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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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下的头颅却刺秦未成之时，此后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于是秦王嬴政借用“黄帝”之名，成了“皇帝”。秦始皇重新建立一统，但不是天人一统，而是由人一统天下。秦始皇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人的上帝就死了，从此中国进入没有头脑只有胸膛的刑天（《山海经》“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狂舞干戚的时代。
　　秦始皇的胸膛拍得够响，也把奴役人民的鞭子拍得够响（贾谊《过秦论》“执敲扑以鞭宇内”），但只在“宇内”拍得响。而这个“宇内”，被他用长城圈了起来。
　　汉承秦制，依然没有头脑，但胸膛拍得更响。至今中国人拍起胸膛来，还是骄傲地自称“汉人”、“汉子”、“好汉”。一个没头脑的流氓，胸膛是有的。他在街头拍起胸膛来，没头脑的人都是害怕的。无论是秦始皇、汉高祖还是他的手下败将项羽，都是只有胸膛没有头脑的政治流氓。只要是拍胸膛，都是流氓，不管他是在街头还是在庙堂。王道是要有头脑的，但霸道不需要头脑，只需要胸膛。孟轲虽然主张王道，但他拍胸膛的腔调，完全像一个文化流氓，儒学就是被他拍胸膛拍成僵化的正统思想的。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皇帝，其最高境界就是霸道。霸道越成功，没头脑的臣民，就越是称颂王道。秦以后的中国百姓，其最高境界也是霸道。民间正确地称之为“地头蛇”（以便与庙堂上的真龙对称），或者直接叫他“恶霸”（当然是在背后）。当这些恶霸跟官府捣蛋的时候，就被称为“侠客”。
　　西汉是最有胸膛的时代，气魄极盛。汉武帝是中国最有胸膛的一个皇帝。他的胸膛拍得响，他的臣子也拍得响，卫青、霍去病、班超、张骞的拍胸膛声，至今还听得到。但霍去病墓前的那几只石猪石羊，一看就知道是没头脑的人雕刻的，比秦始皇兵马俑不知差多少──那是秦始皇时代最后遗留的优秀头脑雕刻的。当时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没头脑的汉武帝阉割了下半身。也正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最没头脑的思孟学派的儒学，使此后两千年里最优秀的中国头脑因为读儒书而变得毫无头脑。至于汉大赋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有头脑的人写的吗？“洛阳纸贵”，只说明全体都没头脑。
　　一个失去头脑的民族，当然是由胸膛以下的腹部代替头脑，肠胃的蠕动代替了头脑的活跃，于是孔子之前的愚昧巫风重新大炽。这从与汉武帝同时并且同样没头脑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开始了，到东汉，谶纬巫蛊之风臻于极盛。董仲舒是连唐代那个没什么头脑的韩愈也看不上的，韩愈宣布跳过他而直接承续先秦最没头脑的孟子的“道统”。巫术是比有头脑的宗教远为低劣的信仰代用品，与其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还不如说巫风是头脑的毒品。世上最没头脑最接近巫术的宗教，就数汉代的道教了。道教与先秦最有头脑的道家毫无关系，但被没头脑的人混为一谈。
　　既然士大夫的头脑被儒学淤泥堵死，人民的头脑被巫术迷信堵死，中原文明的优势自然就不复存在。在三国魏晋时代的胸膛气魄最后回光返照之后，很快就是五胡横扫北中国。在此时期，中国人继失去头脑之后，连胸膛也气喘吁吁。整个六朝除了一个陶渊明，没有任何头脑。诸葛亮与关羽、张飞一样是拍胸膛的人，他的名文《前后出师表》根本不能卒读，倒是当时最有气魄的曹操父子留下了千古名篇。但陶渊明的头脑仅用于逃避那个没头脑的时代，而不可能给整个时代重新充电。虽然他也唱过两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连西汉的刑天式胸膛也已不复存在。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他，只能“悠然见南山”地独自去天人合一了。从他的祖父陶侃为了不用脑，而每天把陶瓮搬进搬出，你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由于失去了头脑的精神理想和胸膛的世俗理想，六朝人只剩下最世俗的肠胃。但一味满足肠胃，迟早要肠胃功能紊乱，于是不得不服药，服五石散，求长生；不得不吃斋念佛，乞求往生极乐。佛教的信仰，在无神论的中国，只能沦为与道教一样的巫术迷信。
　　由于整个唐以前，属于中国文明的上升期，也就是历史的上半身，所以唐以前的中国文化，也仅仅停滞在腰线以上。荒淫的隋炀帝受尽千古骂名，但他以惊人气魄开凿的大运河比秦始皇的长城远为功德无量，并且为唐代的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下半身在唐以前还没有过分活跃，至少是还没有活跃到导致上半身彻底半身不遂。但是，下半身的房中术和还精补脑已经开始有了星星之火。
