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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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憨 子
致朱正——兼及舒芜《我思，谁在？》朱 健
答朱健朱 正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余世存
平常的沈从文黄永玉
裁书刀下说说毛泽东诗词周泽雄
阅读革命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单世联
异端境界城堡的形象——《城堡》系列评论之一残雪
万千说法告别五千年张远山
哲思漫画瘟疫·远近·忌妒·戒斗王玉北 文 韦尔乔 画
无事生非无耻的好人赵无眠
错读儒林名人之旅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念楼小文学与商钟叔河
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何清涟
“人五人六”篇——答网上李某（附文两篇）邵燕祥
质邵燕祥同志李洪岩
为革命辨诬王思睿 何家栋
纪德的真话与斯大林的悲剧李冰封
厄运、史笔及其他易孟醇
漫画家又是杂家方 成 文 李滨声 画
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外三则）韩羽 文 画
人：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余凤高
大不列颠——荣否？辱否？杨德庆
莎乐美——一个非凡的女性徐 菲
画戏话戏——关汉卿东 水 文 马 得 画
收藏趣事——瓷鸡一对田 原 文画
读
书
书屋絮语
？ 憨 子
新世纪的开场锣鼓敲起来了。尽管锣声鼓点不甚齐整，但热闹还是蛮热闹的。诺查·丹玛斯那可恶的预言终于未能兑现，一种世纪末的隐忧似乎消退了。大伙儿幸运地挤过了新世纪的门槛，不“闹猛”一阵子，岂不憋得慌？
不过还是有些人不喜欢赶热闹场合的。譬如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喜欢读书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渴望着闹中“取”静——当然，甚嚣尘上的外界环境能不能使人真正静下来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以为这种所谓的闹中取静，不应单单理解为读书人对外界的种种诱惑不为所动，更不应理解为对外界的世态人情漠不关心。它的进一层意思应当是在喧嚣和闹猛的时代中尽可能保持读书人一种冷静的观察和冷峻的思考。换言之，闹中所取之“静”，不仅是取环境的“静”，更是取心境的“静”。
这样瞑思默想之际，凑巧有位喜好书法的朋友忙中偷闲来家小坐，便想请他抽空写一条幅，即“闹中取静”。自以为看上去平常不过的一句话，细想倒含意颇深。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朋友满口答应了。
几日后，朋友果然送来了他写好的字。我忙不迭展开一看，似有哪里不太对劲。再一看，却原来“闹中取静”被写成了“闹中静取”。仅易一字，虽无高下之分，其意却失之远矣。取“静”者无所为，静“取”者有所为，这也许就是我和我那位朋友之间在“取”向上的差异罢。我欲“取静”，他欲“静取”，人各有志，岂能强求？
然而，我这位朋友的书法和人品实在是好。尽管他是宦海中人。
昭明太子读书台
位于江苏常熟市区旁的虞山东南麓。系南朝梁代萧统（501—531年）读书著述之处。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生于襄阳（今湖北襄樊），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氏。为梁太子，因夭折未继位，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自幼聪明好学，喜爱文学。传说三岁时受学《孝经》和《论语》，五岁时已遍读《诗》《书》《易》《礼》和《春秋》。当时东宫内库有数万卷藏书，因此得以博览群书，尤喜读陶渊明诗文，并为其纂集并制序。他说：“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史载其“读书数行而下，过目皆忆”。又性喜招才引贤，游览山水，曾主持编纂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三十卷，后世传有“《文选》熟，秀才半”之谚。在江苏镇江招隐山、浙江桐乡乌镇、安徽桐城鳌峰山、湖北襄阳等地，都留有昭明太子读书或编纂《文选》的名胜古迹。
现存常熟的昭明太子读书台遗址之上，有一座飞檐挑角的长方形古亭。明清之际诗人吴伟业曾经到此游览，并留下了“长留千岁鹤，声远读书台”之句。如今亭壁上嵌有《读书台铭》《重建读书台亭记》，以及萧统像刻石和清人草书“读书台”碑等。亭中有石桌一座，旁设石凳。
致朱正——兼及舒芜《我思，谁在？》
？ 朱 健
朱正兄：
得见足下编选舒芜先生旧文新集，可惜老朽日甚，无力读这二十多万字的文章了。只是翻翻目录，大多似曾相识，稍稍浏览篇次，略为知其由来而已。我于舒芜先生无一字一面之交，没多少话要说。倒是你写的序言，有几句可成话题。比如足下以编辑里手、选家慧识、史笔直书，定位舒芜为思想史、思想斗争史“不得不遇到”之历史人物，诚然，信然，不刊之言。这似乎可以说明，你受病中舒芜“全权”委托，为其编定这本旧文新集，并非完全由于对舒先生其人其文情有独钟，而定意在为思想史、思想斗争史保存几片活鲜“化石”。为人作嫁，颇有辛苦，霑益后人，善莫大焉。
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书中几篇四十年代的文章，特别是那篇《论主观》。一九四五年初，此文在重庆出版的《希望》第一期上刊发，余也有幸，有一首诗忝附骥尾，故对此宏文印象特深。胡风在编后记中称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请读者“无情地参与讨论”。事隔半个世纪，前年有位三十几岁的青年学人万同林，把《论主观》发表前前后后在重庆以及延安、香港“左翼文化界”内掀起的轩然大波，概括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殉道者》一书中，写成《独树一帜——置诸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专章。你的“不得不遇到”之说，便有了佐证。万同林如是说：
