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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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种姓制度中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缺乏教育，
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1868年出现的那批新人
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权感到恼火。在西欧，13世纪和14
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
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
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
也许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
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
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
可能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的程度。因此，统治阶
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
可能是，新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财富这个意义上
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
来，他们将要求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取得妥协，
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
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变成
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
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
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
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来变革的高潮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
或蝶蛹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
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或者他们可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革命，那也要在
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来反对和击
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
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
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
已被接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20
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
历史似乎顺应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
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增长方面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市民对改革所
作的贡献很可能比乡下人所作的贡献大，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生物学上比别人优越，而
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的缘故，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
里，欧洲由城市带头掀起了争取扩大经济自由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市民之所以在组织
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不管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扩大自由还是相
反，是因为通常是由城市进行治理的，而这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具有吸引力。市民
在促进贸易、制造业和在当前促进发明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近几十年的
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
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而展开
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
　　　　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
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
政治城市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的机会实际上是无
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
民比乡下人思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改进的科学研
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
病和其它一些表现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
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
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
　　　　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
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
些结果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关头也起了作用。
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
而减少经济自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会、工人联合
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
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在减少
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
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城
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
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
念，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
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
离首都，不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它们的制度是
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
地区吸引来了。因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概括在历
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
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它的
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
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况
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
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
重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
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
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
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
大部分其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触。外国人带来了
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
规范的信任。外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使现有的统
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
可以用战争恐吓，或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
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
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另
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
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
地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
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
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
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
不要以为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同样重要或更加重
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
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
处于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
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
纯粹是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国家的那种愿望，在
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
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
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
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
导人中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遭到民族主义领导
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
民族主义领导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表示怀疑，想
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
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者着手
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
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改
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
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
方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
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
民族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
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
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
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
彼此采取敌视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很
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研究一下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转折点。在此，我们再次对由于机
会减少而造成的速度减慢和在经济机会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由于进行限制行动自由的制
度改革而造成的增长速度减慢加以区别。机会的减少很可能造成不利的制度改革，但是，
我们想把这种情况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不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化加以
区别。
　　　　经济条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不利的变化。自然资源可能耗尽，或者人口增
长可能过多或过少。有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可能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
资本或人才可能大量流向新的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出现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或飓风，
战争也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
化，原因是优等类型移居国外，或者不利的类型由他国移入，或者还由于优等类型与劣
等类型通婚使优等类型不再成为优等，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多，不知道对
这种看法应该给予多大的重视。还有一些人认为，存在着一些朝着经济停滞的方向发展
的自然趋势，这种停滞同人们富裕后如何花钱有关；有些人说他们花钱太多，另一些人
说他们节蓄过多，或者用来修筑坟墓和纪念碑的钱太多，或者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膨胀，
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从这些问题是否不可避免的角度，另
方面从它们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前，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
了，那就是：经济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而下降，而且过去就常出现这种下降
的现象。
　　　　我们目前感兴趣的是探讨仅仅由于制度改革而引起的经济下降，而不是由于前一段
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所引起的经济下降。由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报
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由于进行贸易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或者由于对经
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出现经济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
有些人通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主的人。这种人夺
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
可能的。还有一些人希望保持起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措施如累进
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
凡是其利益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为竞争将
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