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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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了一个后来在当代中国诗坛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的诗派。当然，我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代人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借助大自然所给予人的力量，他们在绝望中形成了自信，在挣扎中感受到美好，在孤独冷漠中体味着温暖和深情……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悖谬，但，它存在过。而且以这种方式造就了一代人，这是一代在现实中极为匮乏可怜、而在精神上却用残损的翅翼奋力高翔的人——其心智、情怀直接上承俄罗斯。你看这里的描述：“淡青色的冰面上，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在寂寞的寒冷中，天空也仿佛凝冻了，在天与冰的遥远的汇合处，是一轮悲壮的红日。”“青灰色的冰原，殷红的落日，金黄的芦苇垛，弥漫于天地之间的薄雾，这是我对冬天的湖的记忆。……那时我们喜欢唱的歌是《三套车》，这使我们意识到内心的隐隐的凄凉；冰、雪、严寒，令人联想到旧俄罗斯的广阔的忧郁……”——我怀疑，这是当时的真正感觉，还是已经被俄罗斯化了的记忆？
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或者与它有着不解的精神联系的一代人，我想，书中所涉及的两个生活场景或许最能引起他们的回忆与思考。那就是上山下乡和文学沙龙。不知现在年轻的都市白领们会不会把当年的上山下乡想象成一种“苦休闲”。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那场“运动”所包含的惊人的浪漫幻想和同样惊人的残酷与卑俗。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场悲剧。它只是那位伟人面对着自己为了权争而掀起的滔天巨浪所冲毁的社会秩序时，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无奈的权宜之计。其中似乎有着他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农村运动经历的执迷，却没有任何抒情性可言。但是，“抒情年代”的年轻人还是“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去了。当那个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话语的压抑——而不像如今，是商业气息的喧嚣——令年轻的心灵无法忍受的时候，不少青年是把去农村看作一种解脱和解放。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在那个年龄，生命对于环境的困苦还有相当的承受力，对精神世界、对思想自由的渴求还是一种强烈而单纯的冲动，于是他们能把目光投向农村，当他们“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走向那个“广阔天地”时，对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似乎其中还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不无做作的期待）和对田园诗的憧憬奇特地混搅在一起，而最终，他们却无一不是从那儿逃离。从《蹉跎岁月》到《大林莽》，从《今夜有暴风雪》到《南方的岸》，我们看到过他们对“逃离”前后的生活经历的记载。可以说，无一例外，那上山下乡中的生活，那广袤辽阔而又荒僻贫困的农村地区的经历，都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回首和难以忘怀的深情。无论是白洋淀还是“大青湖”，是戈壁滩还是大草原……永远会有一些人，一旦提起某些地名，与那个时代相连的一切情感和情怀都油然复生：憧憬和向往、痛苦和绝望、自信和悲哀、浪漫和消沉……《抒情年代》回避了那宏大的历史场景，而把落笔处放在了个人的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史上，或许，正是这对于“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才有更值得深玩的意味？
还有另外一个场景：文学沙龙。“沙龙”当然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文革”中的沙龙却有它的奇特性。“‘文革’是乱世，动乱造成了空隙，就在这些窄缝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了一下不再与政治或政权有关的小社会，那时我们称之为‘圈子’。”这“圈子”是一种变态的“沙龙”，它的气氛，与其说像是正常年代中文学圈内高谈阔论的聚会，不如说更像是沙皇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现在已经很难设想在那疯狂而专制的年代竟然能够有那么“自由”的聚会。自由确实产生于秩序的废墟之中——当然这种“自由”的头上也始终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沙龙的参与者们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也很难设想革命话语泛滥成灾的岁月里会有那么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其实都只是为了填补那有形无形的闲暇时光。一些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思考者就从这里起步，一些所谓“民间思想群落”（有的论者把他们称为“68年人”）就在这里形成。时过境迁，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依然宣称着“坚守”，但更多的则已经灰飞烟灭。潘婧似乎带着一点不屑提到，“如今的研究者在描述当年的‘地下文学’的时候，考据一般地说到几个著名的文学‘沙龙’，我已经不能确证他们的存在。当年随意的聚会，夹杂着平庸的龃龉与琐碎，如今已成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历史或许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中形成。”当
