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书涉及了以下论题。
一、乡镇工作实态与政策损农
本书的上编曾以《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为题，贴在数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网站上，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办的《中国研究论文库》转载。作者署名“风云一号”，显然不愿表露身份。实际上，除了该文的人员外，本人或许是它的第一读者。
2001年，本人在调离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之前的某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件，打开一看，那是来自省内一位乡干部寄来的名为《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读罢夹附的短信，方知他是我曾重点采访并研究过的“民选村长”徐国富（参见《民选村长访谈录》，载肖唐镖《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的朋友李昌金。浏览他简易装订的报告，说实话，“农民负担”的标题及其充满激情的前言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农民负担于我已是一个十分熟悉的话题，而充满激情的言说往往会缺失应有的客观和理性；但正文中有关乡镇工作实态和上级政策损农的描述和介绍，却引起我的高度注意，那正是本人那些年一直关注的兴趣点。
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对农民收入逐减与负担加重、基层财政日益困难等新问题的关注，本人十分注意了解和把握乡村工作机制的新变化，找寻影响农村形势变化的因素及其发生机理。在数年逐步深入的调查中，得悉其中一些奥秘，如基层政府与组织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以及他们加重农民负担的种种花样，应付性地完成上级财政任务中的“买税”、“引税”、“空转”等手段，上级政策是如何抽空农村基层资金、并向基层施压，等等；并由此撰写了有关论文和一系列对策报告（部分已收录于《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李昌金的这份报告，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乡村工作的实际运转状况，如经济工作、税费征收、创收等等，特别是描述了县、乡、村财政运转的实况，如面对县里下达的逐年刚性递增的财政任务，乡村的“缺口”越来越大，乡村组织怎么办？他们“完成”任务的办法，罗列起来竟有11种之多：用国家专项资金填；用乡村提留统筹款填；用乡村组织自有收入填；银行贷款；向私人借高利贷；乡村干部用自己的钱填；变卖乡村集体的房、山、地、企业；“化缘”；“寅吃卯粮”；“空转”；“买税”等。他还描述了这些年来一些法律和政策在农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中包括林业政策和《森林法》、投资政策和粮食政策等，并提出：“一些法律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走向立法精神的反面；一些法律政策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可能变成经济发展的桎梏和羁绊。从某个角度看，每一部涉农法律的出台都是给农民头上加了一层紧箍咒；都是给一些执法部门提供了一种向农民收钱罚款的工具；都是对农民利益一次（多次）或大或小的侵占。政策亦如此。这或许可以说是法治的悲哀！”这样的乡村景况，这样的尖锐话语，笔者尽管并不陌生，因为在基层调查中常有胆大且富于智慧的干部也会说起，但由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较为系统地表述出来，却是第一次。可以说，该文应能帮助人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中西部地区县、乡、村三级政府和组织的实际运行状况。
经过几天的仔细评阅后，按照书信中所附的电话号码，我直接与李昌金通上话。询问完基本情况后，约他在方便的时候到南昌细叙。不久，我们如约见面，我系统地谈了对该文的看法，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见，主要在准确度、具体化和系统化等方面，并建议强化描述色彩。此外，还建议他围绕县、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干部的收入与工作状况，选举与村干部的管理等问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做些补充调查，再写一些篇章。后来，收到他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修改稿，其中增加了较多的数据和案例，我做些简单校正后便回传给他。这便是人们在网上读到的文字。建议中的其他篇章，也收到他传来的几个较为简单的初稿，我读后传去修改意见，但因他表示为难后作罢。
如今，本人将该文再做必要的修改后作为本书的首编，不独因为上述这段交往，更因为它切合本书的主题——“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而且也因为它所描述的事实——乡村工作运行机制与国家涉农政策和法律——依然在以巨大的惯性运作，并未成为历史素材。此外，还因为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曾为研究
萧伯纳的吊诡
■ 王纪潮
萧伯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访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的一件大事情，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都有一种期待，希望萧翁能够为积弱的中国诊断一下，开出一个社会主义治疗的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似乎也有这样的自负。当周围的华人文化精英们阿谀说：“萧先生，你真幸运，可以在上海见到太阳！”萧伯纳立刻回应说：“不，是太阳幸运，可以在上海看见萧伯纳！”有人曾在文章中以此为话题谈到了这件往事（胡学常：《太阳有幸见到萧伯纳》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第526期）。在我看来，“太阳有幸见到萧伯纳”的调侃固然是典型的萧式幽默，但实质却反映出萧氏对中国之行的游戏心态和中国文化精英们的无奈。作者在文章结尾还专门提及当时中国的右翼学人对萧伯纳的来访不无挖苦之词。客观地讲，这多少是指出了左翼们希望萧伯纳这个外来和尚可以念好中国经的幼稚。最近，我读《陈君葆日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出版），里面刚好有一段记载萧伯纳来港访问的事情，时间正是他到上海之前。萧伯纳在港对听众也发了一通议论，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为胡文做点补充。
陈君葆（1899～1983）是香港闻人，长期担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大陆来港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日记中有不少趣闻。萧伯纳是1933年2月11日到港，据作者记载，香港的学界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甚至没有派一个代表去迎接。13日的萧氏在香港大学讲演，仍然没有教育界的人物捧场，这和大陆知识分子成为鲜明的对比。结果萧伯纳大讲了一通“青年要做革命者，要与时俱新”的话，还说“毁灭文化的是教育”、“课本不是好东西”、“学校里将来的智识能够完全忘记最好”等等。这是不是萧伯纳意气用事，故意发泄对香港学界的不满？不得而知，但萧伯纳讨厌学术圈子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作者在日记中记录，萧伯纳在演说中给学生的指示是明确的，就是成为一个革命者。萧伯纳说：“如果二十岁的时候你是一个赤色的革命者，那到了四十岁你还可以有不落伍的希望，但是若果在二十岁你不是一个赤热的革命者，那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便会成为不堪设想的化石了。”陈君葆因此很受鼓舞，认为萧伯纳是一个“时代的指示者”。针对萧氏要去中国游览长城的舆论，作者断言：“他哪里有闲空看那‘了无用处的万里长城，跳跳过去又过来呢！’”（2月14日）不幸的是，萧伯纳在2月25日的确去看了“了无用处的长城”，而且还有一段与他这个“时代指示者”身份颇不符合的言论：“我来是向中国吸取新的指示，并没有什么诏示给予中国。”（2月25日）可以说，此话不但是使陈君葆失望，而且使整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界都感到了失望。这也就是说，1933年的太阳在上海看见的萧伯纳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吹者，而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行家或美食家。那么多严肃的中国革命问题都被他用幽默左推右挡化解掉了，从陈君葆的日记来看，这大概是有意为之。
