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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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其实与毛泽东未见得有何亏损。私意以为，格律究属小学，其法也未见得多么深奥，若肯下一点功夫，以毛泽东的资质，知晓近体诗的格律，诚非难事。但知道格律是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自如，不为格律所缚，又是另一回事，那不仅需要大量阅读（毛泽东具备这个条件），更需要反复实践（毛泽东不具备这个条件）。若仅仅满足于符合格律，即本人也可做到，只是以填字游戏法做成的诗，早已不再是诗了。所以毛泽东既然实践不够（仅有26首律、绝句），为避免死在格律之下，在作品中留下若干格律上的瑕疵，也就不足为怪了。鉴于一方面毛泽东已经多次坦言自己不通格律（曾屡次恳请郭沫若修改润色），一方面毛泽东诗中的格律问题又太过突出，我反而觉得没必要再加纠缠。
八、忽上忽下
我很喜欢毛泽东的散文，佩服它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彬彬，气概可观。但反映在诗词上，尤其当我不得不以“横绝万古”的超一流大诗人标准进行考察的话，偶尔也会有不以为然之处。尝试论之：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之境，则属走火入魔，如对王安石“绿”的激赏，对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啧啧称奇，均是此类中魔的体现。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深具古风，即他的诗词，几乎每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我想原因在于，毛泽东情感丰饶而诗思有限，语言超强而结构较弱，所以，他有时会犯下低级错误，有时又能写出令人颔首击节的佳句，遂使佳句与劣行交错，奇构与庸局纷呈。
例如，“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好，语言、气势、节奏若棋局之“三子归边”，佳句天成而无斧凿之痕，然下忽接“今日得宽余”，诗味陡降，竟忽生不伦不类之感。再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除末句有力外，其余诸句，无非饤饾铺陈，与范仲淹名文《岳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云云，命意相同，笔法酷似，然后者为文，无妨铺排，前者属诗，却效不得两汉大赋。谁知话音未落，蓦见“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三句，竟是怎一个“奇绝”了得。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何其舒缓凝重，情郁意结，忧思悱恻，真可谓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势，然下紧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两句，不觉骤为之气咽鼻塞。其中既无想象可言（思绪既已“直上重霄九”，吴刚、嫦娥云云，便属现成之典），亦乏怀人之思。《毛泽东诗词大观》的作者甚至从中瞧出“幽默感”来，说是“首先向吴刚问候，然后顺便幽默地问一句：吴刚，你这位名仙有何特殊之物啊？”这便更让人觉得不痛快。如果这真是幽默的话，这当儿它来的可不是时候。再往下竟愈益不堪，至“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已无可娱目。“伏虎”不知典出何处，其象征含义虽然一目了然，但就意象而言，却与由首二句领起的情感氛围，扞格难入。
也许，喜欢写诗填词的毛泽东，只是缺乏足够的训练，或有意识研习不够，或干脆就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谨。我欣喜地发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闻过辄改。在《七律·长征》下他曾作一“自注”，襟怀坦荡地提到一件本来也不妨隐瞒的事：“水拍：浪拍改。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一篇内不要两个浪字，是可以的。”当然反过来，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后，隔行又写出“金沙浪拍云崖暖”，在“七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错误的性质相当于围棋九段国手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紧一气，致使大龙被屠。
九、魄性的诗
在谈论毛泽东对“大”“小”的偏爱时，我曾提到感性与知性的问题，这里再略加展开。
中国文化是较为感性的文化，正如西方文化是更具知性的文化，一般我们也会说女人比男人更感性些，哲学家较诗人更知性些。就中国诗歌鉴赏传统而言，知性的诗人不仅极少，偶尔出现个把，在主流评价中亦难获激赏，易被视为旁门左道，相反，人们感兴趣的，多是以感性见长的诗人，更愿意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充满感性的句子，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类。即使说到对知性的欣赏，提供的样品，也总是巧智、谲智或理趣的成份居多，是惊鸿一瞥式的哲理，并无法纳入某种系统的思辨体系之中，著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若暂时从这一角度切入，我立刻发生了困惑，即发现很难把毛泽东归于感性或知性诗人之中，也不像两种诗人的综合。就是说，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我们既找不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式感性超强的例子，而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类表达得直截了当的生命奇智，同样难觅踪迹。也许，诗人毛泽东追求的，乃是“魄性”吧？