胡风把《论主观》所提问题看得如此之重，虽然后来他自己解释为了响应延安的思想整风，但是与他和陈家康、乔冠华等计议要推动一个思想运动同样有关。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思想启蒙，就是反对“用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为此，乔冠华还亲自动手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惜乎后来《希望》停刊未能发表，“运动”更未能“推动”。（《殉道者》，89页）
一个青年人对半个多世纪前“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发出“惜乎”的嗟叹，启人深思：他大概不只是在替“古人”担忧，更多是在为“今人”感慨吧。尽管今日看来《论主观》一文，在理论形态上乏善可陈，黄药眠当时以《约瑟夫的外套》为题大张挞伐。约瑟夫者，斯大林也；不论公理婆理，“外套”终为事实。剥去“外套”见本相本色，则是呼唤“个性解放”的一声呐喊。这类“呐喊”，似乎今日仍未进入主流话语，带有异端气味。这就无怪万同林式的青年人吁嗟叹息了。我之所以称其为活鲜“化石”，意即在此。而你从尘封积垢中披检出世，当然是善莫大焉了。
然则，惜乎！足下为善未终，我已当面质疑：为何不收选《致路翎的公开信》？你快人快语称“不喜欢”。真话实情，意在高洁。但既然从史着眼已“无法回避”，就无可奈何，即令不喜欢，也应选入。不选，这位历史人物只有《论主观》的“正面形象”便非“全貌”了。况且，九十年代初之舒芜对于路翎，据《路翎：未完成的天才》的作者朱珩青说，仍然“佩服得五体投地”。朱女士一九九一年八月采访过方管即舒芜，书中引用舒芜的话，说：
路翎风度潇洒、聪明，可说是才华盖世。他领悟快，吸收快，看书也快，说起话来很机智，非常能说。没说的，我甚至要怀疑大家都认定的真理了：写作要有生活。可是路翎在《财主的儿女们》里写的蒋纯祖教小学那一大部分，就没有生活。仅仅是我跟他讲述的……路翎没教过书，但他却能将教书的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路翎：未完成的天才》，46页）
还可以引用舒芜一九九六年自己的一段文字，说明他与路翎当年情投意合，莫逆于心。讲的是《论主观》之写作如何得到路翎启发：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路翎已经住在我家。我们朝夕谈论共同关心激动的文化文艺问题。有一天，我们又在“左道楼”上凭栏纵谈，路翎忽然神情郑重地问我：“你说，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我回答不出，回问他。他明确肯定地说：“需要个性解放。”他这一句话，像一滴显影定影药水，一下子把我们谈论过很多而模糊不清的一切，显现为一幅清楚的画面，又像一个箭头，一下子指出了中心之点，从而使一切条理可以梳寻。我想来想去，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需要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而从哲学上来说，最与个性解放相对应的范畴，我以为就是“主观”，于是我写《论主观》。（《回归“五四”》后序，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2期》）
“哲学”事大，不敢置喙。从舒芜这段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我读出的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历史画面。重庆寒冬，大雾弥天，两个二十岁的青年人，长夜难眠，清谈娓娓，互为肝胆，心灵撞击，电光石火，星花灿烂，一时瑜亮，堪称“双璧”。本应是人间佳话，千古美谈。不料十年之后，改天换地，时风鼓荡，草偃木折，其中一位，抉心自食，滴血之箭，以此射彼，昭告天下，各行其是。于是，“把美破坏给人看”的悲剧大幕由此拉开。题名《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样的文字当然弥足珍贵，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史之为鉴，取其大者，个人的是非恩怨、私德隐情，倒是次要的了。有见于此，索性再抄一段别人的文字吧：
我作为一名与舒芜先生已有将近两年的交往，并正在从事相关阶段的文学史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的后学……通过自己微末的工作，将历史当事人的活动痕迹尽可能真实全面地留存下来，传递下去，使后人的后人代代相续，铭记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可遗忘、无从抹煞的故事和事端，并以一种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参照比较各种相关材料，从中求取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两句引号中的话，出自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又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贾植芳先生的再传弟子张业松君。他编辑了一本《路翎印象》，这是他在编选小序中的一段话。难得的是这位年轻人竟想到了他们“后人的后人”和以“恩怨无及于身的清明理性”自期，所以，他“决定将舒芜先生的一篇早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收入本书”，用意之一是“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仁心仁求，其意也深。他为此甚至“全盘推翻了本书原来的编选构型，决定另起炉灶，最后出现了现在的不编之编的面目”。不编之编好！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排定了清样之后终究还是撤了下来”。为此，张业松在简短的编者附言中又表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了”。同此遗憾，我才不避唐突，当面向你质疑的。如果你强忍“不喜欢”，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也就多一份“不编之编”的珍贵文献了。