轻扣昔日少年心扉 触摸沉重历史一页
■ 孙家洲
青年人生活在对明天的憧憬中，老年人生活在对昨天的回忆里。虽说记不清是谁说的大意如此的话，但它描述的应该是一种常规。所以，述说往事、撰写回忆录，通常是老者的“专利”。从唐代诗篇所见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到今天数不胜数的回忆录，莫不如此。而且所回忆的内容，大多与高层、大人物有关。这一常规，随着《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一书的出版问世而受到冲击。这是一部中年人写的回忆录，追记了“北京孩子”在那个充满激情与荒唐的年代里的生活，包括他们“复课闹革命”的学习插曲，课外活动，各种自得其乐乃至于不乏恶作剧的“玩”法，由电影、小人书、字书构成的“精神食粮”，以乒乓球、自行车、游泳构成的“三大运动”，简单而又酸甜兼备的日常生活，以穿戴、打群架、烟酒“享受”构成的当年“时尚”。书中没有正面记载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当年“小人国”里面的种种“风情”、甚至是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鸡零狗碎”，细细地拣选出来，以散淡而优美的文笔，串连成别具特色的“少年社会实录”。它依靠细节的挖掘、精妙的点评，令人遐思不已。
单说《红底金字》的封面设计，就颇具匠心。以“毛体”书写的四个金字，题压在以红色为基调、间有黑色相杂的混沌世界之上，太容易使人联想到“红卫兵”袖章、特定年代的“红色恐怖”、令人敬畏的城墙。它在纷乱、浮躁之中，隐现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皇家威严”。《红底金字》尽管不是小说，但它以“京味”语言书写京城的世俗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与老舍、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的京味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序》中开篇明义：“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谦虚”，那就“上当”了；请看下文：“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一点，是北京孩子散淡”。何谓“散淡”？是不屑于苟苟钻营，是淡泊名利。在当下，难道不是一种美德？所以，作者的开篇自白，即便不是“自诩”，也是潜藏着自得的“自嘲”。北京人有资格自豪、乃至于自傲。即便是在全国大乱的年月，身在北京也可以享受“外地人”所不具备的“待遇”，至少“优越感”是存在的。譬如说，外地的“红卫兵”为了到北京接受“红太阳”的检阅，是要远行千万里的，而北京的孩子则可以安享地利之便。至于书中所说到的，在重大节日，几十万的北京孩子要在广场充当“组字”的人山人海；外国元首来访，从机场到国宾馆几十里的“夹道欢迎”，也要由孩子们来扮演“迎宾”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当年参与其事的孩子们，现在说起来必定是感叹“太不值了”！然而回想当年，外地的孩子想要获此“殊荣”《或用现在的话来说“受那罪”），那是绝不可能的。生活在京城，你会身不由己地多听到一些什么；多想到一些什么，所以北京人的言谈无意间多了一点政治色彩。如果有意于让地域性、群体性的回忆录，多承荷一些社会意义，北京显然是？首善之地”。又譬如，书中多次讲到的胡同、大院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也是北京独特地域文化的体现。
因此，《红底金字》首先吸引的读者群，应该是现在50岁上下的北京人。这些被称之为当今社会“中坚”的人群，突然发现这样一部以他们的青少年生涯为记录实体的著作，一定是“眼前一亮”，阅读的过程就是怀旧的心理路程。我的妻子就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我携带《红底金字》回家，她一看到书名，就毫不客气地一把抢走“我先看”。她几乎用了一个通宵看完此书，说了一句：“写的有点意思”。随后补充了一句：“里面说的孩子们干的事，我差不多都干过。”眉宇间竟然流露出少见的羞涩和自豪。我吃惊了：“一个女孩子？”回答是：“你以为怎么着？‘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们一个单元楼的人家，大人不是被关押审查了，就是忙于造反去了，十多个孩子都没有人看管。那会儿我下楼，根本不是走，而是骑在楼梯扶手上一路滑下来！拐弯绝对没有问题，技巧高明极了！”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了！她意犹未尽，再次补充：“说到‘打群架’，有个问题书中没有说透：最常见的‘打群架’，是发生在大院孩子与胡同孩子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孩子身上都看得出来。”老天！紧急打住！再说“阶级分析法”就要出来了！