　　至唐代，没头脑的胡人的粗砺胸膛与先失头脑（秦）、后失胸膛（六朝）的汉人一结合，终于生出一个强悍的杂种，这一胡汉结合的胸膛开拓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广阔胸膛中那颗跳动的心脏，产生了辉煌的唐诗。唐诗足以代表中国之心，但唐诗同样是没头脑的，唐诗中找不到任何先秦没有的新思想。倒不如说，唐诗是对中国文明走向脑死亡这一重大悲剧的深情哀悼，是一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易水之歌。然而悲壮的易水之歌被胡人安禄山的渔阳鼙鼓打断，此后的宋词、元曲，只是心力衰竭后的长长呜咽──作为宋词之祖的李白《菩萨蛮》为之定了基调：“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中经如同天鹅之歌的开元盛世），女主武则天（624－705，颁伪佛经《大云经》，制造弥勒佛“为化众生，现受女主”的舆论，于690年践帝位）、禅宗和尚惠能（638－713，《六祖坛经》在安史之乱后由“七祖”神会编纂成书，神会“南宗革命”推翻北宗后，惠能被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胡人安禄山（？－757）这三个划时代的“非主流”人物，把唐代划开，也把中国历史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划开，也不妨说是剖腹或腰斩。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于696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来形容这一历史分水岭，真是再恰当不过。安史之乱后日益兴盛的禅宗告诉中国人，不识字更好，人根本不需要头脑。表彰禅宗的武则天（700年召“北宗”神秀入京，封国师。神秀706年死后被唐中宗谥为“大通禅师”）告诉曾经有过胸膛的汉子们，女人也可以做皇帝，男人也可充入后宫。从此中国汉子们在早已彻底失去头脑以后，进一步彻底失去了胸膛。在没有胸膛的胸腔中是否有心脏，就只有天晓得了。
　　捉弄人的是，从孔子诞生（前552）到武则天登基（690）和安史之乱（755），是一千二百多年；从武则天登基、安史之乱到辛亥革命（1911）推翻帝制、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1919），也是一千二百多年。中国文明史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上半时、下半时），时间上大致是对称的。而按五千年文化史来算，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孔子诞生的文明史前期，约两千五百年。从孔子诞生到公元后两千年，也约两千五百年。也就是说，所谓“上下五千年”，似乎真是上下各半。
　　下篇下半身和下半时
　　进入文明下半身和历史下半时的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精魂、胸膛的阳刚之气再也没有复元，于是永远没有头脑但永远有胸膛的胡人比六朝时更进一步地长驱直入。从五代至两宋，辽、金、西夏的塞北刑天们都视中原如无人之境。苟延残喘的宋人只有在西湖之畔，夜夜笙歌地醉生梦死，放任腰际上下的食色大欲了。
　　如果皇帝大拍胸膛，比如汉武帝，那么臣民也有胸膛可拍，乃至书生如班超之辈可以投笔从戎。然而到了南宋，皇帝没有胸膛，辛弃疾辈虽有胸膛也拍不响，只能“把栏杆拍遍”。所有的书生，除了苦读旨在消灭头脑的朱熹版四书五经外，惟一的功课就是参禅，参那个不识字也没头脑的惠能的禅学闷葫芦。唐以后最优秀的头脑苏轼，除了“遥想公瑾当年”，也只有“姑妄谈鬼”了。但他却与远比司马迁没头脑的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与《史记》不可同日而语）合伙，跟远比自己头脑优秀得多（在整个中国史上都算得上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的王安石作对，使他重振胸膛（作为儒生，他不可能设想恢复头脑的尊严）的计划归于流产，终于“人生失意无南北”。肠胃时代的宋词，当然是令人肝肠寸断的。奉旨填词的柳永唱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然而元代以前，中国文明的总体水位毕竟没有完全落到腰部以下，而只是在腰线上下徘徊。蒙古人的铁骑使中国人最后一点拍胸膛的气魄也丧失殆尽。本该用头脑挣饭吃的儒生，在“九儒十丐”的天条下彻底丧失了尊严。元代最有胸膛的关汉卿，拍着胸膛夸耀的只是腰部以下的力量，自称是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元曲的最高成就《西厢记》，却在出世的佛寺中演出腰部以下的俗世喜剧。而时代的绝唱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朝以后，就到了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朝代，奇怪的是它竟自诩为与日月争辉的“明朝”。这个朝代的特点，就是从对腰部以上的食欲的满足，彻底转向对腰部以下的色欲的放纵。腰际这一条楚河汉界，是不能轻易越过的，一旦越过，就如过河卒再也无法回头。一个人可以下半身不遂，他还保有人类不可或缺的头脑和胸膛。一个有尊严的下半身不遂的人，依然是可杀不可辱的大丈夫。但一个人如果上半身不遂而下半身活跃，那就与禽兽差不多了。不幸的是，明朝正是这样一个下半身高度活跃的朝代。
　　首先，这个朝代是由下半身残缺但完全没有头脑和胸膛的太监主宰的朝代。其次，这是一个其最优秀的头脑居然致力于撰写《金瓶梅》和《肉蒲团》的朝代。胯部时代的明清小说，读了自然令人胯下蠢蠢欲动。明朝是士大夫受控制最严厉的朝代，由于政治上无可为，文化上完全失去活力，士子们既然不能用胸膛在战场上厮杀，只能用胯部在床笫上采战了。既然他们的手已没有上半身的胸膛可拍，就只有把玩女人下半身最底部的“三寸金莲”了。当然，床笫上的战士没忘了号称“采阴补阳”和“返精补脑”。真不知道毫无阳刚的精神太监，还补什么阳？毫无头脑的思想奴隶，还补什么脑？一泄千里的西门庆，当然要大把大把地吞吃禅僧给他的壮阳药和各种补药。大概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药房主要不是卖治病的药，而是卖滋阴壮阳的“十全大补膏”了。
　　明代的帝王根本不再需要臣民贡献腰际以上的头脑和胸膛，于是再次修起了长城，而且修得远比秦长城坚固得多。作为下半身活跃的最大证据，明代帝王只需要臣民提供腰线以下的屁股和膝盖。所以，明朝除了是西门庆的“驴行货”和未央生的“狗行货”的时代，也是打屁股（廷杖）的时代，更是充分使用膝盖（下跪）的时代。总之，明朝作为上半身彻底被废的传统文化的最后尾声，发挥的全是下半身的功能。由于雄性激素严重缺乏，整个明代没有出产一篇雄文──也许只有张岱的“舟中人两三粒”算是时代最强音了。
