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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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已增长到它在那里的市场的极限，所以其资本家必然着眼于其他地方以便把他们的
利润在那里投资（关于这一点见第五章第二节（三））。然后还有所谓早开始不利：老
的国家墨守（比如说）1850年的技术和固定设备，并发现很难同用（比如说）1880年的
最新技术和固定设备装备起来的新国家竞争。
这种所谓的不利条件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如果两个国家在1880年用于投资的资本数
额相同，那么自1850年以来也一直在投资的那个国家在同1880年才开始投资的国家竞争
时，很难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新国家花钱购买的任何新设备，老国家也能买得起。老
国家可能发现保持它的旧设备比较合算，但是这样它就有了能够利用它的节蓄来发展新
的作业线这种有利条件，而新国家却要在旧的作业线上追赶。下面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
理，就是比较老的国家由于专业分工而受损失；
从1850年起，比较老的国家发展了它的设施（银行、销售、培训、运输、工程，等
等）来供应1850年所缺少的东西；然后它开始墨守成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它被自己
在19世纪50年代所作的努力形成的势头推着走，而未能适应19世纪80年代不断变化的需
求。所以新工业一旦发展起来，这些新工业就向尚未受到那么严重束缚的比较新的国家
发展。这种墨守成规可能还表现为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优秀的人才致力于解决老工业
的问题。同时，新兴国家的人才在旧工业中不单单是追赶或抄袭老国家，而且还在新工
业中突飞猛进，在当前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夺取老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英国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亚洲纺织工业的兴起和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丧失，低工资起
了很大作用。关于投资的论点也很说明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把它越来越多的积蓄投
资海外，就在1913年以前的那几年多达其积蓄的一半，这当然有助于加强其他地方具有
竞争性的工业，特别是在北美、印度和日本，而技术进步在英国却落后了。此外，英国
未在化学、机床、电气设备等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占据适当的份额，或者在这些领域中未
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是引人注目的。产生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于公认的纺织
业，由于轻视它古老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
人怀疑这种程式是否适用于英国。第一，到1913年为止，虽然商品出口额增长缓慢，英
国的收支顺差却不断增长，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额增长缓慢抑制了生产并从而抑
制了进口额的增长。但是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发展航运、保险和其他“无形”收
入比推动商品出口更为有利可图。第二，这种程式意味着，如果英国设法这样做，它也
可能做不好。在组织出口贸易运动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能做而英国人
想做却不能做得一样好的。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做只是因为贸易对英国来得容易，但是这
些事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得不做了，而如果不得不做，那么是否会允许英国人个性中
“翩翩绅士风度”起阻碍作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此外，由于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上夺得
世界贸易最大份额的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所以可能比过去出于良心认为对
待比较穷的对手，不应太严厉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地摆好架式来对待比较富有的国家。
要在世界贸易中居领先地位，除了仅仅占有适当的份额之外，那就要靠创新了。英
国曾在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达一个多世纪，但是创新（这同科学或者发明不是一回事）
方面的领先地位现在转到了别的地方，领先地位的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谁也不
能长期垄断智力，也不能长期垄断活力。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在生产和使用金属
与化学品方面的创新成为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荷兰曾在发展贸易方面成为竞争对手。
在这之前，领先地位曾一时为西班牙所占有，所以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追溯，追溯到罗马
和迦太基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之前。大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地位让给别人，这不是用
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还有心态、内部紧张关系、政治发展、制度的变
化、战争和许多其他因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大概仅仅反映出国内深刻得多的变化。和
先进的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连续变动一样有趣的是，欠发达国家没有打入这个小圈子，
只有日本一个例外。这有时也可以从一国对另一国的影响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国际
贸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
当一个国家经历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它的出口货价格就下降。这些出
口货打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它们在那里的作用就是破坏与之竞争的工业。到目前为止，
一切顺利，譬如我们知道，这就是19世纪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印度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受
到来自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货的不利影响。这种理论还争辩说，这种作用是日积
月累的。制造业中有大规模经济，所以，当（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发展，（比如说）印
度的工业萎缩时，这两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就会扩大。印度被迫越来越专门经营没有
规模经济可言的农业，而英国部分地以牺牲印度为代价越来越富。
这种理论同我们刚刚探讨过的理论完全是对立的，根据我们探讨过的理论，累积力
量的作用是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个差距。简单地把一国生产力日益提高的效果扩大到一切
其他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效果为数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它不一
定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售它的商品；它的货币收入可能增加，它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变。
如果它确实以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由于自己的专长在其他
方面也不一定受损失，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可能证明恰恰是使它们摆脱停滞状态
所需要的。我们在前面常常见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常常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走上经济
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样，欠发达国家因为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有巨大
的困难，这肯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以更便宜的价钱从国外购买制成品的国家，自己生产这类
制成品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国内货币成本同国外货币成本相比的问题，
因为货币成本同实际成本往往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一个只比较时价的问题，因为发
展的全部意义就是它使成本降低。所以当决定什么是要遵循的正确的政策时，人们必须
考虑到工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去做决定，工业化
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先说起步的困难。创始成本总是要解决的，这就是一旦开始就要坚持某一行的原因
之一。专业化的经济是规模经济。
这些经济将在大多数生产部门显示出来，这种经济总是不让人们从这一行转到那一
行。因此专门经营农业的国家用适当的运输设施、训练设施和类似的其它设施装备自己，
