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P。121）“这些人愈加无能，斯大林就更可以依靠他们的附和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只依靠恩宠得来的。不用说，他们都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拥护者。替斯大林的幸运服务，同时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利益。”（P。108）这样，与封建的皇权制度毫无二致的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然只可能暗淡无光，生机全无。尽管牛皮吹得天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阴晦、灰暗的色彩。
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列宁的防止官吏变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履行过。”（P。109）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标榜这个制度如此先进，这般完美，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至于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如何对政治上的异见者的残酷镇压（纪德说：“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见P。120）如何鼓励卑鄙的告密者（乃至“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见P。98），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在这个社会中，“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阿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P。99）书中附录部分，收了政治上的异见者、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基洛夫暗杀案发生后的大逮捕中逃离苏联的鲁朵尔夫等人的信件，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苏联人民在物资上的匮乏；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专制；这使纪德十分失望。当时，他作为法共党员、共产主义者（爱伦堡在“解冻”时期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还承认纪德在三十年代中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此书的最后，深情地写道：“苏联……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我们若不容许这一切希望落空的话，则应寄托之于其他地方。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从你转移开去，光荣的和痛苦的俄罗斯！假如当初你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可惜！——你就显示我们：一种革命能陷落于何种沙地之中。”（P。123）这话说得多么沉痛！而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话又显得有多么深刻的预见性！
四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应该启发我们思考些什么呢？对于一个出现过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错误的国度，对于出现过从刘少奇、彭德怀……直到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数不清的冤案的国度，这两本书的重版，应该让这个国度的人们作些什么深层次的思考呢？
苏联是彻底崩溃了。有朝一日，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重新兴起之时，我坚信，它也决不会是苏联已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已经形成的那种模式。所以，我们当今的改革，就是应该摒弃斯大林模式带给我们的一切谬误、荒唐和痛苦，努力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长沙
厄运、史笔及其他
？ 易孟醇
杜甫有两句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千古宏文伟著，很多是作者在困窘失意中完成的，似乎文章的成就，与命运的显达恰好成反比，故曰“憎”；魑魅这种山鬼，好在别人失误时，伺机食人，故曰“喜”。杜甫的诗写在《天末怀李白》中，时在乾元二年（759）。李白曾一度得到唐玄宗的器识，被召入京城当了个供奉翰林，但没有任何实职，不过在宴前鞍后充当皇帝的一个点缀“太平盛世”的文学“俳优”。这个没有奴颜媚骨，“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李白，自然愤愤然拂袖而去，隐居庐山。谁知不久发生安史之乱，永王李璘率军出战。这位满怀扫清胡虏、收复两京的壮志的李白，又应邀当了永王的幕僚。又谁知，李璘与他的哥哥肃宗李亨有争夺帝位的矛盾，李白不自觉地转入了这场皇权斗争。李璘兵败后，李白也被捕入狱，流放夜郎。杜甫当时远在秦州，听此消息，怀念友人，因而抒发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样深沉的愤慨。