《红底金字》的“京味”属性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同龄人，也完全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有理由成为本书的“铁杆”读者。即以本人而言，直到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当时对北京和北京人是只有向往而没有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我同样对《红底金字》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感”。追寻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个人感情因素。我与作者刘仰东以及活跃于书中的黄新原、邢东田等人都是多年好友，看着他们由一部《红底金字》而“进入”历史载录，真是感慨良多。探寻他们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甚至想去发现当年他们“玩坏”的“劣迹”，也是我阅读的“动力”。其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与书中多数主人公的年岁相当，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足以使我们跨越地域的分野而灵犀相通。书中所框定的年代，包含了一段历史上的荒唐时期。北京孩子们所身历目睹的苦难，包括心理创伤，生活在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也无法幸免。“斗校长”一节，说到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在被剃了“阴阳头”之后，唱着“语录歌”，从学校的楼顶上跳楼自杀。我读到此处，记忆立刻被牵回了“文革”初期。我当时是山东偏远农村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村头有一所中学，不懂世情的初中生们响应号召而“造反”了，将校长和教导主任双双批斗。教导主任不堪人格的羞辱，会后就在操场旁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我随着人群跑到那里，死者的惨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之后，还有知情者以惋惜的口吻告诉我：“那位教导主任，教古文，讲得好极了！”北京的女校长、山东偏远农村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约而同走上了黄泉路。“文革”期间，全国有多少老师在自己学生的“革命”冲击之下而死于非命！暂且不说谁应该为此而负责任，《红底金字》把此类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就是在保留“信史”的一个侧面。它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患上健忘症才好；但愿我们还有揭开疮疤看从前的勇气！是否可以把《红底金字》视为孩子们的“文革”博物馆？让我们时常到此巡礼、反省！
《红底金字》固然可以视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情画卷，但是，我在展读之际，感受最深的却是：沉重！尽管作者尽量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记事，而历史的沉重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掩饰的。孩子是什么？我们听到的优美赞语不知有多少：花朵、宝贝、豆蔻年华、青梅竹马、英俊少年、二八佳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明天……而我们通过《红底金字》所看到的孩子们，是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品味着怎样的人生？展现着怎样的人性？鲁迅先生若在，是否一定发出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杜荀鹤《赠元上人》）“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李商隐《忆住一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苏轼《和人假山》）这些活跃在唐宋诗作名篇中的孩子们，与天真烂漫、田园牧歌、乃至于闲散雅致融为一体。本来，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在阅读《红底金字》之后，于有意无意之间，翻检唐诗，顿悟以下三首诗作之妙。白居易在年满五十岁时，有《寄山僧》之作，感叹“白首谁能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孔子曾经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白居易的通脱潇洒，可以算是真正“知天命”者。不过，还想说一句添堵的话：四十九年皆为非，五十之后又如何？至于那些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非”的人们，实在应该细读《红底金字》。朱元《迎孙刺史》一诗借“童子”的“代际转换”之速，道出了时光无情，“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此句最切合现在的语境了——《红底金字》当中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人生几何！《红底金字》让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了自己的童年，引发的回忆已经是五味杂陈；那么，假设当着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步入耄耋之年，其中又有人要提笔撰写传统型的回忆录之时，我们的青壮年生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除了不得不应对环境而首先求得生存之外，又留下了什么值得后人敬重的一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