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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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
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
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
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
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
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
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I．I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
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
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
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1880年当政府决
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
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19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25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
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
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
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
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
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
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5％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
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
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
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
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
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
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
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
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
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
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
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
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
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
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
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
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
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
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
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
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
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
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
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
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35％左右用于公共工
程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7％。其中大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规
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4—5％用于公
用事业，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平
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
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7％（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2
％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
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
贷款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
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
的钱花在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
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的份额可能只有5％；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
际资金的10％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
外，将2—7％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10％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
付息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
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
率超过平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价格迅速上涨的一
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
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
的房子里，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
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
此对利润征税妨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
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
促进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
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
的公民私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如公民们使用的方
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
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
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
于宣布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
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
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
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
值和资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
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
代国家的政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是符合平均
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
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
主要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
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
些部门还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国借款人、农业、
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C．T．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
工商业组织、农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1952年在英国只占个人收入
的1．8％，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2％。即使这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
的储蓄的增长抵销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
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
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资金
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
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
太大，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
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
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
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
资本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
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
资本。实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的资金，农业一向
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
候都更为困难，虽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于可支
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
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最小的。不时还有某些资本向外英镑区外流的现象，
各中央银行将启用作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对外投资是借钱给政府或公用事
业（如今大部分公用事业属于政府所有），由于缺乏可支配的储蓄，这种借款受到不利
影响。正如我们在后面有一节中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对外投资现在依赖政府间转拨的程
度要大得多，依赖私人贷款的程度小得多的一个原因。至于国内的公用事业，长期以来
的做法是将其价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因此它们一直无法储备很多资金，不得不用新
贷款来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种新情况下，它们要末像制造业所做的那样提高价
格，获得大笔未分配利润，要末更多地依靠政府拨款。对于这两种办法中的第一种办法，
政治气氛似乎是不利的。
　　　　由于政府征收的利润税日益加重，因而使私人储蓄额减少，所以如果要使储蓄总额
不下降，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必须储蓄更多的钱，并设立机构，向迄今一直依靠可支配
的私人储蓄的某些借款人阶级提供储蓄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
英国中央政府与战前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用税收来为自己的整个资本形成提供资金，
而且用税收支付地方当局的全部借款。后来它停止了这种做法；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减
轻利润税来刺激私人储蓄，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或效果是为了刺激消费，
那么它这样做是不对的，除非现在为了提高个人消费率而降低资本形成速度是适宜的。
如果利润税仍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就很难看出英国政府如何能逃避它不仅用税收为中
央和地方一切资本支出提供资金，而且成为新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和公用事业的储蓄
金来源的义务。
　　　　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
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
一的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
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
朝这个方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深信，已经达到并
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
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高水平，要
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
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
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
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
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
利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
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
善事业，而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少依靠他们供养
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
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