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要求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家的传记，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就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要编印的小册子后来是否编印出来了，他要求看到的结论是否有误，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的两句话，曾经很有影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显然不能说得太绝对，高贵者中也有不少聪明人，也有不少在各方面很有成就的人。然而，事实往往如此：高贵者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躺在现成的沙发上，不想多前进几步；而卑贱者被地位所迫，更接近生活，更接近底层人民，因而更容易接受事理。俗话说：“逼出来的。”卑贱的地位“逼”得他们动脑子，“逼”得他们勤奋，“逼”得他们去创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命运不显达的文人被“逼”出来的文章，更具现实性、人民性、战斗性，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司马迁有段对历史回顾的话，可说是“文章憎命达”的最好注脚：“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他一连举了八个例子，从周文王到韩非，没有一个不是命苦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厄运中著书立说，成为大文章家的。再说国外，高尔基当学徒、更夫、码头工、铁路工人的苦难生活，为他完成《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准备了最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巴尔札克是在债台高筑、生活飘零中完成脍炙人口的《人间喜剧》的；……这类人所共知的例子，不胜枚举。“文章憎命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曾说过，历史上没有几个大文豪出身于状元。这是符合史实的。
近年来，我因注译《后汉书》，翻阅作者范晔的生平，知其际遇几乎与司马迁相同，甚至比他更惨。司马迁是创纪传体史书的始祖，而他正是在遭为李陵辩护之祸，囚蚕室，被腐刑，悲苦怛悼，无以仰首伸眉的情况下，完成《史记》这部大著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诉说衷情，一唱三叹，迴肠荡气，足令后世读者涕泪泗流。而纪传体史书的后继者范晔，命运更悲苦。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官至尚书吏部郎，也算一度仕途通达。岂料，元嘉元年（424），在彭城王刘义康之妃死后，他仅因酣饮而被贬为宣城太守！他曾是刘义康部下的冠军参军，主子叫他翻的这个大筋斗，使他更清醒了世道人事，从而开始撰著《后汉书》。他雄心勃勃，“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又曾如此自诩：所作史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然而，命运竟如此捉弄他：他因官贬命厄而著史，又因被诬处死而停笔！元嘉二十二年（446），有人告发他与人合伙谋立刘义康为帝。可怜，贬他官的，是这个刘义康；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还是这个刘义康；确确实实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我曾思索过，为什么忧患出文豪？这个答案，恐怕一言难尽。《太史公自序》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也算一说。通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阐明自己对世道人事的见解，要把这些见解付诸实践。当一个人道路坎坷、内心郁结的时候，常常引发多思、深思；多思、深思的结果，又常常产生不得不表达的强烈欲望。对着空谷大江高喊几声，对着桌椅什物猛击几拳……是某些人郁结发泄的方式。如果是文人，便会不同，他们把郁结深思的结果，或发为诗文，直抒心臆，或追述往事，撰为史著，寄意于史事的选择与编写之中。司马迁、范晔等史学家正是后一种人。范晔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这正是司马迁、范晔等人撰史立说的初衷。所以，《史记》《后汉书》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说难》《孤愤》等一样，统统属于“发愤之作”。
属“发愤之作”的史书，往往大大超过那些御用文人的“官修”史书，这是不可置辩的铁案。官修史书，不得不秉承主子的意图，不敢越雷池一步，为尊者讳，循尊者之情，因而常常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或者只说坏的不说好的，甚至黑白颠倒，心中有话，笔不敢下。这样，焉能写出信史？这种不真实或不够真实的、不能取信于人的历史书，要之何益？而那些“发愤之作”则不同。他们在撰写中“追往事”、“思来者”，把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憧憬，全部倾注于对历史的叙述中，换句话，他们“述往事”的目的是“思来者”，即所谓鉴古以知今。史学和史学家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史鉴”二字上。
为了“来者”，司马迁声言要“通古今之变”，范晔则声言要“正一代得失”。因此，千古以来，司马迁、范晔的史识长为后来人肃然起敬，视之为撰史的圭臬。
写史，能不能做到“正一代得失”，多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敢不敢去“正一代得失”，则是史德和史识问题。生活在封建皇权时代的司马迁，既如实地记录了还活着的汉武帝开疆拓地的武功，也勇敢地揭露了这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掌握自己命运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假面具（见《汲郑列传》）。他还指责汉武帝多用酷吏，严刑峻法，不少大臣死在他的手下。范晔的笔锋更是直指显赫一时、权势逼人的后党、外戚和宦官。他效法《史》《汉》的体例，却特增《皇后纪》，勇敢地批评皇后们常常“割断重器”，独揽皇权，又批评她们任人惟私，“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他批评不少外戚“贪孩童（指幼龄皇帝）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他还新增《宦者列传》，指出这些阉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舞文巧态，作惠作威”，以致“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汉之纲纪大乱”！可见，范晔的史笔，大有模扫污秽、匡扶天下之势。