陈君葆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萧伯纳在香港讲演中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可以证明萧伯纳本人对来华发表演说的游戏心态。萧伯纳说：“……今天的几句话你们听了，在你们能够统通忘掉最好，便是在此后和一个礼拜当中略将它们咀嚼细味一下往后也要将它忘记掉。这不是趣语，而实有许多回味在里面。”我们不禁要想，萧伯纳的这番话包括不包括要求青年做革命者的言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陈君葆恐怕认为是不包括的。只是在事隔七十年之后再来看它，萧伯纳在煽起青年们的热情之后，又来这么一个急刹车，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幽默，而是此翁的狡黠。我们知道政治学界有一个“萧伯纳公式”，是萧伯纳在1903年提出的论点：杰出的人物是越老越革命。萧伯纳在发了一通革命议论之后，又希望人们忘掉？这恐怕是他的吊诡之处。
我们可以把萧伯纳要求青年在二十岁成为革命者，又让青年忘记的言论，与据说是他的同胞邱吉尔说的一段名言进行一下对比。邱吉尔说，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如果过了三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在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英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一般都认为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萧伯纳老先生原本不在此列，但是他在香港鼓动中国的青年成为革命者，又要他们忘掉的说法，使我们思考这是否是由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使萧伯纳在中国革命这个复杂问题上变得谨慎起来，使他从早先的立场上后退？
从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萧伯纳在上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与他在港希望人们忘记他的激进言论是有一致性的。青年当然是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它的破坏力也必然是巨大的。哈耶克（F．A．Hayek）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理性的自负”会导向“通往奴役之路”。萧伯纳在三十年代有没有同样的认识我们不能肯定，但他在上海的谨言慎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当萧伯纳说是向中国学习而没有什么昭示给中国之时，他大概是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急切的期待中感到了某种不安。这位国际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一路北上走来，让上海的太阳幸运了一回，也让了无用处的长城开了眼，其游戏外表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态，是自负、惶恐、疑惑、谨慎、还是理性，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但可以感觉到一点，这就是聪明的外国人，哪怕如萧伯纳者，对中国的事情也开不出好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的聪明就在于他适时的闭上了嘴巴。
面对“美丽新世界”
■ 止 庵
按理说伯纳·麦克斯这路角色，根本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因为有如书中所写，那会儿人类是由“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来的不同种群，而“所有条件设置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们喜欢已经注定的社会命运”，没有谁会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许伯纳的胚胎在培育过程中所吃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所以才会与众不同，说出“可是，你从没考虑过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地选择幸福吗，丽英娜？比如，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之类离经叛道的话。
《美丽新世界》向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本小说中，也有此类异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纳对于既有秩序的质疑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我们》里，I－330试图发动一场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和茱莉娅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纳不过发点牢骚罢了。何况当发觉行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就不失时机地从“保留地”带回多年前走失的琳妲及其与“野蛮人”生育——“美丽新世界”已不采取这一方式繁衍人类——的儿子约翰，从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红人。此后遂改由“野蛮人”约翰去质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为外来者，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有限。
作为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不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另外两本好看。“三部曲”同属幻想小说，都是传统写法；以此而论，《美丽新世界》写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们》就差得更多。不妨归结为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或者要说，赫胥黎的艺术手段不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来却别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该如此”。《美丽新世界》的特殊价值，恰恰与此不无关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1946年再版时，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经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威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
《我们》里的“大恩主”曾经宣布：“假如他们不懂得我们将带给他们数学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的义务便是迫使他们幸福。”《一九八四》所揭示的，也是同一问题。但这在《美丽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几乎一致把这种“幸福”天经地义般地接受下来。就像书中总统对约翰说的那样：“你看，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应有尽有，若是得不到的他们也绝不强求。他们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为何物；也不存在着父母的问题让他们担忧；更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所带来的激情；他们都按固定的条件设置从一而终。即使出了事也可用唆麻来麻痹自己——就是那些你认为它夺走了自由，而扔到窗外去的东西。”牵涉《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运，构成小说内在冲突的内容，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除了“美丽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位总统还说：“跟受苦受难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现实中的幸福就显得平庸了许多。而且，在人们心里，稳定不如动乱热闹；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离奇来得动人，更不如抵抗诱惑，或是为了抗拒激情和怀疑来得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会显得伟大。”已经预先道着我们读《美丽新世界》与《我们》《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布兰引温斯顿和茱莉娅人其彀中，然�
