非常严肃，总是彬彬有礼，和善友好，他们也爱笑和开玩笑。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和他们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与普通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书店老板、工人和农民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从来没有见到过上层统治者们拿着的沉重的黑色手杖。
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一条更直的路。尽管如此，路程仍有600英里，他们直到1945年1月23日才回到延安。大部分人步行，因为骑在骡子上太冷了。旅行回来的人们带了许多礼物和手工制品。其中一件是一枝7。9毫米的步枪，是当地仿造毛瑟枪造的，毛瑟枪在南方被称为〃总司令〃。它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制造的。他们把铁轨放到机床里加工，机床由四五个人在一间〃松鼠笼子〃里拉动，他们要操作一分钟，之后由其他人接替。这样一枝枪的制造总共需要16个人参与进来。
他们带回来的另一种武器叫〃游击队〃，是一种制造得有些像7。9毫米步枪的一发子弹的枪。因为枪经常打不准，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奖励赠给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还有〃碎土豆机〃，一种小的手榴弹，是专门为妇女和儿童使用设计的。
一回到延安，彼得金就写了好几份报告，详细描述他的考察结果。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很多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只需要给一点儿钱就会充当情报员。让彼得金很吃惊的是，共产党可以在离日军封锁线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将铁轨制造成步枪和手枪。在这个地方的考察和以前对国民党的了解之间鲜明的对比也深深打动了他。中国共产党几乎不付钱给它的士兵，这些人可以在闲余时间做其他工作，他们的收入尽管不太多，但足够生存。共产党的制服很不错，他们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他们的官员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
人们痛恨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他们被用绳子绑着，赶到征兵入伍的中心。有时候他们被押在监狱里，防止逃跑。〃迪克西使团〃中没有一个人报道说，他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有人拒绝服兵役。他们也没看到有军官打入伍的士兵的情况，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寻常的事。但有时候，包瑞德有理由怀疑，共产党没将所有的事情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次他和周恩来穿过一个村子时，那个村子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他联想起波特金习惯把凯瑟琳大帝任何时候经过的俄罗斯的村庄都弄得井然有序。
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延安生活（6）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成员参加修筑延安飞机场的义务劳动。前右—为谢伟思。（徐肖冰摄）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