　　至于清朝，那已经不是汉文化的时代，而是汉文化的木乃伊时代，是借满族的“以汉治汉”政策而还魂诈尸的时代。清初的所谓“太平盛世”，只是传统文化等待埋葬前的“太平间”。乾嘉巨子只是在为文化遗体做入殓前的整容化妆而已。在更为严酷的异族统治下，中国人连西门庆式色厉内荏的下盘功夫也没有了，只剩下贾宝玉式的“意淫”。中国人只能下作兮兮充满绮念地神游“太虚幻境”了。
　　很显然，中国文化急需脱胎换骨，急需新的头脑和新的胸膛，于是西方的头脑适逢其时地来了。但西方人不仅有头脑，更有胸膛，他们到中原大地上把胸膛拍得山响。一部分不甘心被铁屋关死的中国人，虽然暂时还没有强健的胸膛，但开始向西方的头脑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重新获得了胸膛。因为真正有头脑的人，一定是有胸膛的，只是未必像仅有胸膛的流氓拍得那么响。重新获得头脑的中国人，终于成了有胸膛的革命党。革命党结束了早已成为僵尸的帝王时代和传统文化。于是历史走到了我们即将与之告别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衰极复振然而前途未卜的痛苦蜕变期。
　　二十世纪是一个浓缩的世纪。说它浓缩，一是上下半时都开办过西方文化的速成班，然而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精神食粮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并且主要停留于肠胃，而没有真正改良头脑。二是它同样具体而微地、依时间顺序而逐级走过了五个文化层次。
　　第一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头脑时代。当时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头脑里主要是西方思想。随后的三个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时代。先是军阀们像大猩猩一样互相比赛谁的胸膛拍得响，随后是国共两党比拚谁的胸膛拍得更响。这一比拚尚未分出胜负，日本人加塞进来，以他们的胸膛来与中国人的胸膛比拚，妄图上演蛇吞象的奇迹。然而由于头脑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没头脑时代有一句谚语“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在没头脑时代，中国人就靠这些谚语代替思考了──更有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专门等着他们。于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毕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赶走。随后，比国民党远为更有头脑的共产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毛泽东唱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下半时（但暂时没到下半身）的最初三个十年（五、六、七十年代），是气魄极盛的毛泽东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进入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惟一被奉为正统的西方思想。于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来”的全体中国人，都跟着领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怀全球。公允地说，这是自唐以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时代，然而代价太大了──除了胸膛，头脑和肠胃都被漠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饿着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响，至少拍不出汉唐气象。于是开始低调，进入八十年代的肠胃时代，目的是吃饱肚子后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虑头脑。因为历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惯性，从上半身越过腰际的楚河汉界进入下半身不容易，反过来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历史的巨大惯性表现为，在八十年代初步满足肠胃之后，不仅没有向胸膛（和头脑）方向发展，反而是依惯性向腰线以下发展。也就是说，由肠胃领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费喝酒，“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然后“饱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压轴大戏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费嫖娼，“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化的巨大惯性表现为，不仅帝王时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依然有没头脑的人替它招魂，而且当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也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上空盘旋，两者都阻碍中国人的头脑得到真正的自由。由于在政治上无可为，上半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