中国史家历来有大义凛然、直言不讳、强调“实录”、不文过、不虚美的传统美德。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史学节操，可以忍受一切屈辱，甚至不惜生命。《左传》载，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扰乱齐政，杀死了齐庄公，太史立即把他的罪行刻在竹简上：“崔杼弑其君。”崔杼倚仗权势，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刻写，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着刻，又被杀了；第三个弟弟继续刻，崔杼执扭不过，只得放过了他。《左传》又载，晋灵公无道，臣子赵盾屡谏不听，自己且有被杀的危险，便逃走了，但他的家人却反过来把晋灵公杀了。太史董狐立即直书道：“赵盾杀其君。”这里不采用下杀上称“弑”这个严格的用词规矩，而用“杀”，表示晋灵公确是无道。到宋朝，文天祥作《正气歌》，列举自古以来具有浩然正气的十个事例，其中就包括上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热烈歌颂他们的磅礴正气，凛烈万古，横贯日月。有了这种正气，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史学大家。齐太史、董狐、司马迁、范晔，……等等，文天祥称他们为“典型”，为“哲人”，他们都有悲惨的人生，甚至死后还会发出“苍天曷有极”的哀叹。然而，正是坎坷的际遇，才练出了他们手中的如椽史笔！
（《后汉书今注今译》上、中、下册，章惠康、易孟醇主编，岳麓书社出版，定价260元）
漫画家又是杂家
？ 方 成 文 李滨声 画
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外三则）
？ 韩羽 文 画
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浏览《中国剧目辞典》，《淝水之战》赫然入目。睹影而知竿，可想见风樯阵马之概：苻坚大军，丢盔弃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东晋劲旅，天堑飞渡，崩浪奔雷，追亡逐北。戏台上最光耀人目者当数谢安、谢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千钧一发，力挽狂澜，真真傲睨一世也。
忽地想起两本书，一是《世说新语》，一是《晋书》。
《世说新语》：“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怎地了？本应“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竟“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再看《晋书》：“既罢（棋），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原来谢太傅是弄玄虚，在做戏，这一回是做给围棋的客看的。《世说新语》的作者被他瞒过了。
戏方唱罢又登场，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闲话《盗御马》
聂公绀弩曾为拙画《盗御马》题诗，其中有一句“小盗盗御马”。将八面威风的大寨主窦尔敦呼之为“小盗”，虽不无调侃意味，却也一语破的。一个盗马贼，非小盗而何？
剧中另一人物朱光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盗马，我盗你的钩。应合了那句古语，“窃钩者诛”的“窃钩者”。一出《连环套》，你偷我，我偷你，偷得煞是好看。
小说《血与铁》中有一则故事：两个强盗经过一个绞架。其中一个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绞架就好了，我们这个职业就稳稳当当，不用再担心受怕。”另一个强盗却说：“傻瓜，绞架有恩于我们，如果没有绞架，我们就不会这么小心翼翼精心行动。而且人人都会来干这行勾当，我们这个生意不就砸了吗？”
显然第二个强盗比第一个强盗动起脑筋更会转弯儿，却又终未脱去小盗气。如果他再来上一句：“偷了这绞架”，岂不“更上一层楼”。不闻《庄子》议论田成子：“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成语当谜语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后更有弹雀者。打一戏曲名。”
“《哭祖庙》。”
“何以解之？”
“蝉——刘禅。螳螂——邓艾。黄雀——钟会。弹雀者——司马昭。”
人：大宇宙中的小宇宙
？ 余凤高
现代天文学已经查明，星球与我们人类之间的距离是以几万、甚至几亿光年来计算的。还在不久之前，如果有人声称，说人类的命运与这些遥远的星球有关，定会受到耻笑。但是，古代的人却绝对相信这一点，最新的科学似乎也可以证明两者有一定关系。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阿尔克迈翁在他的著作中就写到过，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影，人体是世界构造的反映。稍后，公元前三世纪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也坚信这一点，说是由于上帝的激活，才使宇宙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并控制着人类的命运；他们相信整个世界都由一个绝对力量统治着，这力量就是太阳，因为太阳是大宇宙的器官，有如心脏是人这个小宇宙的器官和统治力量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