“魄性”是上海方言，在上海青年人的口语圈内，指的是某种胆气，比如某人在股指升高、市场难测时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就会被伙伴们说成“魄性大”。如果我们顾名思义，将“魄性”之“魄”还原为“气魄”，或许便接近了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毛泽东的大量名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不曾在智慧上受到多大启迪，我们与其说被感动了，不如说被震撼了。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三句，论形象不如“燕山雪花大如席”，说气势也未必及得上“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然而我们还是被震撼了。再如“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之序，万木萧条，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会有“竞自由”之心，然而诗句助人豪兴之力，却又是不容抹煞的。又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注家多认为“银锄”指“农民在山上劳动”，“铁臂”指“铁一样坚实的臂膀在挥舞”，意思当然一点不错，但也仅仅是表达一个意思罢了。就想象力本身而言，这里的焦距可没对准，两句的前后意象在技术上存在着正相抵消的可能。即若以“天连五岭”为观照对象，不可能看见农民的“银锄”，若以“铁臂摇”为着眼点，“地动三河”之势也将不复存在。毛泽东此处的技法与“或人大于山，或水不容泛”的中国古画法似有偶合之处，即不在乎眼前之景，专意于心中之情，遂使以肉眼为依据的透视法遭到废弃。于是结论只有一个，毛泽东写上述两句时，并没有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眼前没有虚拟之象可言，他只是本能地寻找一个充满“魄性”魅力的字面组合而已。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使本来甚至有点不知所云的诗句，焕发出某种神采。必须承认，这确实是只有诗才可能焕发出的神采。
我前面也曾提到毛泽东诗词结构能力相对不足。说准确点，其实这指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太过严谨，太过注重起承转合，换句话说，毛泽东诗词的结构由于过于注重魄性的完整，反而使情感的跌宕起伏缺少照顾。诗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本该在动态中求得平衡，甚至不妨在失去表面平衡的情况下求得意蕴的深化。为求操作方便，我们可试着从毛泽东诗词的结尾一探究竟。毛泽东诗词的结尾相对较少变化，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最为人称道的句子，往往多出现在诗（词）末，且称道的理由也较为雷同。随举数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等等。这样的句子（有些极佳，如“俱往矣……”，有些过于平实，如“世上无难事……”），我们并不能获得多少诗的享受，却可以感觉到某种莫名的亢奋。我们的心灵无所触动，我们的胸腔却砰砰作响。
诗词有可说之处，但其不可说不可评之处，领域更广。那便如同音乐，凝神谛听较之喋喋不休，总是更值得提倡。毛泽东诗资之高其实是无可怀疑的，读其二十二岁时的作品《五古·挽易章陶》，句法纯熟，古意盎然，即捉入汉乐府中，一时半会也难辨真假。又作于一九二一年的《虞美人·枕上》，婉约之容，直追宋调，且并无宋人爱情词札中常见的男儿乐做女身的“变性”现象（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所谓“哀鸿现象”），读后真是“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了。兹恭录如下，以表好诗共赏之意，又表敬佩之忱，并祈稍减冒渎之责。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 单世联
阅读革命
毛泽东非但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而且在他的体制下，领导人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等都是党的机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一九九六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其实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个人化的是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早已因《西行漫记》而广为人知。
一少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且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物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毛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主要谈了两种：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
十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比过去稍微体谅了一些。结论是只有斗争才能获胜利。
十三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如果只是温顺，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参见《毛泽东自述》15—17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一九一○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一般青年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油然而生的自然感情，在毛这里，成为其阶级意识、斗争哲学产生的温床。
毛少年时期的另一个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一九○九年他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支持了他后来的社会分析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身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形成这样的观念？
当然也有爱，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总的看，这是一个善良的中国妇女，只是她的品性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
毛泽东终生喜爱对立，热衷斗争，这一思想可以在他的少年经验中发现萌芽。但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是一种选择性乃至解释性的回忆。事实上，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有可能经历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尊重等。
二不安分的青年人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32）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