你的“不喜欢”，还牵累了舒芜自拟的书名《我思，谁在？》有刁钻古怪、文不对题之嫌：明明是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到八九十年代种种话题，均体现了舒先生“我思故我在”的一以贯之，何来近乎失落自我的“谁在？”一问？比起自我定位的那个《回归“五四”》书名，益发令人不着头脑。设或收了《公开信》，“谁在”一问，便如张业松所言：“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你为善而有终，更是善莫大焉了。我不知道《我思，谁在？》与《回归“五四”》两本书关系如何，也许《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已自行收入《回归“五四”》——但愿如此，但愿我这封信只是连篇废话。
昨日我在电话中对你说，此信还有个尾巴，建议你承“两家争鸣”扛鼎之力，上溯一九四九年以前“左翼文化界”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群体（包括舒芜），梳理其思想脉络、嬗变轨迹，为“两家争鸣”中的“钦定”右派而你正名是实为“左派”的人物，清理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精神谱系——要说很多话，这里且点到为止，以后再专函求教。
谊在旧雨，言尚无忌，诸希谅察。顺颂阁第清吉！
答朱健
？ 朱 正
朱健兄：
来信对舒芜的《我思，谁在？》一书的编选工作及其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作为编选者，想作一点说明。
《我思，谁在？》一书，是我和秦颖兄策刊（或曰主编？或曰操办？）的“思想者文库”中的一本。作者在接受我们的约稿的时候提出，要请我来编选并作序。我在序言里已经说明了我“作为编选者”的身份的。因此，对于书中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如果有什么要批评的，那都是作者的事。至于编选中要是有不恰当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其实，你并没有对编选工作提许多意见，并没有提出书中哪一篇是不必收入或者不应收入的，只批评了没有收入《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件事。为什么不收这一篇呢？我说过，我不喜欢这一篇。我编书，只选我喜欢的，不选我不喜欢的，这恐怕是很自然的事情。再说，正如文库存每一本前面“编者的话”中说的，“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而这一本，是第一批推出的六种文字数最多的一本，超过三十万了，无法再增加了。就是文库中的其他几本，也不能够一册包罗了其作者所有重要的代表作的。
据我看来，你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并不是因为少收了一篇文章，而是因为少收的这一篇正好反映了他的那个重大的过错。不收这一篇，岂不是在美化作者，蒙哄读者吗。我想，不但我没有这个意思，舒芜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证据就是他自己编的《回归五四》一书，其中就收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第二七六页至第三一一页），可见他并没有想要隐瞒这些。
对于舒芜其人，特别是对于他在胡风冤案中的责任，我已经在《我思，谁在？》序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看法。是的，这件事他是错了，是错得很厉害。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时光又不能倒流，生活又不能重来一次。认了错还不行，你要他怎么办呢？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人物，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可谓多矣。为什么对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犯的错误，可以实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向前看，不让重提，而对于无拳无勇的一介书生，犯了错误，就要死死咬住，决不松口呢？我们把已经用在大人物身上的向前看的原则也多少用一点到舒芜身上，行不行呢？
这些话，我以为并不是因为私交，而是一种历史的公正态度。而且，因为有了这些看法而拒绝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未必不是一种损失。
我不敢请求你赞同这些意见。我还是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专此布覆，顺颂文安
朱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记＇ 因为《书屋》编辑说要将此信刊出，我请求他将《我思，谁在？》序言作为附录同时刊出，以便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