而不用由专门经营制造业的国家发展的各种服务业来装备自己。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
况，虽然临界资源的转移会无利可图，但是一次要用巨额资金去发展新行业的大转移，
到时候会证明比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要节约得多。实际上，这些大转移不能很快实现。
如果要进行大转移，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行为，让国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期间，在这
个期间内新行业的生产力比较低。有些私营企业主愿意采取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但是
一般来说，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采取，而且要用保护或者补贴新行业的办
法来支持。这种论点用于工业化特别有力量：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
产力是低的；它的劳动大军从农村生活转过来以后，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
能；公用事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收取的服务费很高；许多相互支持的公司的网络还
没发展起来。如果有理由认为现在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初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
支持制造业渡过这个阶段是值得的。这仅仅是对“新建工业”论的一种发挥而已，这一
论点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且为所有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
国家所采纳。譬如，直到170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在那时之前，英国
工业增长最快的时期有三个，当时它鼓励手工业工人移居国外，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
—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后来的斯图亚特统治时期尤譬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精心
的保护下进行的，直到英国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它才采用自由贸易。德国、法国、
美国和一切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都跟着采取了同样的保护模式。不过，
必须记住这种论点仅适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个国家一旦到达了已经具有规模经济
的阶段，这种主张进行保护的论点就不适用了。
除了创始成本之外，还有初创时期的无知要加以克服，因为即使在新工业没有保护
也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无知也会使这些工业无法起步。在先进的工业国，有许多富有
经验的企业家探索新的努力领域，但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
在增长的初期阶段，企业家们专事经营农业和贸易；他们不熟习新的制造业，因为
他们既不懂得制造业的技术，也不知道从事新行业要担多大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事
实将证明有利可图的新工业由于无知而遭到忽视，那么它就要行使创业的职责。政府可
以着手研究需求，研究生产问题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果这
样做还不够，政府可以邀请国外有经验的企业家来国内建立工业，作示范。如果障碍是
怕担风险，政府自己可以承担创业的风险，办法无非是出资本或出一部分资本，保证私
人资本的利益，签订购买这些工业的产品的合同（供自己的医院、办公室、监狱等使用，
或者转卖），要不就用其他办法补贴或保护这些工业。
日本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明显地表明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见效：从1870年到1900
年日本新建的行业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大部分工厂是由政府创办和经营的，
当事业开始时的暂时困难过去之后，就将这些工厂出售给私营企业。
创业职能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在最后证明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倒闭率也是很高
的。当推广一项革新的时候，无论是一台新机器、一项新产品、一条铁路还是一个新的
国外市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创业的公司破产，经过两三个他人之手之后才在商业
上获得成功。这种创业的高昂代价吓跑了企业家们，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那里的企业
家数量既不多，经验也不丰富。因此政府作为创办者在欠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较
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
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国A和B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
的市场。如果A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B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
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
果没有关税同盟，A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A国可能从一开始就无力在B国的市
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A国或B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A国和B国都办起了工业，
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
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A国实现工业化，B国得不
到好处，除非允许B国居民移居A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
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
损失。所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处必须按照每一情
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
的国家，如果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们的新建工
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作出有限的安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
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得到好处。
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
在19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
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
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
工业进行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
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
是说，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
动力所得的报酬比起边际生产率要多，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
是负数。从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它生
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
他们得到的工资。
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
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
弥补这一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
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
发达国家；它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适用于那些人
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
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
这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
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
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将做到这
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
争。日本和德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的，它们推行种
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